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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银行的传记作者麦肯齐的描述，此时正赶上太平天国末年，兵荒马乱，麦加利的经营并不顺利，第一次发钞很不成功。其中的一个关键是，上海分行27岁的行长魁舍尔没有能够搞定赫德，后者的海关拒绝接受用麦加利银行的钞票缴纳关税。魁舍尔一看形势不好，很快就从麦加利银行辞职跑了。1885年，麦加利第二次尝试发钞，还是不成功。直到1893年魁舍尔再次回到银行，并成为银行董事会的主席，主持收购了另一家银行，扩大了资本实力，麦加利的钞票才被上海商界所接受。几年里它一直紧守发行储备的审慎原则，发钞量至1900年达到了800万英镑。从麦加利的经历来看，大清末年的“新经济”市场如春秋战国，发钞的竞争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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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1874年发行的一张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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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格兰人托马斯·萨瑟兰德发起设立的汇丰银行比渣打的成立晚了7年，但运气却好多了。它既错过了大清国内的动乱，也躲过了世界性的棉花与金融危机。与渣打银行不同，它根本不在乎自己出生地的纯正，不但登记注册地在香港，总部在香港，投资者大部分也都是来自香港、上海的英国商家。不过聪明的是，汇丰银行拿到了英国财政部的一个特批，帮助打理政府在远东殖民地的账户，这给它打开了受理海关存款划支的通道。这些已经使汇丰身世不凡，加之它在上海的行长大卫·麦克林是赫德的好朋友，汇丰的实力地位很快超过了它的前辈。1866年它开始在香港、上海发钞，到了19世纪70年代，汇丰的钞票就在这两地成为主导货币。这种地位，不像是英格兰银行，有法律赋予其钞票法定货币的权威。不论是汇丰还是渣打在港发行货币，港英政府既不插手也不认可。在上海，大清朝廷更是从未对外国货币表示过态度。它们的流通和保值，完全取决于银行的审慎运营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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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渣打、汇丰，清末在中国发钞的外资银行最多有过十几家。这样的光景，类似于1844年以前英国的“自由银行”发钞时的情景。它的实质就是：按照《银行法》登记的银行，或经过某种授权的银行，都有发行钞票的权利，没有一家具有垄断特权。到了21世纪的今天，“自由银行”的货币发行只剩下四个地区，即苏格兰、北爱尔兰、香港和澳门。在香港，港英政府直到1935年宣布汇丰、渣打和另外一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法定多家发钞行的传统延续至今。在其他国家，“自由银行”制度均被法定发钞制度替代。用金融史学家舒勒的话来说，多家银行发钞的自由，意味着国家主导货币经济的不自由，当然也就使后者无法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提高财政收入。19世纪中期以来民族政府（nation state）的形成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使集权的货币管理与财政实力的增强——不论是以什么手段——成为非常正面的必要的概念。美国总统林肯有一句惊人之语：“创造发行货币不但是上苍赋予政府的特权，而且它带来政府最伟大的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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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1866年发行的25元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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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又是日本的官僚学者首先听进去了，而且马上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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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银行成立之前，他们就不失时机地由财政部统筹启动发行钞票。当时日本也是货币多本位，各种金属货币在流通领域各领风骚。1871年财政部试图把自己发行的钞票与黄金挂钩，叫作“金圆券”（gold yen），并宣布它就是法定货币，银与铜定位为辅币。在开放口岸，政府铸造了与墨西哥银币相同重量和成色的日本银币，宣布它们也是法币，以利于商家的交易。他们还去香港买了英式造币机（实际是大清不要的），请了英国专家负责印制纸币。遗憾的是日本没有那么多的黄金，金圆券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黄金也被劣币驱除出了流通领域。1878年，日本放弃了金圆券，宣布“银圆券”为全国通用的法定货币。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曾搞过金圆券、银圆券，名字原来是日本人几十年前创造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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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样折腾了10年，虽然金本位没搞成，但法币的出现把外资银行发行的钞票降格为二等货币。政府的腰包，左口袋装着国债，右口袋装着钞票，也鼓了起来。1882年日本中央银行成立后，政府货币发行权开始转到了银行手里。他们对搞金本位制处心积虑，一心要向大英帝国靠拢。最后是靠1894年甲午战争的赔款，也就是靠掠夺大清的财富，日本在1897年实现了这一梦想，国家进入了单一纸币时代。西方银行在日本没得到发钞的好处，但高速发展的军事帝国需要贸易与投资，这些为他们带来更为优厚的利润。日本哲学家加藤弘之认为日本人模仿性高于创造性，短短二三十年就能取得明显进步。从明治时代日本统一货币发行的经验，可见此话有道理。他们重行了英格兰银行之路，先由国家立法支持发行纸币，后来才有黄金储备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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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廷里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时为两广总督、洋务派先锋的张之洞（1837~1909），在办实业方面成效似逊于李鸿章，但对货币控制，他眼光独到，情有独钟。1887年他通过驻英大使买了中国第一套西式铸币机，开始在广东搞货币的独立王国。1889年他干脆请聘汇丰银行的专家来帮他铸币，显著提升了广东造币局的信誉，扩大了广东“龙洋”在外省的流通，挖了外资银行流通市场的墙角。调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又把铸币厂开到了武汉。《清史稿》评论此公做事“务宏大，不论费多寡”，恐怕和他自以为掌握了制造货币的技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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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张之洞，在中国现代铸币史上开创了混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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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把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而且通过银行立法等的专业运作，为货币贴上了国家信誉的标签。张之洞的精明却不在这里。他知道发行货币是一种特权，但不知道货币信誉首先要依赖国家的集权，他感兴趣的是从民间拿回铸币权，为地方政府圈钱。广东造币局树立的是一个恶劣的标杆，地方政府纷纷效仿，比着制造假冒伪劣货币。到1890年前后，地方造币局已过10家。广东还出现了铜钱造币局，想方设法从铸币的重量成色上挤出油水，中饱私囊。大清的钱币因此更加信誉扫地，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能与穷人为伍。等到北京的朝廷看明白其中的奥妙，想收回铸币权，但为时已晚矣。1898年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呼吁司员士民就国事上书，亟求改革大计。历史学家茅海建教授研究了其中的条陈，他说：“我一直企图从他们众多的改革方案中寻找一种建议，既切实可行又果有成效。我的目光渐渐集中了，那就是铸币。”但是他发现“没有人以近代经济学理念来谈铸币问题”。那些含含糊糊、理论上完全不知所云的断语，根本无法裁制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手中掌握的货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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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有两件事情必须由国家集权，第一是军队，第二就是货币。掌握在地方手里的货币权，特别是成色不足的铸币与没有节制的纸币发行，将被证明比民间分散的发行和外资另类的发行，对中央政权更具致命威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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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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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西学东渐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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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对外友协礼堂正在进行一场高端交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费尔普斯教授给我们解析，来自社会底层的大众创新如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他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的辉煌，离不开企业家、金融家脑子里不断涌现出的新点子的驱动。费教授的话启发我去寻找一百多年前中国金融舞台上的新点子及其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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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7年第一家英资丽如银行落脚上海，到1897年第一家中国现代银行开张，历史整整等了50年。此刻，19世纪马上就要结束，洋务运动匆匆跑了过场，然而现代金融的舞台仍幕布合拢，没有打开的迹象，看得我们今人在台下为古人跺脚着急。那么大清到底在等什么呢？一个不可忽略的答案是，它在等金融业创新人才登上历史舞台。吴晓波点评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的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征”。中国现代金融业开局的气象，就是取决于这样一个精英高管阶层的人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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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层在洋务运动前后崭露头角，他们摇摆、投机、敏感，充满新点子与变革激情。根据他们的教育背景、阅历与社会地位，我把他们归为四类世家：海归先觉、洋行买办、红顶商人、行号王侯（也可把他们称为昔日的“土豪”）。晚清40年的社会大变局，把零散疏离的社会精英们聚合在了一个新的舞台上，这是一个可以清楚辨识的演出班子：西学东渐时代的本土工商界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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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伦敦画报新闻》的这张肖像，向我们介绍了一位西学东渐时代的精英典型。他头顶官帽，身着学生装，留着长辫长甲，读着《泰晤士报》与横版书，专心致志，冥思默想。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由他们起意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