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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人自己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的投资来自哪里？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所办的几个公司来看，这些钱主要来自各省的海关收入拨款。除此之外，有些来自地方税厘金的收入，有些来自买办阶层的积累，也有些来自政府官员的个人腰包。如当时的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上海机器织布局及上海电报局总办郑观应、李鸿章的商业智囊盛宣怀都是当时投资企业的大佬。只有一小部分的钱是来自钱庄和票号的投资。已经有资本公积金的企业也对新企业投资参股，如1884年招商局就曾投资30万两白银帮助开平矿务局增资扩股。我没有找到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内资形成总额的数据。189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外资在中国制造业的资本投资总额为1 800万两白银，总资产为2 600万两白银，员工总数为32 000人，行业包括了造船、制茶、纺纱、出口、物流等等。这是洋务运动几十年后中国工业规模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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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中，除了赫德的呼吁，我们还可以听到国人发出的微弱的呼声，要求政府对银行的发展给予关注。金融观念先行者中一位重要的代表是企业改革家王韬（1828~1897）。他因涉嫌太平天国运动曾在英国使馆避难，并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游历。他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演讲的中国人，也是中国报业的开山前辈。他1880年时就说，在通商港口，外国的银行和军舰一样在为商人提供保护，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银行为商业服务，大清应当通过银行而非官府来投资煤矿铁路。另一位在洋务运动晚期传播西方财政金融观念的改革家是郑观应（1842~1922），他在1893年的《盛世危言》中提到“泰西有官银行、商银行又有贫民银行”，并称英格兰银行为“英国国家总银行”，这可以看作首次分别提到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概念。郑氏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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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长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为财源而维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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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出10条办银行的好处，首先即是为国家“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等种种工程融资。这些话说得是很到位的，尽管他对西方金融概念的介绍很简单，而且译文的用词也不够精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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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书第一版面世时正好赶上甲午年（1894）。那一场海战的失败，被许多史学家看成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如果真是这样看，那么在破产的资产清单上，有数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唯独没有一家银行。风水轮流转，2014年又赶上了甲午年，中国的银行业终于实现了“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这一愿景，上市的官行、商行，其盈利占据了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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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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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纸币发行呼唤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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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年，位于南安普敦的一家造纸小作坊得到了一笔大订单：为英格兰银行印制钞票。作坊主人亨利·珀图，是个制造精美纸张的能工巧匠，可是他对什么是英格兰银行却完全不懂行。与英行行长签订的合同，使他的小作坊取得了和艾萨克·牛顿任局长的铸币局一样的功能，而且能够更为便利地为公众提供普遍接受的支付工具。当时印刷的票子，面值5、10、20、50、100英镑，价值相当于今日的120~12 000英镑，可见并非服务于百姓的日常交易，每张都带着和黄金一样的贵气。珀图的公司在印制钞票上的不列颠尼亚的肖像时，添加了防伪的水印。后来票面价值也包括了1英镑和2英镑，彻底取代了流通中的小银币。小作坊里完全是手工操作的印钞机器摇呀摇，把英行的钞票从18世纪的南安普敦，一直摇到了19世纪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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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英国印钞公司印制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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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漂亮的钞票和外资行提供的其他支付工具，很快就在上海搞出了个货币经济“双轨制”：土生土长的农业和商业是旧经济，流通主要靠传统的支付手段——银钱。在新经济里，即沿海的国际商贸和租借地里，流通基本上依赖西方人自己带来的货币。在很多年里，大清朝廷并不懂得货币流通是国家最重要的主权，一开始就没有堵住外国铸币在中国的流通：1800年以前是西班牙银币，1840年以后是墨西哥银币，19世纪70年代，美国银币也曾短期挤进来凑热闹。到19世纪末，外资银行的纸币银票开始大行其道，而与本土的货币流通泾渭分明。郑观应感叹：“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唯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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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在手里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是“货币”最窄的定义，以前没有个人开出的支票，只有银行开出的银票，加在一起，就近似现在各国广泛使用的货币概念M0（流通中的现金），再加上企业机构开出的支票，就相当于今天的M1（狭义货币供应量）。支付手段越是发达，金融产品越是丰富，M0和M1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就越小。百年前，手中有一张纸币或银票，和今天同样的一张纸，相差的分量不但涉及它们的实际和名义面值，而且还有它们在货币大家庭当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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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一张地数100元人民币，你会发现它们的版面和大小是相同的，发行人永远是中国人民银行。同样一张一张地数100元的港币，你可能会发现它们的版面却是不同的。这是由于港币有三家发钞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换句话说，同一面值的港币有三种不同的版面。汇丰、渣打与中行各占港币发行的85%、15%和5%。除了三家发钞行，香港金管局负责发行10元港币的纸钞, 只有这些纸钞上印着“法定货币”。在小小的香港，怎么会有三家发钞行？如果你产生了这一疑问，你就站在了大清的货币发行从分散走向国家集权的历史起点上。实际上，中国银行是1994年才加入发钞行的，香港金管局发行10元钞和钢镚儿的时间起步更晚。渣打银行与汇丰银行拥有漫长的发钞历史，它们的古旧纸币，可开通一条幽径，带我们回溯香港岛和上海滩上的一段旧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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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到香港这些不同版面的货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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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澳诸地发行钞票，渣打银行算是老资格的英国银行之一。在它之前来到中国的几家小银行，也曾发行过银行券，如有利银行（The Charted Mercantile Bank）就很有开发业务的闯劲，试图通过“圈地”式的发行，锁定客户，打下货币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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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1858年刚成立时叫“The Chart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家视野宽阔、野心勃勃的地区性银行。它的注册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和伦敦，业务受到伦敦《银行法》的监管。我曾去伦敦金融城渣打银行总部访问，他们自豪地向我介绍，这家银行的祖籍就是在这里，浑身流的都是西方的血液。但是100多年来，它没有做过一丁点儿英国的本土业务。在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最好的赚钱机会是在海外。开业的当年，不需要任何特许，渣打银行就在上海开了分行。或许是由于它的第一任上海分行行长的名字的谐音，或者是由于它的第一间办公室的地名，它在上海被称为“麦加利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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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银行1886年在马来亚发行印着五种文字、可以在几个国家流通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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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19世纪70年代在伦敦金融城里的总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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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伦敦监管的银行，麦加利的主要业务就是商业承兑票据与发行银行券。只要它满足了英国《银行法》的规定，提足了发行准备金，就可以由任何一家分行发行可在当地流通的、面值统一的银行券，也就是钞票，而不必顾忌当地政府的要求。当然，19世纪的东方，还没有一个国家推出货币发行监管条例，限制外资银行的货币发行，银行券的发行主要取决于汇兑业务的发展需要。麦加利1862年在香港，之后在日本、新加坡、缅甸、锡兰等地都发行了银行券。上海的业务在分行成立后发展得并不太快，到1863年承兑的票据占用了银行1/3的资本金，这时他决定在上海第一次尝试发行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