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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趋势看，2009年所形成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动力有望延续，特别是城市化从中小城市的突破以及2009年新开工项目的陆续启动建设，中西部地区依然会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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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随着2010年在内部流动性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外部流动性开始流入，会对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形成调整的新动力。外部流动性如果重新成为流动性投放的重要渠道，则外资外贸比重较大的沿海发达地区，可能会重新获得流动性的支持，从而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实际上，在以银行信贷投放占主导的流动性增长机制下，银行信贷较多的地区就会具有较为宽裕的流动性，这些在不断投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西部地区能够获得先机。然而，当外部流动性和外汇占款重新成为流动性增长重要的推动力之后，原来这些外资外贸占比较大的东部沿海地区，可能会重新获得流动性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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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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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界定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了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和地质勘探等在内的新兴产业。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演变历程看，每一次金融危机是否真正结束，往往是以是否形成有带动作用的新兴产业为代表和标志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低碳经济、生物技术、物联网等领域，都开始做大规模的投资和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观察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可以预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将逐步展开，这也会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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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的改革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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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素价格改革等推动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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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化，客观上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来推动。首先是资源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了公用事业价格调整，要素价格改革以及排污权交易的试点等。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一度局部形成的主要依靠低价格竞争，实际上是依靠定价过低的资源和要素生产产品竞争，这直接导致资源的浪费，要素价格改革就是要以灵敏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体现资源和要素的真实供求关系，并且发挥调节市场供求的功能。其次，国企和垄断企业的改革，目的是创造大型国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氛围，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同时，包括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在内的众多改革都将是推动结构转型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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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地产行业面临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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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型方面，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显得十分重要。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广受关注和争议，但实际上，在当前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这个行业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和两难的位置。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对带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宏观经济政策逐渐正常化之后，而新的增长点尚未出现之前，这个中间阶段的房地产市场在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全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成交量和价格等，已经超过2007年的最高点。因此在房地产领域，决策者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两难选择。首先是怎样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其次，它又关乎民生问题和资产泡沫可能带来的金融体系的风险累积问题。在1999年住房制度改革到2005年期间，中国的房地产主要表现为实业品特性。但是2005年至今，尤其是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新开工量、价格、销售与信贷等金融指标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换言之，在中国，房地产已经基本成为典型的金融资产，成为居民重要的资产配置中的备选资产。如何把握房地产的实用品和投资品特性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如何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和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成为结构调整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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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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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在把握中国经济走势时，都必须更为关注全球的经济运行趋势，而中国经济的运行趋势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全球化在后危机时代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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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中国加快资本形成和资源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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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的冲击，中国经济在强劲的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无论是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等，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来对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是，正是因为在危机时期，中国即使保持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了中国经济一个良好的时间窗口来从事资源的布局。中国通过加速城市化来扩大内需，增大了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在危机时期成为中国经济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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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10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的相对低迷，以及资源价格相对较低，为中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机会。索罗斯最近在香港演讲说金融危机对美国冲击最大，中国受益最多。实际上，这次经济危机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是受到的冲击较小，而得益的多少，还要看后危机时代，是否可以充分利用当前的后危机时期的时间窗口及时进行良好的布局。大致来说，这种布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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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源的布局。中国要加速城市化，需要根据城市化加速的需求对全球资源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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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位置。金融危机时期，许多已经在发达国家没有市场、利润率差的技术和企业、乃至品牌等，可能在中国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能够推动中国在全球化分工的产业链位置提升的技术和产品，在中国市场依然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基本上集中在加工制造环节的中低端，在金融危机平稳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应该是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期，也是提升中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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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兴产业崛起。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有可能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进入全球领先行列并形成突破。中国加工制造能力很强，在例如新能源之类的新兴领域，有可能做得更好。同时，关注新兴产业，也可以使得中国的企业在向全球购买适当的技术和企业时，能够更好地把握全球产业波动的趋势，避免收购那些可能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中被淘汰、被更新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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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有更为广泛的空间参与国际规则的学习、适应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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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决策者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也保持了十分清醒的把握。不过，从总量看，中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更多关注全球市场，关注全球规则。在国际规则领域，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被动的学习和适应之外，还应当更多参与，可以看到，这样的空间正在拓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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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去杠杆化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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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政策线索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在应对危机时期的表现具有十分明显的对应，例如，在美国表现为去杠杆化、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在中国则表现为再杠杆化、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同时减少对于出口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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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储蓄率提升的幅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出口可能受到冲击的程度，如果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大幅持续上升，中国的出口就需要做出大幅调整的准备，这包括过剩的出口产能的转移和消化等。不过，从趋势看，不能对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做过于悲观的预计。从2009年的美国居民储蓄率的演变看，在2009年上半年美国经济迅速恶化的时期，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一度达到7%，离格林斯潘上任之前的8%左右的平均水平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可以看到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一度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不过，从现在的演变趋势看，毕竟消费金融的发展对于金融体系来说是一个进步，美国居民的储蓄率要完全恢复到10多年前可能并不容易，可以看到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在2009年上半年达到7%之后又重新回落，现在美国的储蓄率又下降到4%～5%之间，而2010年美国市场的主流预测是其储蓄率会进一步降到3%～3.3%之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消费者会腾出一部分储蓄来重新进行消费，中国的出口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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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2010年是总体上增长较为温和的一年，也是宏观政策逐步回到正常化的一年；同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其中以加速城市化来扩大内需的政策主线等必然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也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值得我们认真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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