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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对于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文明的错误理解，对于文明的形式主义追求，不仅害了中国文明，害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害了中国共产党，害了中国人民。它更造成了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而党内的错误思想，既是中国历史糟粕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缺点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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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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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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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么，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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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么，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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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批判地总结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最终还是为了批判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体地说，是为了批判长期统治中共的王明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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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做有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首次公开批判王明。他认为：诸如王明这些人虽然读了点儿书，但他们的问题是修养不够，他们在精神境界上不但不能望马克思、列宁之项背，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也相差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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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毛泽东看来，王明等人之所以修养不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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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自以为读了几本苏联的书就可以号称有马列主义修养，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一个人的修养，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只能从人民群众中来，离开了这个实质，就无所谓共产党人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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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得到的充其量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词句，丢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们的书，完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质，这样的书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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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20世纪40年代这历史大转变的关头，忙着以写书、出书来确立自己“道统”的人，不仅是蒋介石，另一个汲汲于此道者便是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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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王明又一次再版了他写于1930年11月、初版于1931年2月，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而这本书1932年3月再版时，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当年的王明，正是凭着这个小册子，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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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这样几种为统治确立合法性的方式：一种是凭血缘承继的，一种是靠暴力征服的，还有一种则是靠金钱买卖的。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后一种确立统治合法性的方式，并将此称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统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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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古往今来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统治方式，那就是通过装扮成某种学说、思想和“真理”的合法继承人，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和统治地位，而这就是所谓通过垄断“意识形态霸权”以施行统治——毛泽东和安东尼奥·葛兰西，重点分析和批判了这种统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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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明在党内所要确立的，就是这样一种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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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王明在中共党内本无资历，而他掌握的最大的资本，就是思想理论的资源。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此人记忆力甚好，他用很短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俄文，对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能够倒背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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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其著作的三版序言中说：“每个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非，一概断定为此地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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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这无非是说：今天，不能把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王明路线，看作是错误的。“或把今日之非，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非，一概断定为此地之是”，而这就是说：不能把中共的错误，看作莫斯科瞎指挥的结果，即使莫斯科自己承认瞎指挥，中共自己也绝不能这样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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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旗，王明做出的却是诛心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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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名言是：今之儒者，“以理杀人”。而王明就是这样的“今之儒者”，王明的肃反，就是“以理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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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明的“厉害”，对于王明的肃反，中共党内是记忆犹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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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恭迎，陕北公学大操场万人欢呼。而毛泽东说，这是“喜从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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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未必代表了中共高层的一般态度。高岗后来则愤愤不平地这样说：“什么喜从天降，是祸从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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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王明的再次“自天而降”，的确不能不使人忆起1931年1月米夫等人给中共“空降”下来一个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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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的高岗，却无论如何是不敢当面笑骂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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