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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音乐停止之后：金融危机、应对策略与未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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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音乐停止之后：金融危机、应对策略与未来的世界 10 金融改革的迫切性，市场已经破碎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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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知道前行的方向，就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你可能不会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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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吉·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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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致力于解决令人恐惧的高利差、巨大的高价差、急剧缩减的信贷额等表明出现了严重财务危机的问题时，美联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机构的官员发现，他们就像一支超负荷工作的紧急医疗服务队：接二连三地派出救护车，去救助事故中的受害者，避免他们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在他们到达事故现场之后，金融紧急救助队通常因忙于“抢救病人”而没有时间思考其他的事情。但是，一旦用止血带止住了血并作出初步诊断，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将病人送回医院进行必要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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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08年末到2009年初的金融紧急救助，逐渐转变为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度思考。截至2009年春夏之际，太多的事故和伤亡累积成了一长串令人生畏的疾病清单，给金融救助者留下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金融市场似乎存在过多泡沫，杠杆率明显偏高，流动性不足等。银行和其他监管者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金融监管措施暴露出了巨大的缺陷。最典型的表现是，国民抵押贷款市场存在监管真空，没人保护势单力薄的消费者利益（就好像政府忽视食品安全，导致许多民众生病一样）。当花费太多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大而不倒”和“高度相关而不倒”的企业时，“大而不倒”和“高度相关而不倒”的教条开始受到质疑。很少有人知道政府救助贝尔斯登而让雷曼兄弟破产背后的真正原因，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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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个人都认为需要改变，但是一旦这些病人躺在手术台上，金融救助者们应当怎样做？为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在重建美国破裂的金融体系时应当设立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则？更重要的，是像罗斯福新政时那样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重新设计，还是采用温和渐变式的改革对金融体系进行修复，抑或是采用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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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其中一些已经讨论了许多年。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早在2007年就已经让同事投入金融监管改革的相关工作中，并于2008年3月制定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改革蓝图。之后当选为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的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早在2007年就做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方面的演讲，并在2008年参加了听证会。但是，除了少数专家和说客外，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在我们的监管和平衡系统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在危机爆发时，金融体制改革才会被提上国家议程。因此，到了2009年和2010年，政府才艰难地找出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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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阻止泡沫产生还是将其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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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经历了1987年和2000年的股市大崩盘，以及自2006年起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随之被引发的债券泡沫破灭。与前两次股票市场泡沫相比，房地产泡沫和债券泡沫的破坏范围远远超过金融市场的破坏范围。我们已经了解到金融市场的繁荣与萧条将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泡沫的产生，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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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非如此。正如前文所述，投机市场中偶尔出现泡沫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市场中存在投机，就必然会产生泡沫。人类往往过度自信，会受到羊群行为、臆想推断和大量个人主观想法的影响，这些都是产生泡沫的重要原因。我们很难阻止泡沫的产生，也不可能消灭泡沫。但我们应当做一些更可行的事，如降低泡沫产生的频率、缩减泡沫的影响范围，以及减小泡沫破裂时的破坏力。最重要的、也最可行的是，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更稳健的金融体系，保证当出现大的泡沫时，金融机构不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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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彻底改革还是轻微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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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一个更加稳健的金融体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应对1929年的股市崩盘及之后的银行体系崩溃的罗斯福新政，可以说是彻底，甚至是有些激进的。当时，政府建立了几个全新的监管机构，比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并将银行划分为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改变了美国金融业的面貌。因此，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首要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再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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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仍然声称，大萧条时期《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的废除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从投资银行中分离了出来，华尔街高风险的投资行为渐渐远离了沉寂、古板的银行系统。但66年后（1999年），《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并了起来。有人断言这一举措扰乱了美国银行体系，并且为危机埋下了种子。如果是这样，那么此次危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分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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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正确的吗？当我听到这些言论时，我会问这些人：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中，哪些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可以阻止的？他们的答案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他们很少提及花旗集团合并以外的事情，好像如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没有被废除，花旗集团就能幸免于难。[1]而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的银行业灾难中，花旗集团几乎每次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什么会有人认为2007—2009年的灾难会有所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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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不重要的看法似乎有悖常理。但是想想受到重创的美国银行、美联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甚至是刚刚提到过的花旗集团，它们的灾难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源于投资银行的业务。灾难产生于不正当借贷行为的高杠杆危险组合，确切地说，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使银行业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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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危机之前的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 雷曼兄弟、美林证劵、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它们都不在《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内。美林旗下拥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储蓄银行，并且美林银行也是在《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颁布前很多年就存在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分业经营对美林的约束仍然有效，但它并没有阻止美林的破产。此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没有阻止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等公司被收购或破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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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勉强承认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使花旗陷入了深渊，但废除该法案是这次危机最主要的原因的说法，是一种市井谣言。而谣言总是言之凿凿，有时甚至可以自圆其说。因此，当面临金融改革问题时，就有人提出要重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分业经营。和“狭义银行”的观点一样，银行将被要求把所有的存款资金用来购买几乎没有风险的短期国债。另外，也有一些关于让银行远离自营交易，甚至彻底拆分“大而不倒”机构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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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有人主张将金融巨头拆分成小的机构，这样就不会存在“大而不倒”机构了。另一些人渴望回到投资银行彼此是合伙关系的那段美好时光，以至于使合伙人的钱处于风险中，而现代金融企业则主要是把投资者的钱置于风险中。包括投资银行家在内的贪婪的企业家们也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很少有专家认为在新的复杂的全球资本市场里，投资银行还能回到以前那种合伙关系的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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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正开始推动金融改革时，上述那些激进的观点很少被纳入改革方案，财政部和国会的改革领导者也排斥它们。美国将对其金融体系进行修复，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相关的一些改革不仅是对其枝叶进行简单修复，最终的改革是实质性的、 彻底的。或许我们不应当称其为“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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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的金融崩塌和随后荒诞的政策，以及公众对此的消极反应，给改革者留下了艰巨的任务。正如本章开头引用的约吉·贝拉的名言：改革者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前行的方向，以及如何到达目的地。在此，我不会回顾整个改革议程，这将占用太多的篇幅，也会使你感到厌烦。此外，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很重要。基于简洁的考虑，我仅说明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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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大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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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或者废除“大而不倒”和“高度相关而不倒”是改革当局的重要任务。由于“大而不倒”和“高度相关而不倒”的存在，当局在危机中不得不花费数千亿美元来拯救业绩非常差的私营公司。更不用说这些引人注目的“救助”引起了公众和国会的厌恶以及立法者的不满。不要再发生了！但是，除了救助之外，政府还能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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