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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加斯18世纪的世俗版画，抨击公众的无知放肆堕落，宣扬向善的美学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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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资本社会的发展证明，“亚当·斯密问题”的确存在矛盾与不兼容。分工精细了，劳动效率得以提高；努力工作追求盈利，物质生活有了改观。这些在非常理性的引导下获得的成果，好像并没有为社会带来应有的美德。财富的涌现使人性丧失了更多，包括政府滥用权力、公众以集体的名义作恶等。今天困扰着富强起来的中国人的那些道德问题，当年曾以恶劣得多的程度毒害着英国社会。所幸的是，启蒙思想家的争论，为公众和社会提供了批判的思想武器。人们顽强不屈地和资本“理性”做着斗争，维护着人性的尊严。社会正义——主要体现在立法和社会舆论中，始终站在启蒙思想的这一边。到19世纪初年，道德哲学在许多领域被接受，如1807年议会通过《废除奴隶贩卖法案》，1830年修订了以往的《济贫法》，力图缓解贫富矛盾。慈善也不再只是一个概念，救济成为组织行为，不求回报与功利的学校、医疗、公益社团纷纷设立。同情心不但惠及同胞、妇女儿童，而且对待动物也要制止恶魔一样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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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同情，离开社会舆论与立法的监督，离开宗教的内敛，就没有力量与穿着商业外衣的“理性”抗衡。同样是英国人，远在印度与广东沿海的商人和企业家，和所有的帝国殖民者一样，就是穿着商业外衣的这么一帮非常有“理性”的人。他们用以和人性对抗的，是被金钱扭曲了的“理性”、被帝国海外经济利益和民族利益扭曲了的“理性”。在一个具有道德哲学的国度，这是群体——亦分解为个人，留下的巨大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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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印度开展东方贸易的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瑞森，就是两位缺少监督与内敛的年轻人，尽管他们具有出色的商业头脑，创造了传世至今的一家大公司。对于到大清的沿海去贩卖鸦片，他们并不是从来没有心存畏惧，要不然1840年回到伦敦，他们为什么害怕进入教堂？不过，那只是片刻的惊慌，实际上他们对自己从事的鸦片贸易心安理得。东印度公司的总督黑斯廷先生也说过，尽管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英国人可以不必向中国人出口这种东西，但是为了商业利益与外贸平衡，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有了这个“官方”保护伞，渣甸先生说：我看不出有什么机会比投资鸦片更绅士高雅。马瑞森还提出了一种辩护逻辑，说英国人不是也饮酒酗酒吗？那东西对身心也没有好处，这和抽鸦片有什么不同？有些议员指责他们: 大清的皇上三番五次发出圣旨，禁止鸦片进口，你们干的是非法的勾当。但这些也拦不住渣甸与马瑞森的强词夺理：没有人进口，我们能出口吗? 圣旨青天在上，下面大清的官员个个指望着鸦片发财，睁一眼闭一眼，为什么不能为英国公民取得合理的贸易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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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虎门一把火烧了渣甸和马瑞森这帮人的发财梦。他们明白了，没有政府的武力在后面撑腰，中国人也不好惹。他们和广东的贸易总督义律一样，想把事情闹大，但明白自己的一套说辞不可能打动英国的舆论，得到议会足够的投票以发动战争。而且国内的反战派非常强硬，如年轻的议员格兰斯顿（他1868年成为英国首相，是19世纪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就曾毫不留情地斥责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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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虚情假意地对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表示愤慨，另一方面又费尽心机辩称中国政府摧垮这一交易是非正义的，这岂非嘲弄自己的理解力？英国人在那里声名狼藉，中国政府完全有道理打击整个走私团体，特别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对个别人的罪行做出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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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冒险家建立了怡和洋行，这是它在北京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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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鸦片战争开战的议会投票中，主战派都是以小比例的优势赢得了提案。第一次鸦片战争，在533名议员的投票中，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多出了5票。当时议会中的主战派是1837年就任英国政府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勋爵。1857年第二次和1860年第三次鸦片战争，也都是他在首相任上一手促成。从道理上说，他并不同意渣甸和马瑞森那些胡言乱语，曾明确警告过义律：“女王的政府决不会干涉海外经商国家的法律以保护英国人的非法经营。任何人由于在中国犯法受到损失，必须自己对其行为负责。”帮助他和主战派赢得投票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一个冠冕堂的“政治理性”，那就是在欧洲渐成风气的“民族主义”或“国民主义”（nationalism）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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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议员、后来的自由党领袖、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在内阁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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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的政治，都有自己调动公众情绪的口号。19世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祖国”（motherland）。在欧洲漫长的历史中，这是个模糊易变的概念。忠诚的士兵是为“国王而战”，没听说过“为祖国而战”，上帝保佑的是国王和女王，没听说过保卫祖国、保卫政府。“民族主义”的国家幽灵，19世纪初开始在欧洲游荡。在它前后出现的众多“主义”，后来基本已销声匿迹，只有“祖国”这个概念，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拿出你的护照来看看，除了你不可变更的自身特质，还有一项是你的身外之属，那就是你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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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民族”这样一杆大旗，巴麦尊勋爵告诉他的议员与英国公民：第一，大清的闭关锁国，严重妨碍了英国在东方推进“自由贸易”的国策；第二，林则徐的销烟行动，过于急躁鲁莽果断，把正常的贸易与犯罪行为一锅端，使英国人的信誉与威严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甚至诋毁；第三，按《大清律》断案，不经辩护、陪审与审判，胡乱拘押杀人，侵犯了英国人的人权。对公民提供保护，是民族国家的基本义务，“英国绝不能坐视她的公民被粗暴对待，更不能对污辱与不公正置之不理”。国力日益强盛的英国，急不可待地要向亚洲人推销自己的现代理念，最好的机会就是一次战争，最有影响力的战争就是在中国。就连当年英国的媒体也暗指巴麦尊强辩的推理，已经把一场不义的战争巧妙地包装在“民族尊严”的外衣之下，混淆了大众视听。20世纪撰写民族主义历史的班尼迪特·安德森教授说，19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其他一种“主义”，能够像“民族主义”那样有力，迅速动员精英以至全民同仇敌忾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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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英国下院就外交事务进行辩论的场面。中间站立者就是在两场鸦片战争期间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巴麦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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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甸与马瑞森，用商业理性稀释了人类慈悲的本性，对贸易的后果即鸦片的毒害麻木不仁。巴麦尊勋爵援引严肃的法律，通过合理的程序，把军舰开到了广州。他保障英国公民的人权，却用武力践踏了另一个国家的人权，失去了国际道义。从这个面向来看，鸦片战争不但证明“亚当·斯密问题”是个歧论，而且延伸了这个难题：理性和人性的纠结，在国际争端中更加难以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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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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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错过了转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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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令英国人兴高采烈。首先，对华贸易的垄断变成“大自由”——广东十三行解散了，那些让英国人在国内顾忌的制约，如议会辩论、行业协会、立法与舆论等，在中国都没有，商人们除了怕社会动乱，其余无所顾忌。原来粤海关的官员趾高气扬，唯我独尊，西方商人想见一面都难上加难。现在从南京到广东，衙门门槛似乎削平了，朝廷的老爷们点头哈腰，唯恐洋人不满意。用武力打出的不平等条约，把原来中外不平等调了个个儿。这不仅震慑了大清，也惊醒了周边国家。1853~1854年，美国的帕里船长带着一个小舰队驶向东京湾，要求与日本开展自由贸易。日本想到了中国不久前的难堪，完全放弃了抵抗，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美国人的开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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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清朝廷来说，《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签订后的沮丧，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了财政金融上。最可恨的是鸦片成为合法进口商品，在20年内增长了一倍。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烧掉了两万箱鸦片，到了1860年，据海关记录，当年进口了5万箱，白银因此加速外流。第一次鸦片战争共赔偿2 100万两白银，凭空增加了朝廷支出，推高了财政亏空与税收负担。“五口通商”，贸易兴旺，随之而来的是外国银币在沿海地区的广泛流通，渗透华东华南市场，大清的货币主权日益假手外夷。苦命天子咸丰当政11年，面对的是财政金融的一片混乱。这真是一步错，步步错，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曾私下预言，这大清朝的气数恐怕超不出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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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1861年成立于北京，大门上挂着“中外禔福”的匾。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位于旧东堂子胡同4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