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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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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从财政金融谈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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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派团队到西方考察学习财政金融，大清却不用，他们坐在家里，就会有西方人把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引进来。泱泱大国与岛邻小国的做派就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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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也是有这样的习惯与本事，到别人家里做客时间不长，就能长篇大论，不但谈自己家世，还能对你家里的事提出许多意见与建议。今天到海外的西文书店里，摆在架子上议论中国长长短短的书籍，肯定比在中国书店里看到的相反相配的文字多得多。中国人也很早就养成了习惯，喜欢听外人怎么说，然后可以批评他们多么的不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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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习惯的建立离不开一位英国绅士，他就是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1835~1911）。与他同时在华的还有许多西方人，如发明了韦氏拼音的汤马斯·威妥玛（1818~1895）、美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卫三畏（1812~1884）、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都曾向国人传播过西方财政金融知识，并给朝廷提出过大量的改革建言。赫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大清的二品大员，是“体制内”之人，和当权高官能直接说得上话。一些历史学者认为由于他们的介绍，大清末年朝廷对西方经济金融知识知之甚多。我在剑桥学习时，有一位教授就以结论性的口气说，赫德是向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人，由于他的努力，大清对英国金融制度的理解已经没有太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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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工作台前，他是1890年伦敦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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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于1863年被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聘用，在总税务司的职位上做了48年，时代跨越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他帮助大清海关建立了西式管理体制，清廉有效，到19世纪末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在大清官员眼中，赫德诚恳、绅士、敬业，对中国具有同情心，明确要求在海关服务的外国人忠实于自己的大清雇主。在英国，他被认为是海外服务的典范，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爵士（Sir）和准男爵（Baronet）的封号。以其权力及个人魅力，他为中西军事经济冲突做过出色的调解缓冲。1865年他写了《局外旁观论》，揭露了大清朝野的种种弊端，提出对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改革建议。他善于利用自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力，帮助中国建立新式教育，开发现代智力。中国第一个翻译局“同文馆”就是在赫德的支持下诞生的，中国的第一批政治经济学译著就出版于同文馆。他和在华经营的英国银行有密切联系，为他们开展业务穿针引线。1895年甲午战争前后，赫德为安排朝廷战争借款不遗余力，创造了第一笔东方帝国财政接轨西方金融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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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事例上看，赫德不但管理海关，也深深介入了大清经济的多元领域。他为大清带来了想知道的一些东西，但远远达不到帮助大清建立对现代金融制度的理解。一本研究赫德文存的书指出了他在中国的事业，是在东西冲突中寻找着艰难的平衡：“他始终在真诚地贯彻英国的意图——扩张贸易，推进西式‘进步’。同时，他很明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尽力帮助中国抵制了外国人不合理的要求。”无论他多么了解中国的现实，并同情中国的弱势，但他无法激励这个古老的皇朝从内部产生新的经济思考，更不要说鼓动起建立新制度的激情。带着外人的局限性，他们只能帮助大清在旧制度中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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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他们带来的有限、碎片化的财金知识，大清朝廷也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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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地方官员。赫德和西方人对他们的滥权厌恶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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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赫德年方三十，担任大清部级领导已经三年。以帮补大清为己任，他受到刚刚从江苏巡抚提升为两江总督的李鸿章的鼓励，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改革建言。其中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财政。其矛头所指，是1853年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开征的一个新税——厘金。厘金在江浙推出的时间和外国人控制上海海关基本同时，在百姓眼里，海关是个正面形象，但对厘金却怨评如潮。以前大清的税收主要靠土地税、盐铁税和各种实物税，外加卖官，收入都进入北京户部。现在地方可以收税，却没有统一的律法，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陋俗恶习随之泛滥。曾从师林则徐的翰林冯桂芬就说：“近10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1865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朝廷本打算取消厘金，但是地方的衙门、军队、官商已经坐大，厘金就是他们手中永远的摇钱树，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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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他的言论中强烈要求取缔厘金。根据西方人写的传记，他曾提出两个命题来支持他的观点。其一是政府税收应当促进贸易发展，而厘金的征收并非在交易环节，而是随地折卡，地方政府又胡作非为，商人备受其害。本来厘金税率只有1%，但是天晓得最终地方政府贪没了多少。他把厘金称为官员的“私田”，耕种了，就一定要收获：“惟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就是说商民吐了血，国家也没得着，“饱私囊而漏公项，供贪婪于戚友。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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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的第二个命题是个极为精辟的观点，即在大清的体制里，把税收放权到地方是非常危险之事，财权必须要统一掌管在京城。中国被认为是大一统的帝国，但赫德担忧财经权力实在过于分散。这一传统到清末登峰造极，不但是税收，1890年以后，大清的铸币权在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的争持下，也分割在各省造币局。赫德深感分权带来的经济混乱阻碍了贸易发展，削弱了皇帝的权威。从这个角度说，厘金也应取消。赫德为财金的中央集权呼吁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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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872年英国人J·汤姆森（J. Thomson）的照片制作的恭亲王的版画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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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1869年在修订《天津条约》时，赫德帮助增加了补充条款，即在海关征收不超过2.5%的流转税基础上（仍然要按条约要求征收5%的关税），免征所有厘金，出口货品也要求给予厘金退税，所有的东洋西洋贸易对此“利益均沾”。相当于厘金的税收也没有收权到中央政府，而是去了海关。取消厘金的出发点，赫德可能与朝廷是相同的，但绕了一圈，赫德的方案使外国货在内地竞争力更强，出口退税时，最大的受益人又是外资在华的投资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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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也是30出头的恭亲王收到赫德18页纸的改革建议，曾让六部和地方大员参议，结果他们认为如果照老外说的这样做，不仅惹翻了地方官，朝廷也争不到权。赫德希望由海关帮助中央集权的真知灼见，也就被束之高阁。1870年以后，大清体制内产生了一批具有“自强”意识的高官，赫德在地丁、盐课、税饷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曾在他们中间产生过共鸣，但仅为共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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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描绘的一个地方关卡，在检查外国人过境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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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东西冲突中寻找平衡，在大清外债安排上表现得更为明显。1894年以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改变了大清朝廷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不但把它拖入了国际金融市场，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之一。赫德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手中有最优质的抵押品——大清未来的海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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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对外借款始于19世纪50年代。据统计，直到1894年，外债共发生45项，共折合库平银4 626万余两。不过，这些外债的直接债务人都是地方政府或商业机构，其中一大部分贷款是用于经济性质的投资。甲午战争前，中央一直“洁身自好”，不愿沾染借外债的“毛病”，但其财政状况极为困难，海防军事开支连年拖欠。日本人在胶东半岛挑衅的炮声一响，宣告大清帝国枯竭的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这种情景对我们来说有点似曾相识：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与法国人开战，打到一半不也没钱了吗？英国由此诞生了英格兰银行。难以照搬的是，太后和皇帝找不到藏富于民的大款，组织借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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