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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明同机到达的还有康生、陈云、曾山、孟庆树（王明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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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康生、陈云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与洛甫、毛泽东组成“五大书记”。王明虽然没有被推为“总书记”，但他却在会上表现得不可一世——王明那时的气势，甚至超过了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初出茅庐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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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合影，王明居中而坐，如众星捧月，而毛泽东则低调地站在了后排的最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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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忘记了今天的中共中央，已不是当年上海的那个地下组织，而如今的毛泽东也已不是红一军团的政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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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会议”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七大”，整整一年前，即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当选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七大”筹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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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连共产国际也看懂了这样的事实：如今再按照苏联的意志来改造、“整肃”中共，硬搞一套，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而如果王明坚持这样做，那只能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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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会议”召开半年后，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会议通过了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决定。正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受命返回中国，传达会议决定。行前，季米特洛夫特别叮嘱他说：“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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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如实传达了上述指示，这次“九月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而当时在武汉中共长江局的王明却拒绝回延安，而是要求在武汉或西安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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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满天飞”，面对王明的霸道，毛泽东也火了，他质问道：共产党的中央全会，为什么要在国民党的地盘上开会？他就是抬我去，我也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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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任命王明为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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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明却继续采取攻势。1942年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王明批评刘少奇不公道，提出要让全党一起来评理，而王明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没有错，错的倒是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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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联共（布）党史》，王明立志要为中共编一部《春秋》，而他的书所采用的也是“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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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版序言中，王明说：“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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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要算历史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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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的道理也很简单：王明要算历史账，那就算历史账。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灭顶之灾，你王明竟连一句反省都没有，你倒是有了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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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难道是书本吗？难道是王明搬弄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词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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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抛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所遭受的巨大挫折，空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可能标榜自己代表马克思主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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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毛泽东也开始编历史书——他后来所说的“党书”，他把“中共六大”以来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文件集中起来，编订成册，而这就是《六大以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说：“在编辑的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博古。他最不满意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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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己则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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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10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941年9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整风也整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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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9月会议”。参加会议的28人先后发言，洛甫、博古、王稼祥、李维汉作为当事人，批判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错误路线，鉴于惨痛的教训，他们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在那次会议上，王明陷入了彻底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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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率先提议要算历史账，而这笔账最终却不可避免地算到了他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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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毛泽东偕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私下交谈，以表团结之意。但在第二天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却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偏离了主题，必须立即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以专门检查中央目前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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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拒绝了王明的建议，而是坚持继续“算账”。10月22日，王明突然宣布自己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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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明不同，洛甫是明智的，洛甫明白：王明要算账，这完全是自取其辱，王明嚷嚷着要算老账，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也算进去。于是，1942年1月26日，洛甫提出要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下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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