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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环境不同。1998年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比较多，然而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完善。目前很多的基础设施往往有社会效益却没有经济效益。比如说污水处理厂，环保部门的数据表明有1 400个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建成但是没有运行。城市地铁的建设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建设地铁，但是全世界可持续健康经营并且盈利的地铁是极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在当前要为刺激内需作出贡献，从长期看也不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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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济结构已发生变化。1997年时，政府和国企可以支配的资源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超过一半，到2008年，随着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中70%已经是非公有制经济，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带动作用相对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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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防止对投资的继续过度依赖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可能对消费带来的挤压。在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曾经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率过快、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当前亟待扩大内需时，我们可以考虑刺激投资，但是要防止对于投资的过度的依赖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新的产能过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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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当时应对经济的迅速回落无疑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10年来的增长情况看，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却持续从当时的45%左右下降到35%左右，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因此较1998年，现在需要在扩大内需方面进行更多的改革开放方面的积极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医疗等都应该有更多实质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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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消费需更加努力，并辅以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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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期以来，研究界一直关注内需的疲弱特别是消费对于GDP贡献度的下降，但是，在外需增长势头较为迅猛时，内需的扩大往往容易受到忽视，同时，较之投资的迅速启动速度来看，消费的扩大往往需要对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制度创新，因而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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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效果看，启动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往往见效较快，而以增加收入、减税等促进消费的方式来拉动内需存在时滞性长的弱点。但是，在当前的结构调整压力下，仅仅依靠投资来带动，可能并不能有效解决此次经济迅速回落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投资的过度依赖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关键还是消费扩大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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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的短期政策重点应放在民营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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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内需政策角度看，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基本集中在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一些企业称为调整中可能出现的“民企国企化，国企央企化，央企垄断化”的现象可能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如果调整中出现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过大、大量资源投入到垄断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则是需要防范出现的状况。对于这些大量能够吸收就业的企业来说，最为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新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更多能够惠及他们的，可能还是减税等政策举措，以及放松管制、降低准入门槛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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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从推动结构转型的角度看，中期的政策目标可能他是希望降低对于投资的过分依赖，提高消费的贡献，但是目前所应用的应急性的措施又必须依赖投资，这可能在特定的阶段的政策操作中出现矛盾。基于这些考虑，在宏观经济稳定下来以后，政策重心需要很快转向实质性的扩大内需，扩大居民消费的方面，转向促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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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扩大内需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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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的“再杠杆化”有充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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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与国际水平比较还是与中国的历史水平比较，总体上看，中国政府、企业、居民的负债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也十分健康，这与美国等国家的过度负债和过高杠杆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中国应对这次危机最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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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整个经济体系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便是去杠杆化（deleverage）。雷曼正是由于其高达36倍的杠杆率，使其资本金面对资产价格3%的微小调整便消耗殆尽，最终导致了它的破产。如果在市场上找不到资本金，就只能申请政府注资。此次危机之后，高盛和JP摩根等转向传统银行，这也就意味着它们不能再从事过高杠杆率的业务了，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与此同时，美元近期的走强也和其金融机构去杠杆化之后卖掉资产再把资金调回美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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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情况恰好相反。2000年以来中国持续了7～8年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政府、企业、居民的负债率却降低了。所以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再杠杆化（releverage）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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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仅是2.5%，到了2009年，即使以5千亿作为财政赤字预算的话，赤字占GDP的比值也不过1.5%，因此中国在扩大财政赤字，提高负债率方面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见图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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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债占GDP的比重仅有22%，而西方其他国家这一比重高达70%以上，中国同样存在一定的国债负债空间。由于中华民族节俭的传统美德，居民拥有21万亿的储蓄，3万亿的负债，这些丰富的资源都应该适当安排，关键是如何寻找适当的工具与渠道来促使杠杠比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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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2006年时政府负债占GDP的比例资料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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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企业2000年起负债率也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的企业负债率平均在59%，这就为中国金融系统的再杠杆化带来一定的空间。因此在2009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时，适当地提高负债率和杠杆率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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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份开始，银行贷款增长势头呈现恢复性的增长，如果这个趋势得以平稳保持，对于整个再杠杆化过程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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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若与财政政策配合得当将发挥更为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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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相当力度的调整，连续5次降息，最大幅度是108个基点。这一举措充分吸取了199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反应相对较慢的教训。当时物价已经大幅下跌，但名义利率没有改变，导致实际的利率显著上升。这一次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的是比市场预期更迅速、比物价回落速度更快的节奏来降息，避免了短期内实际利率的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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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同样面临着全世界货币当局都面临的问题：在经济回落时期，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方面的作用有限。政府发行了大量的货币，却由于银行的惜贷行为导致货币在银行系统之中循环，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刺激实体经济。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现今美国的短期国债利率在有记载以来首次出现了事实上的负利率，即名义的利率为正，但扣除了交易的手续费以后的实际利率为负。此时，银行却基于风险管理的原因不愿增加贷款，企业债券市场基本瘫痪，企业在短期之内感受不到货币政策放松的好处，目前美联储正在积极寻求所谓量化宽松政策，以图直接向企业注入流动性。中国的银行业在现阶段对贷款还是非常谨慎，这也是风险约束机制完善的一个表现，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运作态势下，在不干扰银行贷款的自主权、不破坏风险管理原则的前提下，还必须建立适当的机制，把资金注入实体经济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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