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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处于低谷,但低谷也有可能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同治年间的朝廷有机会以政府为主导,引入银行借贷和控制货币发行,解决自己的财政危机,拉近与英国、欧洲金融的距离。即便没有政府银行的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户部也可以将政府税收、铸币、借贷、用资等活动统筹,操控本国财政金融。说到底,这就是把控制财政金融的权力先赏赐给朝廷自己。到同时代的日本做个观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机会,大清没有抓住,一心想成为“亚洲的大英帝国”的岛邻,倒不失时机,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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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日本的货币财政,和大清存在着相似的体制,发行分散自由,财政管理松散。但不同的是,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阶层掌控的政府就和国内传统的信贷机构(如同中国的钱庄、票号)存在大量借款往来,国民债务有传统的文化认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四年后,财政部派出一个大的代表团考察西方,包括英国、比利时与法国的财政管理与中央银行。随后的10年里,日本人将国家财政集中到中央管理,大胆通过传统银行向民间借债,赎买封建武士阶层的土地,推动工业化。结果很快财政债票泛滥,物价高企,农业经济受到打击。1882年日本中央银行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统一监管货币发行,严厉约束政府发债规模。中央银行还在英资银行的协助下推出立法,整顿新兴的国民银行,学会了调节国际汇兑。到190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已经在货币经济中居中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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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为国富民强选择了不同道路,金融的现代化使日本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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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西方史学家谈到大清“同治中兴”,也会用“维新”(restoration)这个词。大清“维新”的整体特征,从有为的角度看,军事、工商、外交,可圈可点;从无为的角度看,在财政货币领域,政府拒绝接受、也没有能力接受自己作为“推动者”的责任,它也没有为私人部门创造一种环境,去有效地应对来自外资和海外金融市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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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民间金融此时“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就是来自繁荣的国际贸易的机会。过去,在对华贸易中提供支付汇兑的主要是在英属殖民地印度的英资银行。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代,加尔各答与孟买基本上成为对华贸易的金融中心,那里的银行为贸易商开出汇票,代理英国进口商支付购买,同时又代理出口商将贸易利润在英国投资。银行业当时是除鸦片与棉花进出口外盈利最丰厚的行业。上海、汉口、厦门、福州等城市的开埠马上吸引了这些金融家的眼光,他们紧随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将银行设在了这些贸易公司在中国分公司的家门口。密歇根大学的墨菲教授这样分析他们的心态:“如果说印度很富有,那中国就是更富有,更迷人。印度,以及西方人后来在南亚的布局,可以说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它们是西方人进军中国的跳板。”银行家现在的梦想,是把在孟买的金融中心移植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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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1842年成立于印度孟买的新银行——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在中国叫丽如银行,它三年后把总部移师到伦敦,拿到了皇家特许经营权)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首开先河,在上海开办了分支机构。到1848年,英国人在上海城外江边的租地已经扩张到2 800亩。从此,英资银行就在此扎堆儿设立分支机构,包括1854年设立的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1855年的有利银行、1858年的印澳华渣打银行以及1865年成立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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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英资银行抓住了国际金融的机遇,中国的钱庄、票号亦分享了其中的利益。中外金融机构很快意识到它们相互之间并非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到1860年左右,受到太平军搅扰的江浙富人纷纷向上海转移财产。大批钱庄没有在上海的老城扩张,反而加入到城墙外的洋人租地,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大清朝廷根本没有国家金融政策和国民银行制度,致使传统金融机构把外资银行看成了融资的靠山,犹如英国的商业银行依赖英格兰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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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打入上海的东方银行在印度很有实力。借助强劲的亚洲贸易,几年内它的资本金就翻了一番,1860年它派发出了16%的股息分红,使其成为在伦敦回报第二高的银行。我们已经知道,此时的英国银行业离1844年《银行法》实施只有十几年,银行的大批倒闭时有发生,而作为一家股份制的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仍在尝试如何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在东方出现一家强大的地方银行,令伦敦城另眼相看,当时的《北中国先驱报》直截了当称其为“远东的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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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行1879年发行的一张纸币,保留至今,弥足珍贵,在2011年拍出了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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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是昙花一现。华洋第一次联手内外贸易的好景不长,外资银行首先出了问题,起因之一是全球的棉花贸易危机,上海无辜地被卷入一场严重的贸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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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掌握着全球的经济命脉,印度围绕着英国的供需进行产业布局。它既是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又是英国棉制品向中国及亚洲出口的中转基地。19世纪初,印度基本左右了棉花价格。但很快美国加入了竞争,价格更低,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厂更乐于从美国进口,而且以更低的价格向世界出口。但是到了1860年,有两件事让印度以及中国的市场出现了大繁荣。其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刺激印度加大棉纺织业投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将会大量进口洋布。其二是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棉花出口大幅度下降,印度的棉花重新受到英国人的青睐。中国此时也开始出口棉花,在中印英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关系,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势头,银行业的汇兑贷款业务当然也跟着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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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印度孟买港口堆积的棉花包,由于供过于求,出现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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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行连续几年乐享着高回报。但是转眼之间到了1865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打完了,便宜的美国棉花又回来了。从印度出口的棉花价格当年就转头大跌,第二年又掉了30%。价格一掉,贸易企业先倒闭,跟着几天之内,在中国有几家分支银行跟着宣布停止正常信贷与承兑。做棉花出口贸易信贷的汇隆银行首先顶不住了,老板关门跑路。当年的金融市场没有什么商品衍生产品,也没有金融大鳄,危机传导的路径很简单,一场美国棉花价格战演变成上海滩上的银行停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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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受到进口棉纺织品冲击的中国传统的丝织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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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英国正在整治国内中小银行的盲目发展,英格兰银行于1868年把对小银行的再贷款利率提高到6%~10%。这意味着美国棉花带来的商品价格冲击还未解脱,资金市场上的供应又发生紧缩,成本上扬。接着,英格兰银行在1871年宣布采取金本位制,欧美数国纷纷效尤,导致白银价格应声下跌。印度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使用白银货币的主要国家,金本位制对这两个国家不啻是一场噩梦。雪上加霜的亚洲银行禁不起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1865~1866年,在香港经营的11家银行有6家倒闭。先到中国开业的英资小银行也一家一家撤出了上海市场。只有一家银行逃脱了破产的命运,它就是今日渣打银行的前身——印澳华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在棉花危机后的1865年才成立,它反倒成为行业整合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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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钱庄、票号因为有内陆市场,在这一轮全球危机冲击下生存下来。19世纪60年代的危机过去后,世界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代,新技术新机构层出不穷。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启用缩短了欧亚航运路程。1871年在中国的西方银行已开始使用电报联系。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不但在全球,而且在中国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经济与政治资源。相比之下,中国传统金融更显分散弱小落后。它们没有像英国的同行那样可以得到政府国民债务业务,国际贸易领域留给它们的机会也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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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现代金融发展的契机,无论是在紫禁城的朝廷,还是沿海的传统金融机构,都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金融要想转运,还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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