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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银行利用《巴塞尔协议》中的漏洞设立了一种资产负债表外实体，之后被人们熟知为“结构性投资工具”。简单地说，银行不必为金融工具留出任何资金——对，不必留出一分钱——只要未清债务的期限不超过一年。这就是为什么联邦金融分析公司（Federal Financial Analytics）的执行合伙人凯伦·肖·彼得鲁说：“这场危机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预见的，只是没有被指明而已。”到2007年夏天为止，市场上有29种结构性投资工具，其未清债务总额达到3680亿美元，而这其中约有1000亿美元属于花旗集团发起的结构性投资工具。由于结构性投资工具和其他众多的AAA资信评级证券的买家一样寻求收益，所以很多结构性投资工具开始购买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表面上，结构性投资工具独立于资产证券化的发起银行。但是，如果出现经济危机并且出现违约，难道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公司真的能够袖手旁观，就这样看着结构性投资工具垮掉吗？或者，真出现经济危机时，公司必须快速采取行动，将债券放到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尽管这将带来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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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风险源存在于市场的流通渠道中——那些流通渠道的存在完全被当做理所当然。大型银行向抵押贷款公司提供最高贷款额度来使它们发放次贷。这是行业最主要的资金机制。然而，银行不仅仅宽限贷款公司的大型贷款，还找到了一个更现代化、更有效、更能获得资本的方式。它们设立了一个资产负债表外的金融工具，来发行短期商业票据。这种商业票据由抵押贷款支持，属于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一部分。据惠誉国际评级的数据，到2007年春天，这部分市场已发展到大得惊人：1.4万亿美元。商业票据从评级机构处获得最高评级，这样货币市场基金也能够购买这种商业票据。然而，为了获得十分重要的最高评级，资产证券化发起银行或其他银行总是必须提供某种担保，来应对金融工具无法替代到期的商业票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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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的疯狂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也越来越喜欢这种票据，常常为多出的一点点利润争得头破血流。尽管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担任传统银行的角色——它们是最终的真正的贷款者——它们受到管制的方式却和其他银行不一样。由于它们持有高资信评级证券——这是为了满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于是政府中没有人担心货币市场基金拿出的抵押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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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所有的货币市场基金同时开始质疑票据的资产质量会怎样？如果它们停止购买会怎样？要么资产证券化发起银行通过毁掉自己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来保持流通性，要么所有的金融工具必须抛售资产来获得资金。这两个办法都让人高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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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货币市场基金还是市场流通渠道中最核心、最深处、最不引人注意的使能者。这就是所谓的“回购市场”，该市场中，公司能够通过抵押资产来获得短期贷款，很多时候贷款时间能短到一夜之间。耶鲁经济学家加里·戈顿，就是那个为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制定风险模型的博弈论者，这样来解释回购市场：假设富达投资公司（Fidelity）拥有5亿美元的现金，并计划最终将之用于购买证券。该公司想要把这笔现金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赚利息，但想同时保证随时能够收回，于是公司可以把这笔资金放到回购市场。富达可以将这5亿美元存在投资银行——比如贝尔斯登，戈顿举例说——由于贝尔斯登提供抵押品来支持该贷款，它能保证这笔钱很安全。富达给贝尔斯登的金额和抵押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被称为“估值折扣”，危机前市场普遍使用2％的股指折扣，这意味着贝尔斯登因1美元的抵押资产而获得98美分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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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贷款，即有抵押品的贷款，一般比无抵押贷款的风险低。在华尔街上，当你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现金时，你可以从回购市场中获得，因此回购市场被称为最后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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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购市场中也存在危险。这个市场黑暗模糊，而且规模巨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一个报告，到2007年，美国投资银行约半数的资产存在于回购市场。对于依赖该市场的公司来说，这个市场上实际上存在一种时间差，因为银行可以担保长期的、流动性差的资产来换取短期的资金。如果短期资金消失了，它们仍然拥有该资产，这些资产就需要银行来融资。另外一个隐患是，回购交易不受正常破产流程制约。贷款者不需要担心他们的资金被套住，他们完全可以在感觉到危机的第一时间抓取抵押品。而且，谁最先下手谁就是赢家：没有破产法庭法官来判决什么是公正的做法，什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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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泡沫经济的不断发展，华尔街开始用风险越来越高的资产作为回购抵押品，包括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样做的原因和往常一样：比起用国债作为抵押品，使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回购抵押品能给贷款者带来更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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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一次出现疑问：如果贷款者开始质疑抵押品的真正质量，市场上会发生什么变化？贷款者也许会要求获得更高的估值折扣，这意味着银行获得的贷款将减少，因此它们必须很快地卖出资产，不然将面临资金短缺。或者，如果贷款者不愿接受某公司的任何抵押品呢？这样的话，一个常规的回购交易将会变成不祥的预兆：是否进行回购交易将能够决定某投资银行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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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有了存款保险，银行客户排着队从即将倒闭的银行里取钱导致银行挤兑而倒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戈顿和同为耶鲁经济学家的安德鲁·迈特里克后来在一篇论文中称，回购市场为现代版的银行挤兑提供了条件。虽然你再也看不到这种银行挤兑的照片，但是挤兑的摧毁力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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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风险不断堆积起来的时候，监管者们在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就像监管者把视线从主街上的掠夺性放贷上移开一样，他们也无视华尔街上快速堆积起来的次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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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没有哪个监管者有权或有能力来系统全面地检查各个公司，并找出体系上的潜在问题。美国监管计划中不存在这样的角色。美联储对于抵押贷款的捆绑和再捆绑的理解有限。原因之一在于，《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阻止美联储对大型银行的非银行子公司进行详细的调查。换句话说，尽管美联储负责监管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它也只能让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监管银行的交易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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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美联储并不急切地想进行深入调查。美联储和其他的监管一样，相信风险已经从银行账上转移到了无所不知的市场里。一位前美联储官员说，大家的态度是：“我们不该去告诉市场该做怎么，不该做什么。”在2006年初格林斯潘退休并由普林斯顿经济学家伯南克接任后，美联储还是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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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美联储对银行管理抱有极大的却毫无依据的信心。美国总审计署的一份报告发现，所有的监管者“承认他们过于依赖企业管理人员的风险情况说明”。根据总审计署报告，2006年美联储在“几个大型综合银行机构”里进行了压力测试。美联储发现没有一家被调查机构曾进行过测试，来查看资不抵债的可能性，并发现机构的高级管理者“质疑更多压力测试的必要性，特别是针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从2005年到2007年夏天，美联储发表了一系列名为“大型金融机构对风险的看法”的内部报告。该报告2006年下半年的部分在2007年4月发表，其中写道，“针对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监管方面没有大问题”以及“体系中重要的金融机构中的资产质量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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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中，监管者尝试着承担那些他们并没有能力处理的责任。当时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是威廉·唐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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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委员会历来都在监管任何与股票的买卖相关的业务。全美五家大型投资银行均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范围内，它们是贝尔斯登、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雷曼兄弟。但是，它们都建立了控股公司以及一些参与各种业务的分公司。比如，有些分公司专门进行衍生品交易，该业务和股票的买卖没有任何关系。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任何政府机构来监管这些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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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欧盟规定这些控股公司需要受到美国监管者管制，不然欧盟将亲自对那些处于其监管范围内的分公司进行监管。美国投资银行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它们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一个名为“并表监管实体”的项目。该项目创造了一个自愿性监管制度，以避开证券交易委员会缺乏对控股公司进行管制的法律权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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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监管实体取消了经纪自营商12：1的杠杆借贷比率，并且允许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来决定留存资金额度。这些简直都是金融危机中的传奇事件。但是，第一件事并不合理，因为自从1975年以来，12:1的杠杆借贷比率就不复存在。2006年底，也就是在并表监管实体项目刚刚实施后，投资银行的借贷比率并不高于1998年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时的水平。根据总审计署的数据，事实上，有三家公司在1998年底的借贷比率还要高于2006年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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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并不是证券交易委员犯错的地方。设立了并表监管实体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给人一种印象，显示出它有能力、有技术并能理解控股公司内不断发展的风险。然而，它并不拥有这些条件和能力，连当时的委员们自己都很清楚地知道这点。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五位委员签署并表监管实体项目的55分钟会议录像中，委员们说了这样的一些话，“这需要更复杂的依从性、检查和对风险的理解，我们从来没做过这工作……你们认为我们能做吗？”以及“如果有人不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呢？我们该怎么强制获得信息？”最谨慎的话语出自民主党委员哈维·戈德施米德之口。“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公司都是大玩家，显然这是对的。”他说，“但是大公司意味着，一旦某事情出错，严重的错误将会随之而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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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并表监管实体的管制方式等同于美国农业部给腐肉颁发许可，”一位原布什政府官员说道，“因为监管会给人制造一种能保证安全的期望，拙劣的监管还不如没有监管。它会给人一种假象，即这些风险能够被量化，甚至能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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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6年5月的情况：风险在体系中的各个地方堆积，房地产泡沫正走向狂热的最终乐章，华尔街公司仍疯狂地产出债务抵押债券；次贷产品公司正向那些稍有想法的人发放贷款。所有的要素相互联系并对金融体系造成威胁，负责保证银行体系安全稳健的监管机构却不承认这个事实。这些都是汉克·保尔森必须去处理的情况，他正好在这个月末被宣布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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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界来说，没人会觉得保尔森离开高盛成为财政部长这件事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高盛的高管不是最终都加入政府了吗？到那时为止，名单上已经包括了约翰·怀特黑德（里根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史蒂夫·弗里德曼（国家经济委员会）、乔舒亚·博尔滕（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及布什政府的办公厅主任）、乔恩·科尔津（先后为参议员和新泽西州州长）、罗伯特·鲁宾（他就更不用说了）以及其他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