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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上演的这场政治闹剧背后，有一些别的事情正在酝酿着，这件事使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背负了更多的骂名。保尔森渐渐认为，资本注入相对于资产购买是一条更好的路径，正如伯南克之前所说。一些观察员认为，财政部长其实一直相信这一点，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压制住了这个想法。无论如何，他转变的时机非常糟糕，恰巧在两次国会投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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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这似乎是因为财政部员工的工作，使他相信设计一个购买问题资产的计划充满了困难，而且会花费太多时间。而让政府去购买银行的股权则简单得多，而且重要的是，快得多。这样做最终还有可能使纳税人获得收益——事实上，它确实做到了。其实，在低位购买问题资产可能给财政部带来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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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尔森告知他的新闻发布官米歇尔·戴维斯（Michelle Davis）这个决定时，她表示怀疑。“我们的法案都还没有通过，我们要怎样去解释这个决定？我们现在不能说。”于是保尔森没有公布他的决定。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2008年10月初，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代表以为是为购买问题资产（包括许多住房抵押贷款）投票，其实是投票给了向银行注入资本。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看起来就像是诱导转向法的经典案例，似乎嫌政治上的阻碍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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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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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保尔森会改变心意？正如我之前提出的，部分原因是技术性的。在金融恐慌中设计一个可行的、购买问题资产的机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让我们用下面这个简化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来解释为什么（见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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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家银行在账面上有一个较乐观的资产净值，资产比负债多出了100亿美元，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它是不可靠的，因为市场并不知道账面上的问题资产到底值多少钱——肯定不是账面上记录的500亿美元。假设这些问题资产 （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或者其他类似的资产）的真实价值是350亿美元，也就是面值有一个30%的贬损（这个假设在当时来说是比较现实的），那么银行真实的、调至市值的资产负债表是这样的（见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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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真实价值比负债要少50亿美元。银行是资不抵债的。如果政府现在以公平的市值购买了银行的问题资产，也就是350亿美元，就会产生表7—3。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没错，银行把问题资产转移给了纳税人，但是它还是资不抵债的。事实上，银行原本也是资不抵债的，只不过躲藏在了会计的“烟幕”背后，而现在它已完全显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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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超出市值购买问题资产——即完整地支付了500亿美元的面值，则会产生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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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银行是有偿债能力的了。但是它获得了来自纳税人的一份价值150亿美元的礼物，纳税人为只值35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支付了500亿美元。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且这种溢价支付在政治上是不太可行的。资产购买的批评者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极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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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伯南克所说，实际上没有人知道那些可恶的问题资产值多少钱。由于问题资产的市场几乎不运行，而且没有一个可信的市场报价，要猜到与抵押贷款相关的资产的真正市值很难。当买方对一项资产最高的出价是20美元，而卖方最低的出价是60美元时（这样的差异在当时是正常的），辨识“真正”的市场价值成为了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交易人的问题。所以对于原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如果财政部出价40美元购买了那项资产，是多付了还是少付了？谁又会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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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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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记得你的第一节经济学课程吧？当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的时候，自由竞争的市场出清。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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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给定的市场和时间，正常来说，在需求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出价）和供给方愿意接受的最低价（要价）之间都会存在一个间隙，或者说价差。在运行顺畅、交易频繁的市场，买卖价差非常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一只股票的买卖价差可能只有1美分；但是在交易停滞的市场或被扰乱的市场中，买卖价差会相当大。确实，买卖价差的大小经常被用作衡量市场流动性的一种简便方法。买卖价差大意味着市场缺乏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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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买卖价差非常大时，比如在“出价20，要价60”的例子中，几乎任何人都不可能辨识“真正”的市场价格。原因很简单：20美元和60美元的买卖价差意味着市场已经基本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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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拍卖。买家会被邀请来进行出价，最高的出价就是问题资产的市场价值。财政部的官员很努力地设计这样一个拍卖，但是当时正处于金融恐慌之中，如果他们开了场拍卖会而没有人来参加怎么办？许多学者和市场的参与者都在喋喋不休，认为几乎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价格。对于很多批评者来说，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是通过溢价购买的方式为银行资本开后门。他们质问：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资本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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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银行会出现在拍卖会上出售它的资产吗？如果他们继续保留他们的抵押贷款和其他问题资产，会计规则允许他们假装自己是有偿付能力的，就像表7—1那样。只要不卖出资产，银行可以以面值持有许多资产。一旦银行开始在拍卖会上出售他们的问题资产，他们就必须将其减值至市价，使他们变得资不抵债，就像表7—3那样。因此，问题在于：没有银行出现在拍卖会上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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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当时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10月8日，仅仅在布什总统签署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立法的5天后，宣布为英国建立一个资本注入体系（包括国有化），这使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问题更加突出。英国政府将会向8个大银行注入相当于870亿美元的资本——超过了英国GDP的3%，如果形势好转，购买的可转换优先股可以给纳税人带来好处。布朗的方法获得了许多专家的好评，并在几天后的G7会议中得到了支持。但在我看来，此举并不值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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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一定对此深感嫉妒。他的首次举措就遭到了全面的抨击，而布朗的举措却获得了热烈的好评。我记得当时自己是极少数群体中的一员。当精英人群都强烈偏向于股权注入时，我被嘲讽为地球上4个支持资产购买的人员之一。不管怎样，在10月12日，保尔森宣布了他的整个转变：美国财政部将搁置购买问题资产的计划，转变为直接向银行注入资本。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诱导转向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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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呢？这些论断是吸引人的，甚至是有效的吗？在转变后的两天，保尔森向《华盛顿邮报》解释说：“据我了解，情况有些改变。如果实行股权注入，纳税人的每1美元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选择这一条路。”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在9天内情况真的发生了显著变化吗？没有，除非你把财政部官员在设计可行的拍卖时遇到的困难算上，但这不算令人惊讶的。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纳税人的每1美元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我相信，就是这一点，使得决策向注入资本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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