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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顿说：“我只见过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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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斯特回答说：“不，那就是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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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份草案的争议很快就爆发了。周日早上，当保尔森参加《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时，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质问保尔森：“如果在高盛，你原来的工作岗位，你将这份方案带给你的合伙人，他们会把你直接轰出门外并且对你说，‘请你能够给我们更多答案的时候再进来’，他们应该会这么做吧？”周一早上的《新闻周刊》将保尔森放在了封面上，并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王者亨利。在第二天的参议员听证会上，来自肯塔基州的、脾气糟糕而且极度保守的共和党人，吉姆·邦宁参议员抨击该救助计划是“金融社会主义”和“非美国式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虽然支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基本想法，但是仍厉声说道：“这项提案的长度和简陋的细节令人震惊而且前所未闻……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经济在面临危机，我们的宪法也在面临危机。”金融顾问约书亚·罗斯纳（Joshua Rosner），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企图完全推卸掉公共责任。”这项草案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保尔森后来也承认，9月20号的草案“被证明是一项三页纸的政治错误”。他的经济助手施瓦格，称之为一项“沟通错误”。这两人的解释都不够，这可以说是一场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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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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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很快废弃了这三页纸，并从头开始起草自己的立法，它给共和党的财政部部长保留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去购买资产，但在几个问题上和保尔森进行了讨价还价。保尔森在自己的党派中只获得了很珍贵的一点点支持。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就必须切断共和党的政府和民主党的国会之间的关系。共和党人在国会里，尤其是在白宫里，将是一个阻碍，没有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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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充满争议的时期，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默默地退到了幕后。他相信，这是一个财政政策的问题（资金的拨用），也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问题。伯南克要尽可能少地掺和到政府和国会的反复周旋中。尽管在背后疯狂的工作，但是他好像在公众面前消失了，让政治性的财政部来接管调拨纳税人的钱的工作。比如，9月25日，美联储主席就没有出席被高度宣传的、由后来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召集的、处理危机的政治会议。美联储的副主席唐·科恩野心很大，他赞赏这种低姿态。他认为：“只要财政部站出来，美联储就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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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重要。由于立法限制，财政部不情愿也没有能力在公众面前起带头作用，这使得不太愿意在公众前露面的美联储多次开始行动，且动作非常明显。尽管它的很多行动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中是合法的，但是都会使纳税人的钱面临风险，这与直接花掉纳税人的钱仅一步之遥，只不过它把这个权利留给了国会。美联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涉足了政治舞台，等待它的将是各种各样的危险。想要离开这个舞台也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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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巴尼·弗兰克曾预言的，高管薪酬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问题。保尔森认为必须小心处理这个问题，在这点上他获得了伯南克和纽约联储的蒂莫西·盖特纳的支持。财政部长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设想成一个银行自愿参与、甚至是迫切渴望参与进来的计划，但他也知道如果银行高管被迫减薪，那么上述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民主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政府能够帮银行一个大忙去为问题资产埋单，银行家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一些约束来作为对此的回报呢，比如股息和高管薪酬的限制？就算银行家们反对减薪，公众选出的代表们不是也应该出于公平而要求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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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做了一个有力的回应，他提出了一个他在接下来会多次关注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依我看来，限制薪酬意味着把一个先发制人的污名放进项目中，这正是我最不想做的。”污名，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词，它最基本的概念是如果银行把它们的问题资产卖给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会给自己贴上“软弱”的标签，银行将不会愿意这么做。单从这一句话来看，这是完全说得通的。事实上，美联储在2007年就曾遇到过污名困境，当时它们想大量贷款给银行。但是对于避免污名的关注遗漏了一个更大的要点，这至少是大银行需要关注的要点，同时也是高管薪酬问题最突出的要点——市场早已知道谁强（比如摩根大通）谁弱（比如花旗集团），参与或不参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都不会有什么新的改变。就像下面解释的，信号和污名会在质量差异不易被观察到的时候产生，而在本例中，银行的强弱是非常容易被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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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信号，还是败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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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对污名的担心是基于市场信号传递这一经济理论的，但是他太过滥用该理论了。我将用招聘员工这个实例来说明这一概念，而同样的分析方法也适用于授信决策、雇用承包商等，包括对银行运行好坏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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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递理论最关键的要素在于不同的人、银行、企业之间那些难以观察到的差异。在劳动力市场中，应聘者总是有好有坏。但在招聘之前，他们的优势与劣势也许不太容易被未来的雇主辨别出来。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卓越的应聘者有强大的动力让自己表现得与众不同。倘若成功了，他们便首先被雇用，并且有更高的薪水。但是，他们怎样使自己更突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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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法便是传递信号。假定有一些理想的品质，这些品质会被未来雇主所欣赏，但难以在招聘前被观察到，比如坚忍不拔、充满能量以及自律，那么应聘者如果具有某些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传递了其具有理想品质的信号，雇主会倾向于招聘他们。获得本科学历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以上假设成立，雇主会更倾向选择大学毕业生。从应聘者的角度看，获得大学学历是使未来雇主认为你是一个卓越员工的信号。这个逻辑也可应用于另一面，即你会想避免反映劣势的信号——比如违法记录或是劣迹斑斑的工作经历，因为这些事情给你带来了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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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词。保尔森担心银行参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会被看成是一个面临绝境之举。例如，如果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是要求银行的高管接受薪酬限制，这就会产生一些污名。这个观点概念上是对的，但是它忽略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关键性形容词：在运用这个理论时，银行的弱点必须是“难以被观察到的”，而本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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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无数的方法去辨别银行的强弱：股票价格、信用级别、信用违约互换的利差、研究报告、市场传闻等。没有人需要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利用率来判断摩根大通与花旗集团谁更强，或者高盛与摩根士丹利谁更强。如果需要，那些较强的银行都非常乐意去提供帮助。只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当高盛成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公司债务担保计划的第一个使用者时，它并不担心自己被冠上污名。因为正如大家所知，高盛一直是行业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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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大的政治问题不是污名经济理论是否会超过正确的应用范围，而是简单的公平问题。普通的美国民众以及他们选出的代表，看到银行家贪婪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一场金融大灾难，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危机。而现在，这些纳税人却还要为那些仍然赚取着巨额收入的银行家的罪孽埋单。试试在皮奥瑞亚（Peoria）或其他地方运行这项计划。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引用了他的选民信中的一句话：“这些紧急救助应该受到像疟疾一样的待遇。”由此可见民众对这个计划的态度。他补充道：“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为何要救助那些因为贪婪而陷入麻烦的人。”这是一个公平问题。不出意料，民意调查一致反对银行救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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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争论之后，保尔森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立法中，对高管薪酬进行了轻微的限制，以侥幸逃开了这个问题。法律不允许“黄金降落伞”制度以及设定了三倍基本工资的遣散费上限。（斯坦利·奥尼尔必定对此感到震惊！）它防范了给予高管薪酬激励引起的不必要的风险，但它把最终的决策权留给了董事会，而不是财政部。法律中还包括了追回条款，以防高管的奖金是基于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收入指标、盈利指标或者其他指标。总而言之，这些限制一点都不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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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尔森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薪酬问题还会一遍又一遍地困扰着他以及他的继任者，蒂莫西·盖特纳。很讽刺的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对高管薪酬看似宽松的态度反而制造了一种更具毁灭性的污名。无论是表现好还是表现坏的银行，在公众的眼中，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成为了对贪婪的银行家的馈赠，而这些银行家中还有一些是保尔森的朋友。当盖特纳接管了财政部后，人们坚持认为他是高盛出来的。这完全是虚构的、不公平的，盖特纳从来没有在私人银行工作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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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后来承认：“我对公众的愤怒不够敏感，这是不对的。”他当然是不对的，何况公众的暴怒在当时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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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案走向最终通过的崎岖道路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变化。这当然包括，正常的司法审查得以恢复。另外，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是分批拨付的，先拨付一部分，另一部分显然是留给下一届政府的。给问题资产担保（而不是买下它们）的选项被加到了计划当中，以安抚某些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但这个选项从来没有被用到过）。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缓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说法加入并贯穿在整个法案中，包括在问题资产的定义当中。没有错，国会成员确实是希望用部分的救助资金来缓解房主的压力，而不仅仅是缓解银行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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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的监督制度也加入到法案当中，包括建立了以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为首的国会监督小组，以及任命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特别监察长，由尼尔·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担任。这两位都是公众钱包的热心守护者，是财政部长保尔森和后来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的眼中钉。我记得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法案制造了这么多层的监管，以至于下一任财政部长想放弃这个法案赋予他的特殊权力。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预言。但我想知道盖特纳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是否希望他当时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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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最终在国会获得了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一共有451页，其中261页是关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是保尔森原始法案长度的87倍。但是在这261页法案之中，没有一处提到了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向银行注入资本。相反，在向美联储主席“咨询”并以书面形式向国会解释过后，财政部长被授权使用一个包含所有可能的词组，即购买“其他任何财政部长认为对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有必要的金融工具”。[2]这种表述几乎允许了任何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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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通过的历程是艰难的。众议院领导层本以为他们会在9月29日获得足够的票数，但是国会成员在第一轮投票中，以205-228的票数否决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让众议院领导层感到十分惊讶。右派的共和党和左派的民主党都有反对的声音，但原因明显不同。右派的问题比较大，超过2/3的国会共和党人投了否定票。显然，伯南克和保尔森并没有真的“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不过，股市把他们吓到了。标准普尔500指数第二天下跌了近9%——仅仅一天，将近1万亿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这差不多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所需救助资金的两倍。这使得信徒不足的国会成员在4天后以263-171的票数通过了这项法案——在给这项立法加入了一点没有政治家会喜欢的“甜味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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