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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预期也会引发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我们很担心通货紧缩问题，但现在才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通缩风险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显然是货币宽松政策的另一个成功之处。但通胀率攀升得似乎太快了，因为从宣布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国汽油价格涨了快1美元，达到了每加仑4美元，食品价格也不断上涨，主要是因为全球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米、玉米和大豆）的价格都在上涨，而且美元汇率有点疲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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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华盛顿邮报》记者尼尔·欧文率先发问，他提到了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华尔街日报》记者琼恩·希尔森拉特接着提到了天然气和食品价格上涨的问题，问美联储是否能够或者应该做点什么。大家都关注到了外界反复提出的一种批评意见，即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美联储是否应该考虑扭转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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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针对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采取妥善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央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过去多年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直关注这些价格的变化，也会通过“核心通胀率”等指标去跟踪通胀形势的变化。由于核心通胀率剔除了粮食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因此，这个方法常常遭到奚落。人们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是：“难道你们美联储的人不吃饭、不开车吗？”当然，我们也要吃饭，也要开车，但美联储认为，只要核心通胀率保持在一个适当的低位，就可以等同于物价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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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核心通胀率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货币政策变动之后，其对于经济的影响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当前的通胀率，还要考虑到几个季度之后货币政策的影响真正被人感受出来时的通胀率。这就相当于你在足球比赛中传球给队友时，不能只盯着队友现在的位置，而是要考虑到队友在一定时间之后会到达的位置。研究表明，剔除粮食和能源这两个波动最剧烈的价格，有助于更好地预测整体通胀形势。[1]我们在2008年夏季就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当时，虽然美国经济疲软，但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我们美联储顶住压力，没有提高利率。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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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尔森拉特的问题，我回答说，我们认为最近石油价格上涨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货币政策不是诱发因素，其原因在于“阿拉伯之春”之类的政局动荡（政局动荡加剧了市场对于石油供给减少的忧虑），而且根据我们的判断，无论是油价上涨，还是粮食价格上涨，都不大可能导致整体通胀率持续攀升，因此，不必采取货币政策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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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记者招待会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事实证明，招待会是成功的，对我们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场记者招待会在后勤安排方面做得也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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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HBO家庭影院频道播出了一部名为《大到不能倒》的影片，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根据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同名小说改编过来的。保罗·吉亚玛提饰演我，并因此荣膺“美国演员工会奖”。吉亚玛提为了搜集素材，曾经到美联储拜访过我。他到父亲巴特利特·吉亚玛提曾经担任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首席执行官。因此，我们吃午饭时，很快就谈到了棒球比赛，反而没有聊美联储和金融危机。但考虑到他的演出获得了肯定，因此，我想他来拜访我期间应该找到了他需要的素材。我读过索金那本书，但没看过那部影片。之所以不看，是因为我担心那部影片以过于简化的方式去讲述复杂的问题（这种担心可能有失偏颇），而且在荧屏上看到别人扮演自己，感觉挺奇怪的。当有人问我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时，我就回答说我不需要看这部影片，因为我就是这些事情的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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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那部影片上映的时候，比尔·克林顿提出要见一见我。我之前见过希拉里·克林顿。她曾经是参议员，后来又出任国务卿。有一次，我从美联储出发，步行了一个街区的距离，前往国务院，跟希拉里吃午饭，我的安保人员跟在旁边。她很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然后我们在一间只有两人桌的小餐厅里面共进午餐。对于美联储在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她表达了支持，但她更多的时候是在倾听，说话并不多，多次问到我对世界多个经济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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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比尔·克林顿见面的地点是他们在华盛顿海军天文台附近的家里，见面时间持续一个多小时。他之前接受过几次心脏手术，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此，看起来很瘦，据说已经变成了素食主义者，但谈到政治、外交和经济时，他的精力又显得很充沛。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赞扬美联储应对危机的方式，鼓励我继续通过《60分钟》、记者招待会等途径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他说人们内心感到一切都不确定，感觉有点害怕，因此，需要有人向他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对我讲，如果美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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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于2011年春季的通胀形势判断得没错。天然气价格在5月初攀升到了最高水平，那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面，就一直保持下跌态势。从年初到9月份之前，将粮食和能源价格考虑在内的整体通胀形势越来越严重，但之后逐渐缓和。然而，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测还是过于乐观了（私营部门的预测也是如此）。如同2010年的情形一样，2011年春季的经济表现还很不错，但到夏季就开始表现出颓势了。就业机会增长速度大幅减缓，2011年5—7月，平均每个月只增加5万个。我们8月份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就业增长完全停滞了。虽然失业率在年初下跌，令人感到一丝鼓舞，但之后就停止下跌了，一直徘徊在9%左右，到秋季一直都是如此，和两年前美国经济衰退结束之际的失业率相比，仅仅降低了大约1个百分点。此外，经过大规模修正之后的201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那次衰退的幅度比之前预期的还要大，复苏速度也比之前预期的还要慢。到了2011年中期，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产出才算恢复到衰退前的高峰，但就业机会却比高峰时少了650万个。经济学家常常被批评说无法预测未来，其实因为获取的数据不完整，而且这些数据时常需要修正，因此，就连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无法确定。很多数据就像噪声一样，干扰了决策过程，加剧了决策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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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完没了地讨论经济为什么无法达到“逃逸速度”那样的状态，也就是达到可以自我维持增长的状态。日本地震和海啸等不可预见的冲击不足以解释这一点。我开始思考是否存在其他的、更严重的因素，我们原本预计这些因素会放缓经济复苏进度，但事实证明，它们产生的阻碍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而且持久得多，以至于导致经济像是在逆风而行，无法达到不断增长的逃逸速度状态。因此，我们把这些因素称为“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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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利因素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挥之不去。尽管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稳定，但信贷依然紧张。只有信用评分最好的申请人才能得到贷款。信贷紧缩意味着新企业变少，现有的企业无法扩大经营规模，从而导致新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即便那些有条件申请贷款的家庭和企业也纷纷减少贷款，非但不申请贷款，反而在支出方面变得更谨慎，也更加专注于偿还债务。这就是我以前在学术界跟马克·格特勒一起研究的“金融加速器理论”，结果现在却证实了，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的研究表明，经济衰退会导致借款人和银行的财务状况趋于恶化，从而限制了信贷流动，使得经济衰退更严重、更持久。我曾经对马克讲，我宁愿看到我们的理论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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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紧缩又导致另一个持久的“逆风”，即房市复苏缓慢。通常来讲，建筑业及相关行业的快速反弹会带动房地产业、家具业、装修业等相关行业的增长。但这一次却没有出现这个景象。2011年，建筑商建设的私人住宅只有60万户，远远低于2005年的200万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危机前繁荣时期造成的一个后果，因为那时候兴建了太多房屋，库存量过剩，需要现在消化掉。此外，在危机之前，抵押贷款条款宽松，而现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很多潜在的购房者，包括购买首套房的人，都无法获取信贷。其他妨碍房贷和建筑业增长的因素包括大量的房屋遭到查封、大量业主赔钱卖房（压低了房价），以及金融监管引发的不确定性（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前途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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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存在方向性的错误，构成了一股“逆风”。继2009年2月批准实施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之后，国会转向了紧缩模式，这与欧洲采取紧缩型财政政策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同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收入减少，迫于维持预算平衡的压力，不得不开始裁减工作人员，缩小公共设施建设规模。这股“逆风”绝不是轻柔的微风。按常理讲，在经济复苏时期，政府雇用的工作人员数量会增加，但这一次，公共部门就业人数（不包括那些被政府雇来开展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却比峰值减少了75万人（公共部门的失业人员中，有30多万人是教师）。美联储工作人员预计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可以创造出70万个工作机会，但是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多被财政紧缩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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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联储而言，要公开讨论财政方面的逆风，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政府支出和税收等财政问题超出了美联储的管辖范围。但此时，财政政策却阻碍了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直接削弱了我们保障充分就业的能力。我与美联储理事会的幕僚们多次讨论之后，决定公开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我强调说，仅仅依靠美联储一己之力，是不足以充分提高就业率的，在当前这种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美国经济需要国会伸出援手，国会即便不能增加公共支出（比如路桥建设方面的支出），至少也要在再就业培训方面增加支出，让那些失业人员接受必要的培训，方便他们找到新的工作。第二，我指出，解决联邦赤字问题当然很重要，但赤字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医保支出增加导致的，国会在解决赤字问题时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长期性，而不能仅仅依靠增税或者削减支出加以解决，不然，非但阻碍了经济复苏，也不利于解决那些长期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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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信贷紧缩、房地产市场萎靡以及财政紧缩这三股逆风还不足以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挑战的话，那么，欧洲金融危机的卷土重来，无疑变成了最后一根稻草，欧洲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金融形势在2011年夏季趋于恶化。继2010年5月救助希腊和2010年11月救助爱尔兰之后，欧洲不得不在2011年5月救助葡萄牙（救助金额高达780亿欧元）。每一个接受救助的国家都被要求大力削减预算赤字，并实施强有力的改革，提升其经济竞争力和经济运行效率。在理想情况下，对于那些接受救助的国家实施严苛的救助条款，有助于削减由救助引发的道德风险，还有利于促使这些被救助国家纠正当初将其拖入困境的拙劣政策，如果救助条款不严苛，那么其他处于类似困境的国家肯定会不加考虑地申请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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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来讲，严苛的救助条款只有在确保被救助国家不发生政治动荡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在这一点上，欧洲做得对吗？当然，这个问题不仅对欧洲非常重要，对世界其他地区也非常重要，因为世界其他地区通过金融和贸易等渠道，与欧洲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和盖特纳参加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国际会议时，以及我个人在参加巴塞尔央行行长会议及其他会议时，都听到了动辄长达数个小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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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盖特纳大体上都认为欧洲在这方面做错了，对此，我们毫不迟疑。在欧洲，有些国家的确需要实施财政紧缩政策，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很多国家（不仅仅是被救助国家）由于存在严格的监管政策和其他方面的限制，经济运行效率很低，如果能够消除这些限制因素，必然会产生很大的益处。比如，有些国家严格限制企业解雇员工，这就从一开始导致雇主不愿意雇用新员工。我们认为欧洲在几个非常关键的方面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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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债台高筑、困境较重的国家而言，财政紧缩政策虽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政策必然还会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更加严重的衰退。不幸的是，德国等实力较强的国家本来有能力加大支出、减少征税，以便抵消弱国紧缩措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它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跟风式地削减预算，并宣称这是为了给那些穷国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一来，整个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就表现出了高度的紧缩性，欧元区的宏观经济策略似乎可以归结为“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但这些国家没有考虑到其付出是否真的能够带来收获。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还收紧货币政策，从而加剧了财政紧缩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当通胀率超过了欧洲央行之前设定的“低于但接近于2%”的目标之后，欧洲央行先后于2011年4月和7月两次加息，完全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金融压力持续存在的现实。美联储在研究通胀问题时，会剔除变动剧烈的石油价格以及粮食价格，但欧洲央行却没有这么做。虽然欧洲央行在2008年夏季石油价格攀升之际采取了类似的应对举措，但我认为，此时他们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是难以理解的。整个欧元区的财政紧缩以及欧洲央行加息，几乎完全注定欧洲经济增速将会非常缓慢，并且也注定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会遭遇经济严重收缩和失业率飙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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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盖特纳除了担心欧洲近期的经济增长之外，还认为欧元区国家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纠正欧元区存在的一个基本的结构问题。具体来讲，一方面，欧元区采用了单一的货币政策和单一的央行，另一方面，欧元区的17个成员国在制定财政政策方面却享有独立的权力，而且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财政协调，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错配。（2011年初，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之后，欧元区的成员国就增加到了17个。）虽然它们也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采取了严格限制财政赤字的法律法规，但谁都不会预期欧元区国家能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事实上，欧元区国家本来可以在财政领域开展一些合理的、有建设性的合作，比如，共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立一个共同基金（帮助那些经营失败的银行安全退出市场）以及在欧元区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便各国共同承担银行倒闭引发的风险）。但对于这些合作措施，欧洲领导人要么直接拒绝，要么拖拖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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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些国家在严苛的救助之后依然无力还债，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其他欧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应该继续为其提供救助吗？私营部门的放贷者（其中大多数都是欧洲的银行）应该承担一些损失吗？这些问题类似于美国在华盛顿互惠银行濒临倒闭之际面临的问题。我们（尤其是盖特纳）坚决反对让私营部门的债权人承担损失，因为我们担心这样会加剧恐慌，导致危机蔓延到更广的范围。基于类似的原因，即便在国家违约的情况下，我们也反对强迫私营部门的债权人承担损失。特里谢在这一点上对我们表示强烈赞同，但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其他建议则持有反对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对于欧元区的经济帮助不大，因此他宁愿把工作重点放在维持预算平衡和结构改革之上。关于国家违约的问题，特里谢担心的是，一旦哪个国家真的违约，放贷者对于欧洲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的信心必然蒸发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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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1年夏季，随着希腊经济崩溃风险逐渐加剧，无力偿还贷款的迹象日益明显，国家违约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欧洲政客们甚至开始讨论是否要强迫私营部门的借贷者以及官方的借贷者（比如欧洲各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一些损失，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分摊损失有助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还有利于保护纳税人。与这些政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里谢以及欧洲央行都特别反对任由希腊违约或债务重组，因为这可能会加剧危机蔓延。（抛开经济层面的考虑不说，特里谢似乎还认为国家违约是很不光彩的事情。）由于爱尔兰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接受的救助资金来自官方机构，而不是来自私营部门的放贷者，因此不大可能受到危机蔓延的影响，但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较大的国家，却面临着这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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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1日，欧洲领导人同意对希腊进行第二轮救助，救助金额高达1 090亿欧元（2010年5月那次救助希腊的金额高达1 100亿欧元）。但在第二轮救助方案中，私营部门的债权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做出让步，表现形式就是降低利率，并延长还款期限。事实上，这就相当于部分违约了。可以预见，一些私营部门的债权人很快就会抛售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府债券。2011年初，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分别是4.7%和5.4%（两者与一年前的4%相比明显上扬）。等希腊开始讨论债务重组时，这两个利率开始上涨，到2011年8月1日，分别上涨到了6%和6.2%。之后，西班牙的利率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但到年底，意大利的这个利率却飙升到了7.1%。尽管欧洲央行早在8月份就重启了债券收购计划，但也无助于遏制这一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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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上涨几个百分点看似并不严重，但利率升高会直接增加政府的赤字，从而引发一个恶性循环，即债权人担心违约风险，会要求提高债券利率，但提高利率又会导致债务人无法偿债而被迫违约。2011年夏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设想一些不可思议的情景，比如，部分欧元区国家违约，然后主动或被迫退出欧元区，放弃欧元，最终导致欧元崩溃。很多实力较弱的欧洲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因此，一旦出现国家违约，整个欧洲银行体系就有可能被拖垮。一场金融灾难似乎正在酝酿之中，其严重性可能远远超过2007—2009年那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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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欧洲危机愈演愈烈之际，2011年5月14日，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竟然因涉嫌“性侵”酒店女服务员在纽约被捕。我深感震惊。很多人认为卡恩是最有可能接替萨科齐出任法国总统的人选。卡恩很有才华，文质彬彬，堪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欧洲需要迅速采取果断的行动遏制危机。如果他的指控属实的话，恐怕没有人会原谅他。卡恩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退出了国际决策圈，留下了一个空白。卡恩的副手，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利普斯基暂时代行卡恩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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