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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子民给人一种丰衣足食的样子，英使一行沿河见到的这一家人看上去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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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乔治三世在给乾隆皇帝的信中，宣扬了英国人对幸福、智慧和道德的虔诚追求，以及与落后地方交流技术与生活知识的孜孜努力。代表团认为只要中国人认同自己的见解，皇帝自然会给英国人贸易的特权。3亿人口的市场对英国具有巨大吸引力。斯当东一路观察盘算着向中国出口的机会：中国皇帝喜欢英国的钟表和加了弹簧防震的马车，而老百姓喜欢五金制品和风箱；英国的羊毛制品在广东没有市场，但卖到京城以北的地方一定会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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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人的这种道德宣讲对乾隆爷来说，听着就不顺耳。大清怎么是落后的地方？正如乾隆所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朝廷允许向外国人出口是对他们的一种抚恤，因为他们央求购买中国的商品，这表现出中国传统道德理念中的仁义。你们对商业重视，我大清也不差。在天津过来的大运河上，你们不是看到了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景象吗？实际上，广州从事贸易代理已经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凡与贸易有瓜葛的官员都获利匪浅，一点也不比英国商人的地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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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陆贸易相当发达繁荣，这是晚霞沐浴的港湾，停满了过往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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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马嘎尔尼没有得到任何期盼中的共识与特许。这个结果不仅取决于乾隆皇帝与大清朝廷，也取决于当时的消费者：大清的臣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西方的消费观念，不追求洋品牌，更不懂得借贷消费。另一方面，英国也没有生产出什么让中国人非买不可的东西，没有五金制品与风箱，日子照样过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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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当东的书中显示，英国人其实看懂了两国的这些差距。他们最后的希望，是皇帝能够特许在北京留下英国使节，传播国际贸易理念，管理和外国通商这件事。英国人应当有资格和大一统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打交道，而不是在广东仅与“十三行”纠缠。然而这个希望还是不现实。使团与乾隆皇帝见面一个月后，和坤和中堂亲自跑来和马嘎尔尼说使团可以离开中国了，他顺便带来了乾隆皇帝给英王的复函。马嘎尔尼感到自己关于贸易利益的那一套理论还没有时间展开讨论呢，因此还想滞留几个月。和中堂却委婉而又坚定地表示：这里已经没有你们的事了，入冬北京的天气太冷，与你们洋人的体质不合，将来交了霜降，天气突然要冷得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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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4年10月初起乍凉的秋风中，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着他的使团，悻悻然走出了北京东城门。英国人并没有因为一次出使不利而气馁，在战胜了拿破仑法国的第二年，即1816年，英王又派出了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再次到北京，希望谒见嘉庆皇帝。他们的命运比第一个使团更不济，嘉庆皇帝以礼节问题为由拒绝与勋爵见面。和中堂当年的告诫确实另有所指，北京的天气对英国人来说越来越冷得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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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暗淡无光的出使，本来没有什么好提的。不过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大英图书馆偶然发现了阿美士德勋爵带给嘉庆皇帝的这张国书。它有46英寸电视那么大，周围精心手描了花边。在退还这张国书时，阿美士德潦潦草草地在一个信封上写了几个字：“这是摄政王给中国皇帝的原信。我没有机会递交。”从此，中英上层通过外交渠道的沟通，就像这封国书，被锁进图书馆的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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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没有第三次派来使团，1840年，中国人再次见识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不过这一次他们送来的不是给皇上的贡品，而是皇家海军装备的炮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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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华一事，在过去的200年中从未被中外史学界当作一件大事，就是提到也一笔带过。阿美士德无功而返的经历更是不值一提。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收藏亚历山大随团创作的版画时，记录这些出访的参考书籍屈指可数。然而时来运转，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件事突然显示出极为重要的历史寓意，那张想象出来的马嘎尔尼拜见乾隆的画也被广泛刊印。从中解读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东西方的关系又转回到了从前。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又来到中国“拜见”寻找着什么，其中肯定包含了国际贸易特别是扩大进口的“特许”。而对于中国而言，今日似乎又站在一个新的河道分流处，内在与外在的力量相互撞击，浪花中淘洗着它的选择。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斯蒂芬·罗奇不久前写道：“历史告诫我们，永远不要说绝不会怎样。”这才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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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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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理性时代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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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鸦片战争的历史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东西方多重面向的思考与情结。从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角度看，李大钊在90年前有一个纲领性的总结。他说，英国人“于1840年用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南方不给外人开放的门户——广州，以武力强挟鸦片及其他商品等经济势力，压迫中国。结果英国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门户，帝国主义遂由广州侵入了中国”。从那时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史”与“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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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全球化演进的长河中，这场战争又标志着一个起点，从此，中国人民在反抗强盗入侵的同时，开始追求现代的文明与发展。正如我在第1章指明的，中国人虽输掉了一场战争，但迎来了走向现代世界的机遇。在这个面向上说，从那时以来的历史，也是彻头彻尾的国民改革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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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史学界，鸦片战争是全球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章。每隔数年，英美史学界都会出版以此为题的专著。伊恩·莫里斯就是以杜撰的场景加真实的鸦片战争为开篇，提出了西方主宰世界能有多久的大问号。东方与西方两百年前出现的曲线错位，在他的眼中，取决于地理原因与社会发展的交互作用。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热纳·米塔，2011年为自己出版的一本专著写了篇序言，其中说道，今天“鸦片战争（的讨论）本身足以在中国掀起波澜”。要把握那一段历史，他认为今日需要的，是理解往昔错综复杂的事实，而不是将过去演绎成简单的道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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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鸦片战争的一个面向就是道德故事。英印公司在广州向中国人推销毒害身心的鸦片，又利用炮舰优势打砸别人的家，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是不厚道，不道德，不仁义。把多棱镜的视角从东方转到西方，转到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我发现这场战争在英伦也挑起了严重的道德争端。从“理性”与“人性”的冲突进行严厉的批判，是英国人看待自己的这段历史时，毫无保留的道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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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人性是一个西方哲学中长久争论的问题。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启蒙学者把它严肃地提出来，在他们眼中，理性生活带来科学的进步与物质的丰富，是人性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说：英国没有哲人，但是有道德哲学家。简单地概括他们的观点，一方面，比中国的孔孟之道有过之无不及，张嘴闭嘴就是“仁爱”“同情”“怜悯”“公义”这些美德词语，动不动就把不顾大众和别人利益的“妒忌”“贪婪”“自私”与“造假”这些言行猛批一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财富的积累极为关注，衷心赞扬市场经济的效率。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亚当·斯密，他先写了一本戒律《道德情操论》，反复训导那些惹人怨恨的商人和工厂主，提醒议会“应时刻以高度警惕来听取这个群体对法律规章的任何新提议”,因为他们通常有一种欺骗甚至压迫大众利益的倾向。两年后，他又出版了早前已经完成的关于国民财富的研究，证明自私自利虽然没有善行高尚，但在市场中，至少它是更可信、更实际，也是更道德的手段，以确保大众和个人利益的一致。在一个人头脑中同时产生的这两种思想，曾被德国人认为是歧论而称之为“亚当·斯密问题”。但斯密并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矛盾或不兼容。人天生就具有“人性”，社会生活带来关注自身利益的“理性”，他传播的是一种经济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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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时代，貌似春秋诸子百家的翻版。他的同时代人，1788年和东印度公司叫板的埃德蒙·伯克写了《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和斯密一样，他的经济理论中充满道德矛盾。爱德华·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因此被后人称作道德历史学家。还有托马斯·潘恩写了《人权论》，威廉·戈德温写了《政治正义论》。后者的观点被视为激进的启蒙，他相信理性中必须注入人性才是彻底的，还认为理性并不是信仰，但应当与信仰结合，才有战胜邪恶的力量，否则理性也可能走向邪恶。道德哲学家的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很长。法国启蒙学者托克维尔曾比较过法国与美国革命，对英国社会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在英国，我还欣赏很久以来（别国）一直都失去了的东西——宗教与政治世界的结合、公共美德与私人美德的结合、基督与自由的结合……他们比地球上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尊重宗教、商业与自由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有道德哲学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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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道德理想并没有去掌握群众，它们在百年中润物细无声，因而没有导致法国人那样的大革命。英国的政治也不走极端，而是且行且改良，没有引起如在美国殖民地那样的矛盾激化。除了浮于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的启蒙思想，英国还出现了将“仁慈”观念渗透到下层普通民众的努力，例如卫斯理教派那样的狂热宗教组织，希望创造一个充满善举的大众福音社会。宗教的简单与直观，最容易被利用来对群众启蒙。在此一时期的艺术、文学、绘画，同样对社会观念的改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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