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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标志是数字“7”，或者说是7 000亿美元。《复苏法案》最初错误地将金额确定为7 870亿美元。仅仅100天之前通过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拨款大约也是7 000亿美元（但是实际花费远远小于这一金额）。这两个数字都是以“7”开头的。这一巧合引起了困惑，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被所有人谩骂。不久，人们开始认为，刺激计划中的7 000亿美元都给了银行家。例如，2010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项调查显示，54%的美国民众认为，刺激计划对银行家和投资人的帮助显著高于对中产阶级的帮助。事实上，刺激计划与银行家以及投资人的福利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当然是有关系的。）这是由于错误的联想而产生的过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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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当我第一次听到一名狡猾、老练的国会议员提出命理学的观念时，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并认为这是荒谬的。有人会因为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的右外野手 J. D.德鲁（J. D. Drew）和纽约扬基队（Yankees）不朽的米基·曼特尔（Mickey Mantle）都是7号，而分不清他们吗？但是随着我听到其他几位政客不停地重复阐述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数字时——他们与普通民众的联系比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要紧密得多，我开始相信他们了。毕竟，比起公共政策，美国民众更加关心棒球。将刺激计划的金额提升至，比如说8 020亿美元，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却可以消除困惑。尽管，最终的刺激金额比上述金额还要高。但那时谁又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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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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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目标性是“3T原则”之一。一个设计良好的刺激计划应该能够产生许多“划算”的结果。但是面对就业目标时，2009年的刺激计划最多只能得“B”。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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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财政刺激创造就业的基本哲学是“搭建好，它们就会来”。创造一个更高的GDP，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这一原则奏效的原因是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但是这种创造劳动的方式很昂贵。原因很简单：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很高。具体来讲，2010年每一份就业机会对应112 000美元的GDP。所以，如果刺激计划通过提升GDP来创造平均就业，那么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需要112 000美元。并非巧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数字与奥巴马政权和其他宏观经济建模者对2009年的刺激计划进行的估计结果是一样的。重要的是，每个就业机会需要花费112 000美元，并不意味着这个刺激计划没有设计好。所以我给它“B”，而不是“D”。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就业机会，政策制定者必须更为明确地以创造就业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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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一个办法是所谓的“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New Jobs Tax Credit，NJTC）。奥巴马政权曾经考虑过，但是最终否决了。根据这一计划，企业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就可以得到，比如说5 000美元的年度税收抵免。如果说平均雇员成本为50 000美元/年，这项计划的效果就好比减少了10%的工资。统计资料明确显示，当工资降低时，企业会雇用更多的雇员。当时的估计是，根据“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要花费35 000~40 000美元，其效率大约是一般的财政刺激计划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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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政府并不打算把“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作为他们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尽管这是一项共和党可能会钟爱的商业减税计划。[6]为什么不呢？这里有一些棘手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你需要保证企业不会通过解雇皮特而雇用保罗来获取税收抵免。但是最大的原因在于，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商业团体的支持，他们怀疑“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的有效性。很多商人明确地告诉候任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该计划不会吸引他们雇用更多的雇员。一项没有企业支持的企业减税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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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削弱该政策的有效性。注意上文曾提到，尽管每个就业机会的税收减免仅为5 000美元，但是每创造一个新的就业机会预计产生的成本是40 000美元，这意味着7/8的成本被浪费掉。尽管失败率如此之高， “新工作税收抵免计划”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效率仍然比一般的财政刺激计划高三倍。但是这一论据太微不足道了，试着将其解释给那些得不到家乡商人支持的政客只是徒劳，这些商人更喜欢毫无限制地得到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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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严重的障碍是自我伤害。2009年1月10日，为了应对与日俱增的反对意见，奥巴马的过渡团队就他们提出的刺激政策的预期影响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一报告由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合作完成，不久之后，贾里德·伯恩斯坦便成为乔·拜登（Joe Biden）副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罗默和伯恩斯坦使用传统的方法得出了传统的结论，类似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和其他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建模者。特别的是，在合理误差的情况下，他们估计到2010年底刺激计划对实际GDP的提升幅度将达到3.7%，并且能够“拯救或者说创造”37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你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出每个就业机会的成本是118 000美元——与前面提到的整个经济的平均值相符合。换句话说，他们的估计是比较可信的，并非吹嘘。但其结论并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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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便是他们犯的错误。他们将就业机会的创造情况解读为：2010年4季度，在创造就业的情况下，失业率为7%；而如果没有采取任何创造就业的措施，失业率则为8.8%。事实上，他们表示如果执行了刺激计划，失业率将绝不会超过8%。绝不会超过8%？尽管罗默和伯恩斯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2009年1月失业率就已经达到了7.8%，而在任何刺激计划远未奏效的2009年4月，失业率更是达到了8.9%。8%这一数字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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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什么？过渡期的GDP和就业数据就好比陨石一样瞬间坠落，使得罗默和伯恩斯坦的基线预测还没有发表就已经过时了。他们的分析结果预示，刺激计划会将2010年4季度的失业率降低1.8个百分点（7%对8.8%），这可能是合理的。[7]尽管在刺激计划的作用下，2010年4季度的实际失业率还是达到了9.6%。失业率的最高值是让人毛骨悚然的10%，而不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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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严重且明显的错误，当局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共和党用罗默和伯恩斯坦估计的失业率峰值8%作为刺激政策失败的“证据”，而实际的峰值是10%。但是如果没有刺激计划，失业率很可能接近12%。不过试着将这一观点解释给遭遇高失业率且持怀疑态度的公众，或者解释给充满敌意的政治反对派只会让你自己难堪。8%的失业率峰值估计被一遍遍地用来攻击奥巴马政权，特别是经济刺激计划。尽管批评是不当的，但却很奏效。直到2012年，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竞选总统时仍乐此不疲地以此作为攻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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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关于政策制定者以及服务于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准则，即不要高估你可能实现的成就；如果不能确定，那么就尽量低估它。如果两位经济学家声称，在有刺激政策的情况下，失业率的峰值是10%，而没有的时候是11.8%；或者更好的选择是坚持刺激政策会使失业率降低1.8个百分点，而并不提及失业率到底会达到什么水平，这样他们的工作就不会遭到那么多的批评——对刺激计划本身的批评也会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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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是基于个人经验。作为克林顿总统最初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我曾负责5年预测，该预测于1993年1月匆忙完成。我们对于发表的声明非常保守，因此预测结果也非常糟糕。从1993—1998年，美国经济在任何方面都大幅超越我们的预期。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糟糕的预测而得到任何批评——且更为重要的是，克林顿总统也没有。经济运行良好的时候，没有人会关心这些错误的预测。但是如果经济比预测的情况差，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正如2009年之后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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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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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于2009年2月17日通过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仅仅在奥巴马当局成立后4周。虽然进展非常快，但是过程却是非常痛苦的。在《复苏法案》通过之时，所有与共和党进行两党合作的潜在想法也消失殆尽了。该法案大约1/3涉及减税、1/3涉及诸如失业津贴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支出、1/3涉及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援助，特别是那些自行支付医疗补助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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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3T原则”，《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表现很好。及时性：法案在经济最为萧条的几个月快速通过，并迅速支付出去。到2009年第2季度，刺激支出就从0激增至1 000亿美元（年度支出超过4 000亿美元）。目标性：如前所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在这个方面处于平均水平。临时性：《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支出速度于2009年第2季度和第3季度达到顶点，随后就开始逐步下滑。到了2011年末，该法案的效应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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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作用是超预期还是低于预期呢？关于这一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分歧。赞迪和我于2010年7月发表的那篇曝光率很高的研究报告认为，其作用是超预期的。由于发表上述观点，我们得到了民主党的赞扬以及共和党的责难。（在Google搜索“布林德和赞迪”， 会出现数以万计的条目，并非所有条目都是赞许的！）我们估计的数据与其他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是一致的，例如国会预算办公室、宏观经济顾问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以及环球透视公司（IHS Global Insight）。这一机制是很直接明了的：更多的政府支出（或者减税）提升了经济的总需求；随着公司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这一需求，他们就会雇用更多的工人。很简单，对吗？对于持有反对意见的几位右翼经济学家来说，明显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我们的模型作出的估计都是基于历史数据（这是事实，还有什么其他的数据吗？）并且没有考虑《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仅仅是将刺激计划的条款生硬地套入了一个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模型（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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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两位政治独立的经济学家，达特茅斯学院的詹姆斯·费勒（James Feyrer）和布鲁斯·萨克多特（Bruce Sacerdote）发表了上述评论。他们通过比较获得不同数量资金的各州县的就业情况，来评估2009年刺激支出的效果。因此，他们的方法与基于历史数据进行估计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不同，但是与刺激资金究竟被用在哪里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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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支出部分”（不是减税部分），他们估计创造每个就业机会需要花费170 000美元。这一数据大幅超过我们的估计，但是在合理的估计误差之内。然而，费勒和萨克多特强调支出的有效性极大地依赖于被检验数据的选择。特别的是，他们估计各州的教育拨款几乎不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你将教育拨款排除在外，剩下的刺激支出创造每个就业机会的成本将不会超过100 000美元。因此，我认为他们的估计结果预示宏观模型是合理的。当然，他们的估计也确实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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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至今日，失业率还是上升到了8%以上，这一事实证明刺激计划失败了。在2011年激烈的预算争论中，共和党一直声称是高额的政府支出“扼杀了就业”。我一直疑惑，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当联邦政府从私人部门购入产品时，如何扼杀就业？一个政府如何试图支出8 000亿美元却不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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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政治话语中，以“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结果甚至会更差”这种非事实的论调为依据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在2009年和2010年，公众看到的是庞大的刺激计划和极度脆弱的经济。共和党让公众相信是前者导致了后者，民主党使公众的境遇恶化或者说对他们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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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式增长的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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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复苏法案》还有另外一种攻击：它提升了联邦预算赤字。当然，从算术方法上来看，这是事实。但是这一指控忽略了“3T原则”中的第三个原则，即刺激支出本质上是临时的。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使2009财年的联邦预算赤字增加了1 830亿美元，使2010财年的联邦预算赤字大幅提升至4 050亿美元，2011财年的联邦预算赤字增加额为1 450亿美元（数据截至2011年9月30日）。对于2012财年，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算影响估计只有490亿美元——2013—2019财年，还有490亿美元的持续影响。而这些都是所谓的静态估计，它们不包括刺激所带来的更高GDP的反馈，也不包括更高税收的影响，所以实际的赤字影响是少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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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联邦预算赤字从2008财年占GDP的3.2%这一正常值，激增至2009财年令人震惊的占GDP的10.1%——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赤字占GDP比重的最高值。为什么？如表8—1所示，赤字的大幅增长一方面来自于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来自于经济萎缩和政府应对行为所产生的“收入保障”支出的增加，以《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为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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