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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我让美联储货币事务委员会的部门主管布赖恩·马迪根和美联储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主管罗杰·科尔评估一下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换句话说，该公司的失败是否会危及整个金融系统。我问他们：“它的失败对大银行或投资银行有什么影响？对抵押贷款市场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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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专门针对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发问。后来，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的局长约翰·赖克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乐观消息。约翰·赖克曾经是一位社区银行家，并曾经长期担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康尼·麦克的助手，热情地呼吁政府部门放松金融监管。2003年，在一次记者会上，当时正担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副主席的约翰·赖克和其他几个人手拿一把修剪花木用的大剪刀，站在一摞用红丝带捆着的纸张前面“摆造型”，那一摞厚厚的纸张就代表着他负责执行的监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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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办公室开启为期两周的度假之旅前，约翰·赖克竭力向我、美联储理事兰迪·克罗兹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和美国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杜根打包票说，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即将破产的传闻都是不真实的。他承认该公司面临流动性的挑战，但认为近期倒闭的抵押贷款机构很多，这反而使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在融资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压力大幅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该公司的前景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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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安吉罗·莫兹罗提出的豁免《联邦储备法》23A条款的请求，约翰·赖克抱着支持的态度。莫兹罗头发花白，黝黑的皮肤有些不自然。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这个条款禁止它的控股公司利用储蓄机构获取再贴现贷款。希拉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当然有理由怀疑，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耶伦也表示怀疑，认为如果美联储为该公司间接提供贷款，会承受很大风险，该公司很可能已经破产，无法偿还给我们。该公司的总部就位于耶伦主管的储备区。我们宣布降低再贴现利率的第二天，唐纳德·科恩向我转述耶伦的话说，美联储应该迅速拒绝莫兹罗关于豁免23A条款的请求。科恩说，耶伦确信莫兹罗的公司前景堪忧，本来就应该卖掉，但莫兹罗一直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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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终于得到了暂时解救。那天，美国银行为该公司注入了多达20亿美元的股权投资，从而极大地提振了市场对该公司的信心。这跟耶伦设想的出售该公司的方式有点不一样，但这次股权投资为美国银行最终收购该公司迈出了第一步。8月30日，周四，该公司撤回了关于豁免《联邦储备法》23A条款的请求，当时我正在前往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的飞机上，准备参加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举办的年度经济论坛并发表演讲。那次会议的主题是“住房、住房金融与货币政策”。这个主题在年会召开很久之前就确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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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经很久没有公开谈论经济问题了。之前最近的一次是7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举行的听证会上提交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报告。随着信贷市场的问题开始拖累经济增速，市场参与者开始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看看我们是否打算全面削减短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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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肯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事实上，就在我动身前往杰克逊霍尔的两天前，我还跟唐纳德·科恩和蒂姆·盖特纳辩论是否有必要赶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8日的例会之前采取一次降息举措。但市场肯定不会预料到我们在两次例会之间就采取降息举措，因此，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这么做了，肯定会让市场深感惊讶，导致交易者认为我们比他们所想的还要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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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在给我和盖特纳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提前降息是有风险的，可能会导致市场参与者认为我们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建议我们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下一次例会上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是普遍预期的0.25个百分点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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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世界一向披着神秘面纱，外界知之甚少。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在杰克逊湖木屋旅馆举办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盛会。过去25年里，就在国际劳动节前，美联储的顶尖决策者及其幕僚、各国央行行长、知名学者、私立机构的经济学家以及美国主流的财经记者都会在这里齐聚一堂。与会人数大约为110人。他们上午在鹿角形状的吊灯下面讨论货币政策与全球经济态势，下午欣赏周围雄浑壮丽的美景，晚上参加宴会和娱乐活动。从旅馆后面，可以欣赏到顶部被积雪覆盖的大提顿山，景色很美。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见杰克逊湖结冰的水面。每年，科恩都会带一帮人去登山，这个过程很艰苦，被称为“科恩死亡之旅”。健康状况不佳或者不那么雄心勃勃的人可以去钓鱼，可以到湖上泛舟，或者坐在阳台上用双筒望远镜欣赏在高山草甸上悠闲吃草的驼鹿和麋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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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时，应邀参加杰克逊霍尔年会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我也很高兴偶尔收到这样的邀请函。但现在，作为美联储主席，我却有点不想参加这个会议。能谈论经济问题，我固然很高兴，但在媒体的密切关注下，讨论过程很难自由地、无拘无束地进行下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事物都会被人重复一遍又一遍，其负面效应会遭到无限地放大，因此，我参加这个会议时，只是读一读提前准备好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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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的市场动荡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一旦我们出现任何失误，负面效应可能变得更大。美联储理事会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与我、科恩和盖特纳商量之后，决定采取一个罕见的举动：给所有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发邮件，请他们避免接受媒体采访。同样非同寻常的是，大部分行长都同意配合。美联储理事兰迪·克罗兹纳先动身前往杰克逊霍尔，以便美联储所有理事在会议开幕前一天都在天上飞行，无法联络。我们还派了一个电脑专家小组过去，让他们在会议室安装网络连接设备，以便我们在需要时可以评估市场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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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周四傍晚时分抵达杰克逊霍尔，参加完一场市场评估会议之后，又参加了一场晚宴。那场晚宴的气氛有些凝重。周五和周六是开会时间。我们的朋友、同事爱德华·格拉姆利克预定在研讨会上讲话，但由于患有白血病，病情严重，无法成行。在参加这次会议之前不久，我和安娜刚刚参加了莱尔·格拉姆利及其妻子玛丽斯举办的一场早午餐会，在那次早午餐会上见到了格拉姆利克及其妻子露丝。格拉姆利克当时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但精神状态很好，很高兴和朋友们聚一聚。我在会议的欢迎晚宴上讲话时指出，我们不仅会怀念格拉姆利克的深刻见解，还会怀念他那热情和慷慨的精神。在周六的午餐会上，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副主任、格拉姆利克的好朋友戴维·威尔科克斯宣读了格拉姆利克提前准备好的讲话稿，他的讲话稿的主题是次级贷款的繁荣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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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8月31日那天上午，我的讲话必须慎之又慎。我想当场提出我们打算降息，但又担心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例会上进行辩论和投票之前宣布这一消息，可能会破坏委员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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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讲话中描述了房地产市场低迷和相关的金融压力已经对经济造成的创伤，并提醒我的听众说“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对于经济繁荣至关重要”。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可能单独采取救助华尔街的行动。为了驳斥这一观点，我表示：“美联储没有责任保护放贷者与投资者免于承担其财务决策的后果，而且美联储也不合适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保证，“美联储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限制金融市场上的动荡可能对整体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我那些话是同时讲给好几类人听的，一方面要说服批评我们的人，让他们相信我们会帮助普通的美国人；另一方面，我还希望能够说服投资者，让他们不要反应过度，不要从所有形式的私人信贷中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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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反应积极，但程度较弱。显然，许多交易员本来希望从我的讲话中解读出即将降息的明确信号，但最后我的讲话却让他们感到失望。道琼斯公司专栏作家劳伦斯·诺曼总结道：“如同狄更斯笔下那位饥饿的雾都孤儿接受贫民救济院施舍的粥一样……市场……明确表示想要更多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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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与会者还没有完全离开之时，我、科恩和盖特纳就已开始思考如何说服我们的同事了。我们想说服他们同意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美国就业和民生免受华尔街乱局的影响。我们想要他们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下一次例会上支持全面削减短期利率，而且，如果有必要，考虑采取一些非传统的措施。周五的会开完之后，我和盖特纳就先离开了，科恩留下来，继续听周六上午的发言。他在一封邮件中向我转述了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在讲话中流露出的特别悲观的看法。科恩本人也算不上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他仍然认为费尔德斯坦的观点太悲观了。不过，他坦然地承认道：“我自己没有这么坐立不安……我认为这可以有效地软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们的反对意见，让他们支持我们大幅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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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盖特纳回到华盛顿之后，便着手落实我所说的“创新思维”。之前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们着眼于贴现窗口贷款，而不是标准的货币政策，这已经有一点偏离传统了。但我决定，如果有必要的话，就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偏离传统而裹足不前。我们要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解决问题。那个周日，在发给科恩、盖特纳和凯文·沃什的一封邮件中，我列举了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的理由，并简要地概括了一下决策者与幕僚们之间存在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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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分有趣的建议是与欧洲央行建立货币互换额度。所谓货币互换额度，就是一种制度安排，美联储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为欧洲央行提供美元，而欧洲央行以欧元作为偿还担保品。这种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保护美国市场免受欧洲金融动荡的影响。虽然欧洲央行已经为欧洲大陆的货币市场提供了欧元，但欧洲大部分金融活动是以美元交易的。在这种情况下，与欧洲央行（或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货币互换额度，为它们提供美元，那么它们随后就能将美元借给自己管辖范围之内的商业银行，从而减少外资银行争夺美元可能对美国市场造成的干扰。从政治上来讲，与外国央行建立货币互换额度可能不受欢迎，但它是有必要的，有助于保护美国的经济。在这个问题上，科恩最初持怀疑态度，表示他需要看到欧洲央行提出一个更好的理由去解释自己为什么无法使用自己的美元储备为商业银行放贷。但盖特纳的态度较为开放，认为美联储与欧洲央行和两三个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互换额度，可以减少在美国经营的外国银行直接向美联储申请美元借款的需求，促使它们向本国央行申请美元借款，这样一来，它们本国的央行就必须负责贷款的管理和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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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和他们讨论了幕僚们的另一个建议，即设立两个机构，让需要资金的机构竞拍美联储贷款。一个机构为储蓄机构设立，另一个机构为华尔街投行之类的非储蓄类金融机构设立。通过竞标，或许可以降低再贴现贷款的利率，而不是像之前那样的固定利率。这样一来，借款者可以宣称自己支付的是市场利率，而不是惩罚利率，有助于减少借款者申请再贴现贷款时背负的成见。此外，由于准备拍卖以及确定最终中标者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借款者收到资金的时间会相应延后，这也清楚地表明它们不是迫切需要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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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列表上的最后一项是迫使银行更多地披露关于自身财务状况的信息，重要的是，还要披露关于表外投资工具的信息，这些表外投资工具已经成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们披露的情况可能会令人感到恐惧，但至少市场参与者可以切实评估借贷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要继续提供贷款，而不是基于自己的恐惧就全面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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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建议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让诸如投资银行之类的非储蓄类金融机构参与美联储贷款的竞拍过程。这需要我们跨越非常高的心理门槛。我们将援引鲜为人知的《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为自己做辩护。这一条款授权美联储可以“在非常时期和紧急情况下”为银行实体以外的任何实体提供贷款，其中包括个人、合伙企业和公司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具有良好信誉的个人或实体。自从大萧条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动用过这个条款。我知道要推销这个想法很难，但我想让大家把这个想法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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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杰克逊霍尔回来之后，我在发给科恩、盖特纳和沃什的一封邮件中写道：“幕僚们的观点不能说服我完全打消这个想法。”在当前这个金融体系中，银行的中心地位已经较为弱化，因此，扩大美联储的借贷范围是必要之举。我还写道：“但我认同只有在走投无路之际才能孤注一掷地祭出这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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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直接从事证券买卖，它只是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交易部发出指令，在那里，负责国内公开市场操作的经理指挥众多下属人员实际操作美国财政部和政府机构证券，特别是美国国库券的买卖活动。该经理每天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通报交易部情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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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德风险这个理念来自关于保险业的著作，指一旦人们的资产获得保险，他们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努力地去规避损失或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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