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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际做过交易的人，是难以理解这一点的。我记得高盛的首席运营官对我说：“克里斯蒂安，那完全不理性，因为第一天的机会和我把你的盈亏平衡点设置为0的前一天的机会是几乎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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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说：“我知道，从概率上说是这样，但是从心理角度看，则完全不同。你刚刚把我的盈亏平衡设置为0，我就会采取不同的交易方式。如果你要我做相同的交易，我就需要使用滚动的盈亏以及相应的业绩结构。”事实是，从理论上讲他绝对正确，但是如果你按自己的盈亏交易，事情就不是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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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告诉我在新的对冲基金框架下你的交易风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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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雇用各种各样的交易员，既有中期型交易员，又有短期型，我们将使用模型。我从来都不太相信模型，但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当下市场环境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不得不改变对它们的看法。虽然它在投资组合决策中只起很小一部分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用它当作指示器。然后，我们在基础投资组合上，会用被我称为“事件/风险机遇驱动型交易”，即利用那些大家每年都在尽力捕捉的事件驱动型市场价格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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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把雇员当成风向标或者市场形势的指示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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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交易员能起到这种作用。市场情绪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你应该花很大一部分时间与那些试图弄清市场究竟是多头还是空头、是牛市还是熊市的人交流，这对于判断市场形势很有帮助。投资者的心理和情绪是决定市场的重要因素。没有人因创新而获得回报，人们因为赚到了钱才会有收入。只要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为什么要进行这种交易，我就乐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并和他们一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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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1995年重建自营商部门时，我希望该部门尽可能的小，主要因为我希望了解和认识部门内所有的员工。我希望我能非常关心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我希望晚上能够睡得安稳，不必去担心抽屉里的筹码，因此我倾向于与那些年纪更大、富有经验并且是我认识且信任的人一起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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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力在我的公司里创造上述氛围。我不会和那些没有和我一起工作过的或认识不太久的人共事。对我来说这很重要。原因很简单，你会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怎样交易等。但是那些难以言表的东西更重要，比如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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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们互不熟悉的环境里，你会感到紧张。有时人们错过一些交易，只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让别人感觉是在复制同事的交易。如果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对方以及对方的工作风格，那么就能避免那种会影响业绩的愚蠢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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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信的交易员会做他们愿意做的交易，并且当他们不喜欢时可以自主地退出该交易。他们甚至会与众不同地反其道而行，做恰恰相反的交易，而我最乐意这样做。我和持有多头的人、持有空头的人共事不会产生问题，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时间期限、不同的原因，但总的来说，大家都希望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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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风险太偏向于某一方向而使你不满意时，你会干涉交易员的头寸吗？或者你只关注你自己的资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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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进行干涉或进行反向对冲。如果总投资组合并没有呈现合适的风险特征，那么我会要求个别投资组合经理相应调整其风险，从而使总风险处于合适水平。每一个交易者都有自己的投资组合，他们会管理自己的资金。我们会制定一个公司层次的风险覆盖基本标准，这可能会产生争议，但是对公司层面上主要的基本风险水平的确定则很少存在争议。弄清楚你身处在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以及事情将会怎么发展，并不需要太多智慧，如果你弄明白了，意味着你将身处一个非常有趣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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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们会在广泛的宏观主题上达成一致，比如我们对利率走势的判断，究竟是处于上调期还是下调期？从最简单的层次上尽量达成一致，因为根据历史记录，我们赚的钱绝大部分都来自固定收益交易。外汇交易收益只是锦上添花，因此这样做是极其理性的。利率水平的确定总会存在一个基准，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告诉我欧元的基本价值究竟应该是1还是应该是2，或者是两者之间的某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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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实际上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似乎人们已被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美国未来几年将保持3%的适当增长率，而另一派认为我们正处于经济增长顶峰并即将步入下滑期，这两派的看法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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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基金中美元的分配与银行自营部门信用额度的分配存在差别，那么你怎样做出资金分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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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交易结束，都有一个风险与报酬的问题。我所有的基金经理都有很长的可追溯记录，因此我可以为每个人设置一个满意的亏损水平，然后据此分配资金。我会和每个交易员一起确定出一个令他们满意的数目。分配过多的资金绝对没有意义，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尝试进入新的投资领域，经验告诉我，那就会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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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金的结构与所有权至关重要，我总是管理比我所能管理的数目更少的资金。我已经把超过50%的公司所有权交给交易员和管理人员，不仅仅为了吸引、激励他们，更是为了使业务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管理超过基金50%的资金，因为那样会有损多样化。另外，我不想比八九个著名的高级交易员管理的资金更多。在高盛的14年里，我发现那是最适宜的数字。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就会开始破坏团队精神。我所有的交易员都是合伙人，我期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每赚一些钱的时候，都能投一部分个人的钱到基金中去，我希望最终他们每人至少投入100万美元的私人资金到基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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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所有交易员的报酬只限于他们所赚到的。在许多基金公司，高级交易员会提取一部分基金业绩费用，而我不喜欢这样。我只希望得到自己所赚的。我热爱交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应该从别人的业绩中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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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只有一个固定比例的业绩费用提成标准，用来分配给那些非交易员。我希望每个人都得到激励。我的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财务官都是合伙人，我不希望他们被资本增长所困扰，因为那是他们得到报酬的方式。他们也要参与这个很大的基金池，与我一起分担风险。我希望他们也能随时关注规模和收益的最优平衡，对于他们来说，收益比规模更重要，因为收益是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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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谈谈银行自营交易部门和对冲基金之间的类似点和差别是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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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是当市场存在扭曲现象时二者增加收益的能力，因为市场机遇只有一个。除了我所说的亏损限制性条款，交易的基本规则完全相同，不管是在银行还是在基金。银行在止损规则上的限制很难会做大的调整，而我们则不同，往往会在6个月左右根据市场行情与业绩表现重新设置我们的止损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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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4年以来，我们在高盛的操盘中每年都没有出现亏损，其间出现了几个波动非常大的年份。当然，如果你拥有能理解这种情形的理性投资者，那种波动是可被重新构造的，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我并不认为投资者希望某年亏损，但是当你向他们解释假若他们希望得到不菲的收益，就应该去接受在事情进展顺利时出现的一点波动，投资者大多能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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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际上相信，只有当你进展顺利时你才愿意去挑战分配头寸的限额，只有你拥有能理解你的投资者，否则，你不可能会获得翻倍的收益。对不同的交易员，即使是在同一年，也必然会存在不同的收益特征，那取决于该年你做得怎么样。那些不能接受事实的人，是不可能取得翻倍收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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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差异性，与大众的观点相反，银行没有设置大笔支出，因为它担心那会影响交易员承担风险的方式。你完全知道将获得什么回报时，不会去挑战限制尺度。趋势是要去思考事情进展的确定性。思维过程是这样的：“好的，我已经盈利2000万美元。如果我挑战限制尺度，我会盈利4000万美元或者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知道这2000万美元中X比例的Y美元，已经稳稳收入我的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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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上讲，这种思维非常明智且合理。但在高盛，他们希望在扭曲的市场上挑战限制尺度，因此高盛不给我们一个固定大笔支出的确定限制。事实上，他们传达的微妙的，甚至潜意识的信息是：“如果你考虑到压力不挑战限制尺度，我们将会惩罚你。”从他们那方来讲，这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正是压力下的突破，才产生了在市场巨大波动期间的翻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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