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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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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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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的“主观主义”，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读书人、上层精英生活脱离群众，就在于中国的上层与下层是完全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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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就必须首先在读书人中反对“主观主义”这种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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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必须反对“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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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指出，正是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造成了读书人为了追求虚名而“文人相轻”，这就是党争的根源。而正是为了对抗这种风气，王阳明方才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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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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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宗派主义”的另一个说法，其实就是“朋党”或者“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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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朋党”，大盛于北宋。由于王安石的改革诉诸《周礼》，于是，这就使得熙宁以降，围绕着具体改革方略的争论，转变为围绕着儒家经典真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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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做《朋党论》，他便以为“君子”们争的是“大义”，而“小人”争的是利禄，故“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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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党争”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内讧，“党争”更是导致北宋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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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说，“朋党”就是结党营私，其名曰追求“大义”，实则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对于官员而言，这就是把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法之上，置于道义之上。党争是大私，是官场痼疾，党争一日不去，天下则难见公道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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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说：民主应该是打破“特权圈”的力量，而不能沦为知识分子争权夺利的工具。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名曰一党，而实质上没有党派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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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20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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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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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100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4.5亿人中就有450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1%，99%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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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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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个要反对的，就是“党八股”。所谓“八股”，就是教条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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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更认为，中国有两个八股，一个是“旧八股”，一个是“新八股”或者“洋八股”。而“新八股”、新教条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它向右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向“左”则发展为党内的教条主义，即机械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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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要打倒党内的教条主义。而这在文风上，就必须同时打倒“旧八股”、“洋八股”和“党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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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上的许多人对于中国文明的理解是形式主义的，那么，五四运动以来许多人，则把文明和文化理解为抽象的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而他们对于西方文明、文化的理解，同样脱离了对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分析，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同样是形式主义的。他们不知道，西方的思想和文化，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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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深刻剖析了现代中国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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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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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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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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