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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少使用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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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喻户晓的托马斯·爱迪生曾经说过:“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我们十分信赖的上帝更愿意让你相信,投资需要更多灵感和天赋,而非学识和手段。但事实上,投资需要更多的营销头脑,而非灵感。高杠杆的普通投资产品的高回报往往是虚幻的(房地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刚接触金融时就知道,系统性的高回报只能来源于高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很多已经成为金融高手的人来说,忘掉这一点知识是一件多么可耻的事情。许多新的后危机时代的法规,正推动我们朝低杠杆率的方向前行,更不用说那些国家金融行业的领导机构曾经濒临破产倒闭的经历。当人们遗忘时,我们将对后续事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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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持简单和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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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的繁荣得益于复杂性;事实上,你可以说金融工程的核心想法就是复杂性。但是,问问你自己,所有这些复杂的金融工具真的对经济好吗?或者说,金融工具是为了让他们的开发人员发财才设计的吗?经济学家们习惯于认为一切创新都是好的,认为它可以提升生活的标准。但是,这些在金融领域永远是真的吗?进一步说,是经常性的事实吗?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有害的;正如保罗·沃尔克指出的那样,自动提款机确实大有益处。所以,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具有单纯功能的抵押贷款资产池,这些可能都是好东西。但是,谁需要担保债务凭证的再次衍生?这些巨大的丑陋之物对人类生活的改善作出了什么贡献?当然,简单性和复杂性只是旁观者视角中的问题。它不能够被立法,甚至可能不被监管。所以,如果有任何自律性存在的话,我们也许只能依靠好的判断力、透明性,以及市场运行规律(又出现这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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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衍生产品标准化,并在有组织的市场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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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衍生产品声名狼藉。我的意思是刚刚得到坏名声吗?事实上,衍生品很久以前就已经有坏名声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衍生品都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衍生品是简单易懂的、合规透明的、又有良好抵押物的,在有良好流动性的市场被良好资本的对手方交易,以及有适当监管的时候,它们就能像倡导者所说的那样能够套期保值,并转移给愿意承受风险的参与者。但是,要小心特别定制的、条款模糊的,以及场外市场交易的衍生品。这些衍生品是危险的,它们更有可能是为经纪交易商的利益而服务于设计,而不是服务于更多客户的利益。《多德-弗兰克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衍生品的标准化和可交易特性,但是这还远远不够。金融产业的倒退意愿是强烈的:他们觊觎高利润、能够自由定制,且在场外交易的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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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让交易业务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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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金融交易活动,甚至是全部的金融实体,都在为了规避监管机构对资本金的要求,而将自己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抹去。也就是说,它们违反了金融的第5条戒律,通过提升杠杆化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有时,也有其他的原因。不过,用“老调调”来解释,就是说当你愚弄你寻找的人时,你也在愚弄自己。金融危机显露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很多首席执行官仅仅是模糊地了解所有的结构性投资工具和渠道,以及其他公司的表外实体特点。他们是把控全局的上帝吗?他们对自己的公司都不甚了解,更别提成为专家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65条写道:“为了达到资本金要求,资本的计算应该考虑到任何公司表外活动的影响。”很好,这是一个好的方向,能够让表外实体安全、合法和稀有。现在,让这条规定奏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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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调整不合理的薪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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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全的薪酬体系给危机埋下了隐患。尤其是交易员的薪酬,当他们投资成功时可谓收入丰厚,但失败了却只受到很轻微的责罚。还有抵押贷款经纪人委员会,他们放贷只是基于总量,而不看贷款人以往的信用表现,这些都诱使他们承担过多的风险。我的意思是,与股东愿意承担的风险相比,这会承担更多的风险——或者,如果政府和纳税人是企业的后盾,这要比愿意承担应有风险的股东承担的风险还要高。这条戒律应该针对首席执行官和公司董事会强制实行,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们或许需要一个采取强硬手段的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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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心服务普通消费者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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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条戒律与《十诫》中的第7条很相近:不可偷盗。如果相对弱势者的利益不断被侵占,他们将无法分到应得的一杯羹。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道德需要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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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危机中学到的是,如果不能从具有掠夺性的金融业务中,有效保护缺乏经验的消费者,那么也将在事实上损害整体经济。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教训,我们不应该忘记。新设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应该对此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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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修复系统七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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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整个事件中最遗憾的片段、最极度的讽刺是下面的这些内容。自由和创新的金融市场、不完整的监管,几乎把我们卷入了“大萧条2.0”。紧接着,联邦政府突然来为市场止血,并及时清理乱局。尽管一些努力离完美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这些努力也是卓有成效的,最糟糕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政府内部机构结束了以前疯狂的“地狱行为”,这理所当然。没有人会冲上去给本·伯南克、汉克·保尔森和蒂莫西·盖特纳的胸前挂上奖牌,就连一直加以阻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者,以及由于做的太少而被打上“失败者”烙印的巴拉克·奥巴马也一定不会这么做。奥巴马在2012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但是选民支持他的原因并非是相信他能成功地挽救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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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成功和政治的失败,这种极富魅力的组合或许是金融危机最奇怪的遗产,这也会给未来带来极为重要的教训。如果参与的曲调与2007—2008年不一样的话,那么政策制定者在下次音乐停止时,将会作出什么不同的举动?以下是我给政策反复无常(或者精疲力尽)的制定者设计的修复系统七步法。在国家再次做一些大举动之前,政策制定者应该尽快采取一整套治疗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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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不要尝试一次做太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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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体制性、党派性和宽范性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呼应奥巴马总统的追求:都在寻求一种更短期的、更专注的政策日程。体制性和宽范性的问题是无可救药的。党派性的问题或许能够医治,但是并不会很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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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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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他的朋友有目的地设计了一种小政府的组织形式。所有的事情都是司法独立的,这种制度很难让联邦政府来做任何事情。如果你现在加强麦迪逊原来的设计,用极端的党派偏见(这个他知道),参议院60选票政策(这个不在宪法中),以及其他的蓄意阻挠的战略(大多在参议院),你就会有应对极端僵局的一般性配方。僵局能够被巨大的政治力量打破,但是这并不简单。如果你尝试在很多地区一次性解决僵局,这将是特别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奥巴马总统应该“像激光束一样关注经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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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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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良好的时代很早就已经结束了。如果不需要再向前的话,至少从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作为众议院议长时开始,美国的政治就已经是一种流血运动了。你不能只反对其他党派的政策,还应该尝试“拔掉”他们的领导人,正如金里奇在1989年对民主党领袖,以及1998年对比尔·克林顿做的那样。当回答“为什么众议院共和党想以性丑闻来弹劾克林顿”的时候,金里奇的回答相当引人注目:“因为我们能。”这确实是一个原因。我认为,同样的想法也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2010年10月宣布:“我们希望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奥巴马总统只担任一期的总统。”如何让美国经济从壕沟中恢复出来?如何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当党派性问题争论如此之多时,不要幻想国会能解决它们,只要能解决一件事情,你就已经足够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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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泛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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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被信息轰炸,他们迷失在过多的信息当中,很容易被那些蓄意歪曲的,甚至彻底的谎话伤害。此外,通过吸收无用信息或者过滤许多有用信息,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深入参与复杂的公开政策问题了。这种行为是理智的,毕竟,谁会相信他的投票、电邮或者信件将会改变国家的政策呢?判断新闻采访的原声摘要比掌握复杂性问题容易得多。清醒的政策信息很难渗入到喧嚣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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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向大众解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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