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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1869年在修订《天津条约》时，赫德帮助增加了补充条款，即在海关征收不超过2.5%的流转税基础上（仍然要按条约要求征收5%的关税），免征所有厘金，出口货品也要求给予厘金退税，所有的东洋西洋贸易对此“利益均沾”。相当于厘金的税收也没有收权到中央政府，而是去了海关。取消厘金的出发点，赫德可能与朝廷是相同的，但绕了一圈，赫德的方案使外国货在内地竞争力更强，出口退税时，最大的受益人又是外资在华的投资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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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也是30出头的恭亲王收到赫德18页纸的改革建议，曾让六部和地方大员参议，结果他们认为如果照老外说的这样做，不仅惹翻了地方官，朝廷也争不到权。赫德希望由海关帮助中央集权的真知灼见，也就被束之高阁。1870年以后，大清体制内产生了一批具有“自强”意识的高官，赫德在地丁、盐课、税饷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曾在他们中间产生过共鸣，但仅为共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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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描绘的一个地方关卡，在检查外国人过境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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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东西冲突中寻找平衡，在大清外债安排上表现得更为明显。1894年以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改变了大清朝廷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不但把它拖入了国际金融市场，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之一。赫德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手中有最优质的抵押品——大清未来的海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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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对外借款始于19世纪50年代。据统计，直到1894年，外债共发生45项，共折合库平银4 626万余两。不过，这些外债的直接债务人都是地方政府或商业机构，其中一大部分贷款是用于经济性质的投资。甲午战争前，中央一直“洁身自好”，不愿沾染借外债的“毛病”，但其财政状况极为困难，海防军事开支连年拖欠。日本人在胶东半岛挑衅的炮声一响，宣告大清帝国枯竭的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这种情景对我们来说有点似曾相识：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与法国人开战，打到一半不也没钱了吗？英国由此诞生了英格兰银行。难以照搬的是，太后和皇帝找不到藏富于民的大款，组织借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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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甲午战争前海军衙门的三位大员，分别为正红旗的汉军都统善庆、醇亲王奕（末代皇帝溥仪的爷爷）和北洋大臣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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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此时成了大清找钱的唯一希望。1894年的7月，赫德代表大清朝廷，向英格兰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赫德以为有海关收入作保，又有6%的利息，英行一定会接受这笔生意。但是行事严谨保守的英行以不明了中日内情和战争风险为由拒绝了这笔贷款。这是英格兰银行唯一与大清直接打交道的一次机会，但双方失之交臂。赫德接着奔波于商业银行之间，最后是汇丰银行以7%的利息借给了大清1 000万两银子。汇丰银行在上海的几任行长都是赫德圈子里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从建行开始，他们就在赫德的庇护下，得到海关的往来账户生意，从而迅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这次贷款，在英行拒绝的情况下，算是汇丰给了赫德一个面子。有一本回忆录上说，赫德苦口婆心说服总理衙门的大员坐在贷款谈判桌前，其中一位大员居然在谈判过程中打起了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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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单贷款的成功，使西方银行家认识到，有赫德的海关担保，向大清政府融资是万无一失的生意。1895年，渣打银行加入了贷款的行列。《马关条约》签订后，英法德俄四国为向大清提供战争赔款贷款，争风吃醋，明争暗斗。赫德此时俨然成了贷款专员，一方面与李鸿章讨论贷款条件与抵押，另一方面保证在英国人占先的前提下，各路列强利益均沾。1902年“庚子赔款”后，此剧继续上演，大清未来几十年的海关收入，毫无选择地被押在了数家西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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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英格兰银行大楼，它拒绝了和大清政府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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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没有赫德，大清政府找不到海外借款的门路，他的确是领路人。但是有了赫德，大清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创造中国的国民债务，建立金融机构与市场，获得新的财政收入。得益的一方是胃口越来越大的外资金融机构，有了海关做担保，他们乐于把朝廷的债务越做越大。1898年，清政府账下的外债合计达库平银3.5亿两，1905年的“庚子赔款”借款，又加上关平银4.5亿两。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两行在总额中占了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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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也认识到了外债增长的风险。在1895年的一段日记中，他谴责了新崛起的东方帝国——日本，同时说道：“所有的人都在剥夺中国，留给中国人的只剩下让步再让步。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儿，难道南海泡沫的丑行不会（在中国）重新上演吗？”无奈的赫德一定在想，他的海关收入正在为这场发生在中国的外债泡沫添油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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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有新观念在体制内日复一日的浸染，其次要有实干的官员来执行方案。“明治维新”30年后，日本已经有上百人在国内外获得了经济学位，大学已经开办经济研究所，伦敦大学的教授在日本任教习以为常。其中的一位教授后来写道，政府的高官和他的学生都有一股激情，推进改革，建设东方的“大英帝国”。“同光中兴”30年后，大清主要还是靠赫德在零敲碎打地传播财政金融的基础知识。泱泱大国与岛邻小国的做派就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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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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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资本与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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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至今，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资本形成快和积累水平高。国家的富强由此而来，经济的担忧也由此而生。2010年以来，大家对投融资关心的又一个热点，是地方政府债务和其中包含的风险。19世纪70年代初，中国也经历过一次“改革开放”，这就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这里，我们从两个角度回望百年前的那次改革：一是资本的形成与积累，二是地方政府在其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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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二十几年，从朝廷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到地方，搞得轰轰烈烈，也取得了不少实际成果。如建立了大清海军，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业企业，送出去了第一批留学生，翻译出来第一批西方经济学著作。然而一个头疼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洋务运动，就是缺钱。没有资本又想富国强兵，大清政府给自己提出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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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说中国没有钱做积累与投资，不完全是事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缺钱，而是缺资本，缺少一种机制帮助各种形式的钱财转化成资本。黄仁宇将明清中国与西方做了对比，发现在西方，“现代货币体系与信贷密不可分，它的广泛被接受增加了财产的可转让性，并且使更宽泛的信贷成为可能，从而使闲置的资本发挥作用”。而在中国，直到清末，商人把剩余的资金投入商业开拓很普遍，但投入工业制造业的资金却少得多，因此“货币在传统中国并不能实现上述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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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景德镇烟囱林立的照片，但它未能催生现代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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