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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预期哪怕是绝大多数人的预期，也并非一贯正确。1994年年初汇率并轨，当时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汇率将“破九望十”。但结果是，当年人民币汇率不跌反升了3.0%，外汇储备规模翻了一番，从此人民币走上了新兴世界强势货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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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市场预期是善变的，随波逐流容易迷失方向。2014年年初人民币汇率升值加速，当时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将进入“五”时代。然而，随着人民币汇率从单边升值转为双向波动，以致演变成现在的不断下跌走势，市场又纷纷猜测人民币要“破七到八”。这与此前中国股民由极热到极寒的预期变化之快、之大何其相似。因为市场总是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性忽视某方面的信息，以致形成单边预期，这也是资产价格容易超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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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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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藏汇于民”是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随着企业实力壮大、居民收入提高，其本身也有资产多元化配置的客观需求。2016年年初，境内机构和个人持有外汇或配置境外资产的兴趣骤然升温，甚至传闻出现了到银行排队购汇的现象。然而，如果仅仅因为预期人民币贬值就增持外币或者境外资产，那就是非健康的投资理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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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外币资产利息收益几乎为零，境外投资也存在市场不熟悉、交易成本高等风险，在不做仔细研究的情况下，短期内大举增持境外资产或外币资产并非最佳选择。至于由此引发居民抢购外汇的风潮，则更令人唏嘘，因为通常只有出现危机、动荡和战乱时才会有挤兑外汇、黄金的行为。我国虽然面临经济社会转型的挑战，但仍然保持经济成长、社会安定，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势头。作为一个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大国，出现这种情形，不仅国人扼腕叹息，恐怕外国人也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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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应树立正确的汇率风险意识，不要用市场判断替代市场操作，不要以赚不赚钱、花不花钱来决定要不要套期保值。企业应该建立严格的财务纪律，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用好金融避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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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快适应汇率双向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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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验看，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从低波动率到双向波动，各方不了解、不熟悉，过度反应、过度解读在所难免，这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主动适应汇率双向波动，是改革平稳过渡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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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应该增加承受力，不必对汇率波动过度反应，更不应妄加猜测，自己吓自己，而应该多从市场中寻找人民币汇率涨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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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要容忍市场波动，保持客观中立，少对具体汇率水平发表意见，减少外汇市场干预，加快外汇市场发展，不断便利市场主体使用和交易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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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善市场沟通和预期引导是政府必须“补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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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调控就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一项重要职责。而政府调控市场，一方面靠做，另一方面靠说。有时候会做不如会说，说比做还重要，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当前新旧常态的过渡时期，人心不稳、传闻四起，市场沟通和预期引导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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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市场沟通和预期引导，诚意很重要。要尊重市场，把市场主体放在平等的位置而不是对立面，心平气和、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只有平等待人，以真心换真心，才容易取得市场的认可和谅解，获得社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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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市场沟通和预期引导，专业是基础。要了解市场，说对话不要说错话，说内行话不要说外行话，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强词夺理、倚势欺人，市场很可能是口服心不服。而且，可能的结果是，越不着调，市场就越没有信心，形势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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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市场沟通和预期引导，信誉必不可少。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信用经济，政府调控市场也要依赖于其公信力和可信度。因此，政府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说能说的不要说不能说的、说该说的不要说不该说的。说到就要做到，不知道的不说、做不到的不说、没想清楚的也不说。若是说到做不到，甚至说一套做一套，失信于人，就可能挫伤市场信心、损害政府信用。由此造成的政策信号混乱，更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市场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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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市场沟通和预期引导，技巧要把握。汲取2005年汇改的经验成功做法，要多谈机制、少谈水平，淡化汇率贬值的话题性。有些言论多用市场的嘴去说，更能体现其客观公正性；有些言论少用官方背书，也有助于增强政策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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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市场沟通和预期引导，主动很必要。将舆论阵地拱手相让，很可能会增加工作的被动性。要加强舆情的收集与分析，适时、适度地做出反应。尤其在敏感时期，政策不透明也不稳定，极易引发市场风险。对于政策的不实传闻要及时澄清，以减少无谓的市场恐慌；对于确定出台的措施，也不要指望能够瞒天过海，而应该主动宣传引导，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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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本质 第五节 如何应对资本流出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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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期，国内出现“资本外流”，引起各方关注。近期，外流态势趋稳，但造成持续外流的深层原因仍在，隐忧未除。为此，政策面宜妥为分析、筹划，在汇率、储备和管制三大政策工具中做出选择和搭配，多管齐下、标本兼治，防范、降低可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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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理性看待资本外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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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外流有积极一面。“藏汇于民”和“债务偿还”是我国资本持续净流出的主要渠道。根据最新的国际收支正式数据，2014年第二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我国资本项下累计净流出6189亿美元，其中，资产项下（即对外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如QDII/RQDII和对外其他投资如对外放款等）资本净流出达7907亿美元；负债项下（即外来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外来证券投资如QFII/RQFII和外来其他投资如外债等）资本净流入达1717亿美元，其中债务性资本净流出（即一般意义上的偿还外债）达3147亿美元，只是因为外来直接投资和股票投资依然大量净流入，负债项下继续呈现顺差。国际收支呈现“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于我国是一种合意的平衡结构，有助于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宏观调控的独立性。无论是外汇资产由国家集中持有转为民间分散持有的“藏汇于民”，还是降低杠杆、减少汇率敞口的“债务偿还”，都符合国家改革和调控的方向。我国基础国际收支状况表现强劲，同期经常账户与直接投资顺差合计为7553亿美元，较前七个季度增长17%，市场主体有序的资产多元化配置和债务去杠杆需求均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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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资本持续外流，又有可能使我国陷入贬值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短期看会造成市场价格失灵，长期看会积累汇率超调压力。资本集中流出将影响国内经济金融稳定，触发系统性风险。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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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对资本流出的主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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