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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发行平稳增长。2008年累计发行各类债券（不含中央银行票据）29 381亿元，基本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企业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68.7%，增幅加大37.4个百分点。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券以及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量较上年均有较大幅度增加（见表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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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股票市场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股市正在逐渐地走向成熟。经历过几年来大牛市和大熊市的洗礼，投资者的投资心态也逐渐成熟，机构投资者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上市公司运作更为规范，市场监管进一步规范。截至2009年9月，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1 645个，市场为24.96万亿（见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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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业板的开启、深交所与港交所合作的逐步深入、上海交易所正式对外开放，结构合理、布局完善、功能齐备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雏形终将在中国出现，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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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稳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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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本着从局部到全国，从外币业务到本币业务，外国居民到本国居民的原则，循序渐进地展开，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见表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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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3年，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是：通过外资银行的进入引进外汇资金和改善对外资企业的金融服务，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在不断适应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稳步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银行业扩大了对外开放地域，逐步从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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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1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在修订和完善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基础上，中国于1994年颁布了全面规范外资银行的第一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银行业对外开放地域在第一阶段开放的基础上从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扩展到全国范围，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所有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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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6年，开放措施主要包括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在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需要，在承诺之外积极实施了一系列自主开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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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积极支持和鼓励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提前向外资银行开放了西安、沈阳、哈尔滨、长春、兰州、西宁等城市的人民币业务，放宽其在这些地区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盈利资格条件，为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开辟了绿色通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其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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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适时调整外资银行营运资金政策，逐步减少经营本外币业务的营运资金档次，降低营运资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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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允许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同步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代理境外理财及托管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开办代理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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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根据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允许香港和澳门地区银行以优惠条件在内地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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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调整外资金融机构参资入股中资银行比例，允许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按照自愿和商业原则投资入股中资银行，参与中国银行业改革，中国银行业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为核心，向周边地区辐射的开放格局，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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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8年年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96家银行在华设立237家代表处。12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28家外商独资银行（下设分行157家）、2家合资银行（下设分行5家，附属机构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2家。另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75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116家分行（见表13-8）。资产及盈利方面，在华外资银行业营业机构资本充足，资产质量良好，拨备充足，盈利情况较好。2008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资银行营业机构的影响有限。截至2008年年底，在华外资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7.37%；各项贷款余额7 305亿元，同比增长5.09%；各项存款余额5 974亿元，同比增长34.82%；贷款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同比显著增加（见表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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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发展的视角看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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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的高资本消耗业务模式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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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高资本消耗业务模式导致资本充足水平回落显著。保持充足的资本金比例是中国银行业能够成功应对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为了满足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监管的审慎要求，经历了大规模放贷的商业银行重新面临补充资本金的压力。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依然以外延扩张为主要特征，这种业务发展路径是典型的高资本消耗特点，风险权重高的贷款业务占比居高不下，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说在利率管制条件下，这种严重依赖利差收入的业务模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也凸显出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降低以及资本金补充渠道并不顺畅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