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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7月正式接替卡恩，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史上首位女总裁。我的好朋友、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多年的奥利弗·布兰查德则继续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虽然拉加德之前曾经服务于法国政府，但与卡恩一样，她也没有偏袒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贷款申请的欧洲国家。事实上，她还经常批评欧洲政府不愿意采取更多措施去促进经济增长。但以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为代表的欧洲官员几乎不愿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听不进去美国以及其他各方的建议。这一点上我没说错，他们应该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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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欧洲危机愈演愈烈之际，美国国会似乎也铆足了劲儿去搅动金融市场，因为国会与奥巴马政府在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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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债务上限的法案是历史的偶然产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国会在批准联邦政府支出方案的同时，也会批准联邦政府发行必要的国库券。到1917年，为了管理方面的便利，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财政部在必要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是否发行国库券，但前提是债务总额必须低于某一个特定的上限。这样一来，国会就相当于把支出决策权与借贷决策权分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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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议员们突然发现可以把债务上限作为筹码去和政府讨价还价。通常来讲，围绕债务上限开展的“打斗”就像戏台子上的“打斗”一样，只是摆出来的花架子而已，因为执政党最后往往能够提高债务上限（但也会遭遇一定的政治冲击）。在2011年之前，最严重的一次僵局发生在1995年，当时，克林顿政府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债务上限和支出法案方面陷入了僵局，甚至导致联邦政府两次临时停摆。然而，当前华盛顿的政治对立情况越来越严重，围绕债务上限展开的争斗可能更具有实质意义，而且后果越来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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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国人认为关于债务上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政府应该支出多少以及应该征多少税，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债务上限与支出和征税没有关联，而是针对那些已经发生的支出，美国政府要不要偿还。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家庭刷爆了信用卡，却拒绝还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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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一个关键承诺就是对国债要支付利息，如果无法按时支付利息，相当于国库券违约，而美国国库券是世界上持有量和交易量最大的金融资产。当时，世界各地的个人与机构投资者持有大约1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哪怕是短暂性的违约，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金融后果，并且对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和信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如果无法完成其他方面的支付，比如给退休人员、军人、医院或承包商的支付没有完成，也会构成严重的违约事件，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影响。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实际上无异于绑架了整体国民的经济福利，因此，无论争执的问题是什么，这种结果都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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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深受鼓舞，便打算推动联邦政府削减支出，从而引发了2011年的那场围绕债务上限的纷争。为了找到一个妥协方案，很多方面都付出了努力。比如，来自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艾伦·辛普森以及克林顿政府时期白宫办公厅主任厄斯金·鲍尔斯成立了一个由两党人员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但他们的努力最后也无果而终。2011年4月，盖特纳曾警告国会说，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那么联邦政府的资金将在8月2日左右用尽。在发出这一警告之际，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国会会认真考虑违约风险，市场的反应也很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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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是财政部的财务代理机构，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很多支出（包括支付国库券利息）都是由美联储负责处理的。当政治纷争持续进行之际，美联储也和财政部共同讨论如果国会最终没有提高债务上限，可能会影响哪些方面的支出。美联储负责金融体系稳定的监管人员、专家还同多家金融机构进行沟通，希望了解一下如果政府延迟支付国库券的利息，他们会怎么应对。我们听到的回复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库券也会出现短暂违约，这套系统的设计人员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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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经过数月的纷争之后，国会两党最后终于达成了《预算控制法案》，同意提高债务上限，但这个协议非常复杂，法案规定，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组成“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即所谓的“超级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拟订10年内削减1.2万亿美元预算的具体方案，否则2013年初将启动“预算自动减赤机制”（sequestration），届时几乎所有项目的支出都将被全面削减。我当然非常高兴地看到这场债务危机能够得到解决，但由于经济复苏过程十分脆弱，我担心国会刻意施加的紧缩措施是否会阻碍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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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上限风波到此时还不算平息，后来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2011年8月5日，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表示，美国未来还会发生预算争执，因此宣布将美国3A级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2A级。但该公司的报告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导致该公司将未来10年间美国财政赤字高估了2万亿美元。财政部很快指出了这个错误，该公司虽然坦率地承认了错误，但坚持认为这个错误并不影响主权信用评级。我觉得该公司是在刻意借此向外界表明它没有屈服于政府压力。这一事件也折射出了美国政府与信用评级机构的特殊关系，一方面，政府可以监管信用评级机构，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有权评估美国政府的主权信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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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市场本来已经因为欧债危机而弥漫着忧虑情绪，处在十分脆弱的状态，标准普尔这次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压力。从希腊宣布债务重组后的那个周一（7月25日）开始，在债务上限纷争引发的忧虑氛围下，道指在4周内跌去了1 800点，或1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时期，虽然美国国债违约风险加剧了市场担忧，但投资者却疯狂抢购美国国债，从而将其利率从3%左右压低到了略高于2%的水平，这个幅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这表明，在金融风波之中（以及在市场对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充满忧虑之际），美国国债依然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这种吸引力显然超过了投资者对于违约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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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疲软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逆风”之一。在我的鼓励之下，美联储理事贝齐·杜克和莎拉·拉斯金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如何才能让房地产市场恢复生机。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主任戴维·威尔科克斯（2011年7月接替退休的戴夫·斯托克顿担任这一职务）与美联储经济学家和消费金融专家卡伦·彭斯领导的团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协助。这一特别委员会密切跟踪房屋查封动态。2009年，遭到查封的房屋共计210万处，2011年虽然下降到了125万处，但这个数字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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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货币政策推动抵押贷款利率从2008年11月底的6%左右（当时我们还没有宣布第一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收购计划）下降到了2011年年中的4.5%左右。这样一来，那些信用记录良好、拥有房屋净值的业主就可以获得再融资以及减少月供的机会。不幸的是，大约四分之一的房屋属于“溺水屋”，即剩余房贷超过了房屋的真实价值，没有净值可言，因此就无法用于再融资。奥巴马政府针对“两房”拥有或担保的房贷推出的《住房可负担再融资计划》的早期实施效果令人失望，但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10月份放松了这一计划的条款，减少了有关费用，并扩大了适用范围，大大提高了业主的参与度。最终，这一计划帮助大约320万处房产实现了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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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为了减少房屋查封现象而推出的另一个重大举措，即《住房可负担贷款调整计划》，为贷款机构提供了一些激励措施，鼓励它们通过延长还款期限或降低房贷利率去减轻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事实上，这一计划给财政部造成了不小的监管挑战，国会要求财政部密切监督参与这一计划的贷款机构和借款人。国会提出这一要求是不难理解的，但这样一来，财政部就会对贷款机构提出很多业务操作方面的要求，从而削弱这些贷款机构参与这计划的积极性。此外，由于涉及大量的文书工作，也导致很多业主不愿意提出申请。在实施后的第一年内，这一计划仅仅调整了23万笔抵押贷款。后来，经验丰富的财政部对这一计划加以改进，扩大了适用范围，使得更多的抵押贷款有机会得到调整。[2]但并非所有的抵押贷款调整后都可以避免再次违约和房屋查封，虽然对于借款人的筛选标准十分严格，但2009年得到调整的抵押贷款中，有46%再次违约，2010年得到调整的抵押贷款中，有38%再次违约。经济衰退对于就业状况和家庭财务状况产生的消极影响很大，以至于就连数额比较合理的月供，很多借款人依然无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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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对一些放贷机构享有监管权，但整个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都不在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之内。不过，由于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对于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美联储就主动卷入了围绕房地产市场的争论。我们在2012年1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多项建议，帮助政府改善其制订的多个计划。我们分析了多个可以替代房屋查封的策略，比如一次性削减业主所欠房贷的数额。我们还提出贱卖房屋取代查封，具体来讲就是，鼓励放贷机构允许借款人以低于剩余房贷的价格出售自己的房屋，以便偿还债务。（无论对于借款人而言，还是对于贷款机构而言，这一办法涉及的成本都远远小于房屋查封的成本，而且对于周围的社区而言也是比较好的，因为房屋贱卖不会导致长期空置现象，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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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认为这份白皮书具有建设性和公平性，几位国会议员却提出了猛烈的批评。比如，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的资深共和党人、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奥林·哈奇抱怨说美联储干预了财政政策。但我并不后悔发布那份白皮书。我们无法帮助所有业主避免房屋查封，但确实避免了很多查封案例。虽然减少不必要的查封现象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如果真的成功了，就会产生多方面的好处，不仅仅有利于保障业主的利益，也有利于保障贷款机构的利益。房屋查封太多是房地产市场复苏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拖累了经济复苏，但从外界对那份白皮书的反应来看，防止房屋查封既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人认为政府推出的计划已经过于慷慨了，而有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希望政府推出更慷慨的计划，这两类情绪对比十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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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备受苛责的事件中，我们也切身感受到了解决房屋查封问题存在的现实困难。在金融危机期间，抵押贷款领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机器人签署”丑闻（robot-signing）。具体来讲，抵押贷款机构的雇员在没有开展适当核查的前提下，（就像机器人一样）签署同意了数以百万计的查封文件。2011年4月，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命令16家抵押贷款机构聘用独立的顾问，逐一核查2009年和2010年发起或完成的每一桩房屋查封案件，以便判断是否存在查封错误。如果核查结果发现借款人受到了“机器人签署”丑闻的影响，或者遭遇了其他不公平待遇，那么抵押贷款机构将给这些借款人提供赔偿。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要核查数以百万计的文件，所需成本远远超过了提供给借款人的赔偿金。在国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提出多次抗议之后，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叫停了核查过程，转而根据较为简单的标准建立了一个新的赔偿机制，目标就是为业主挽回正义，并且不必给那些顾问支付大笔费用。最后这16家贷款机构中的15家同意为受害业主提供100亿美元的赔偿，其中39亿美元采取现金形式，其余61亿美元采取其他形式，包括调整抵押贷款合约的条款。共有440万名借款人直接获得了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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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压力，美国国会与政府围绕债务上限问题争吵不休，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等长期性“逆风”的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谓是阻力重重，大有再次趋于停滞的势头。到2011年夏季即将结束时，我在4月份那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出来的“审慎乐观”情绪逐渐消退了。我们在2011年年中就按照之前的承诺结束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我相信这一计划的确有助于创造就业，而且有助于防止我们在2010年秋季看到的通缩威胁变成现实，但这一计划现在已经停止实施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们纷纷预测美国经济迈向充分就业的速度将十分缓慢，通胀率将继续低位徘徊。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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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再度实施收购长期证券的计划，进一步扩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于再度全面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兴趣十分有限，至少当时来看是这样。很多人在批评我们的政策时往往夸大其词，有失公允，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美联储从政府部门获得的帮助非常少，自始至终几乎都是美联储凭借一己之力在力挽狂澜。但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合理的批评意见，有些人提出的问题还是很好的。比如，证券收购计划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们的内部分析结果显示，之前的证券收购计划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还不够好，虽然之前的证券收购计划有效，但考虑到现在利率如此低，我们收购的证券还能产生像之前那样的效果吗？还能给我们带来像之前那样的收益率吗？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会不会削弱低利率政策的积极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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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问题则关注再度启动证券收购计划可能会产生哪些出人意料的副作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们除了担心这一计划会加剧通胀风险之外，还担心有可能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2011年7月离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就曾警告美联储说，美联储持续压低长期利率正在催生“债券泡沫”，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遭到人为压低的债券收益率未来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出现飙升，而且会导致当前债券的收益率突然大幅下降，甚至低于新发行债券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现有债券的价格出现暴跌，这样一来就会引发大规模亏损，有可能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事实上，我们曾经密切跟踪分析过利率大幅下滑引发的相关风险，尤其是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构成的风险，因为这两类机构都持有大量的债券。我们相信这些风险都是可以管控的，但也不敢绝对相信自己的风险管控能力，毕竟，考虑到前几年的经历，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及时地发现金融体系稳定性面临的威胁，我们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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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支持重新启动大规模收购证券和扩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计划，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发挥创造性思维，探索其他办法。从2010年夏季以来，我在美联储内部探讨过多个货币政策选项，而且这种探讨一直持续到2011年和2012年。有一些想法曾经在公开讲话中提到过，但很多只是在幕僚会议和备忘录中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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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我探讨了把支付给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25%削减到零（或者略低于零）的可能性。事实上，这就相当于要求银行把准备金拿去放贷，不然，如果闲置在美联储，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即便将存款准备金利率削减到零，对短期利率的影响也是十分轻微的，或许只能促使短期利率降低0.1~0.15个百分点。即便如此，我也不强烈反对这么做，因为这样至少可以给市场发出一个信号，让市场知道只要能推动经济复苏，我们就愿意采取任何举措。然而，有些人反对这样做，并提出了很好的理由，就像有人认为这样可能会重创货币市场基金，扰乱商业票据融资市场、联邦基金市场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比如，如果利率被削减到零（或零以下），那么很多货币市场基金可能连管理成本都难以收回，如果这些基金因此而倒闭，开始抛售其持有的商业票据，那么金融市场就会丧失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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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考虑过限定住两年或两年内到期的债券的利率，也就是说，通过买卖这些债券，引导其利率维持在我们选定的目标。这样一来，就可以向市场传递出有力的信号，让市场明白我们至少在未来两年内会努力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收购大量的证券，而这样一来，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就会大为膨胀，甚至可能膨胀到失控的程度。对于这一风险，至少在当时来讲，我们是不愿意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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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考虑了是否要启动一项名为“贷款换融资”（funding for lending）的计划，即如果银行同意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那么美联储将为其提供利率非常低的融资。英国央行和英国财政部在2012年7月就采取了这一计划。由于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因此，这一计划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莎拉·拉斯金就是特别坚定的支持者。）但美国银行对这一计划的兴趣非常小，主要是因为与英国的银行相比，美国的银行享有的一个重大优势就在于，美国银行本来就可以获得成本非常低的融资，而且美国的银行认为给中小企业放贷的盈利机会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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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考虑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即所谓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3]目标”。这一想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我在2010年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前，曾经同科恩、耶伦和比尔·达德利探讨过这一想法。在名义GDP目标制度下，央行不再设定固定的通胀目标，而是在经济增长态势强劲时，通胀目标就调低一些，当经济增长态势疲软时，通胀目标就调高一些。以2011年为例，那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如果我们当时采取了名义GDP目标，那么我们的临时性通胀目标就有可能会调高到3%或4%，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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