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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传统有价证券支配的投资组合表现出的多元化程度，还不如债券和股票的差异所表现出的多元化。在许多情况下，利率（是市场收益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的变化会以类似的方式影响债券和股票。当利率上升时，债券面临的严峻现实要求其价格下降。在利率上升时，公司未来收益的贴现率也随之上升，这就会导致股价下跌，反之亦然。20世纪90年代初，学院和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组合将接近90％的资产托付给了金融市场收益的同一个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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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际通胀与预期不符时，持有股票和债券就是多元化程度最高的投资选择。比如说，当一场超出人们预料的通货膨胀出现时，股东的固定名义索取权便会减少。反之，超出预期的通货膨胀提高了股东对公司资产剩余索取权的价值。反之亦然。简而言之，只有在异常的情况下持有股票和债券才算得上高程度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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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和大学在2003年的投资组合比起1993年并没有多大改进。在2003年的组合中，股票的持有量占到了一般捐赠基金的近48％，这和10年前相差无几。固定收益的投资组合占到总资产的近30％，比1993年时下降了近10％。很显然，从1993年到2003年，传统有价证券比重下降提高了投资组合的特性。但是，虽然多元化资产比重上升，2003年的捐赠基金既称不上多元化程度很高，以股票为导向的程度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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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一般学院和大学的投资经历与捐赠基金管理得最好的教育机构。在捐赠基金领域，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在规模上占据着领先地位，它们也早就采用了多元化的股票型投资组合。早在1993年，引领市场的这四所大学仅将56％的资产用于投资国内有价证券，相比之下，其他更多的学校却将高达89％的教育捐赠基金投资于国内有价证券。截至2003年，如表I.4所示，这四所大学将捐赠基金进一步多元化，用于投资国内有价证券的资产下降到32％，而其他大学却高达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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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4 大型捐赠基金采用多元化的股票型投资组合加权平均的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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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资产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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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ACU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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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数字代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四所大学的资产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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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的捐赠基金不但多元化程度更高，而且更倾向于投资股票。对于上述四大捐赠基金，分配到固定收益产品上的资产比重在1993年平均为20％，而在2003年则为15％，这大约是其他一般学院和大学的一半，后者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的资产比重在1993年和2003年分别为41％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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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股票型投资组合创造了更高的收益。截至2003年6月30日的10年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四所大学获得的收益在捐赠基金投资机构中排名前5％，远远超过其他一般学院和大学。在实际投资中运用这些基本投资准则可以带来更佳的投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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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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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机构的投资组合，择时交易对投资结果的贡献并不大，因为这些机构投资者们在持有多种资产类别时会表现出理智的坚定性。机构投资者避免进行择时交易，也许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对一个精心设计的长期目标投资组合做短期的投机性赌注是前后矛盾的。这些机构坚持资产配置政策不变，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不断对资产类别进行相对价值评估虽是择时交易成功所必需的，但却徒劳无益，尤其是当这种评估取决于一组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不可知的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时。不管投资组合资产配置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择时交易对机构的投资收益并没有什么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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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情况就不同了。有证据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投资模式：对近期表现疲软的投资产品配置过少资产抵消了对近期表现强劲的投资产品配置过多资产。投资者们也许能容许由惯性来推动投资组合资产配置，即各资产类别的权重随着市场的相对起伏而涨跌。投资者们也可能主动去追捧昨日市场上的胜者，并极力抛售以往的败者。择时交易对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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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时交易相对而言无关紧要，这主要是由于投资者的行为所致。坚持长期的资产配置目标通常是一种理智的行为，下面将它与择时交易做一下对比。如果一名投资者的策略是对股指期货进行日间频繁交易，那么这个投资组合的成效就与资产配置和证券选择毫不相关，而与择时交易密切相关。投资者们普遍不会进行疯狂交易，这可能是由于大众投资者基本都很明智，也可能是因为达尔文式的日交易者“选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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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时交易中变动最频繁的并不是明确支持或反对某些资产类别，而是对资产配置目标的被动背离。面对市场波动，如果投资者不能进行再平衡交易，那么，其投资组合的配置就不可避免地会偏离预期的目标水平。例如，如果债券的业绩强于股票，那么债券组合就会高于目标水平，而股票组合则降低到目标水平以下，再平衡交易就要求投资者卖出表现较强的债券从而为买进表现较弱的股票提供资金。由于很少有投资者能进行这种系统的再平衡，大多数的投资组合就随着市场而变动，还要面对陌生形式的择时交易。如果投资者们遵循的投资方法是增持近期表现强的投资产品，减持近期表现弱的投资产品，这就减少了他们投资成功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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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获得喜人的预期收益，增持过去表现强劲的资产并减持过去表现疲软的资产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市场行为表现出均数回归的倾向，也就是说好的业绩随后会变差，而差的业绩随后会好转。在具有均数回归特征的市场上，投资者们如果不能按照长期目标对投资组合进行再平衡，他们就会买进大量近期升值的资产，这种做法最容易使未来的投资结果变糟。投资者们只有根据长期目标定期对投资组合进行再平衡，才能实现与政策资产配置决策相一致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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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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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选择对投资收益的作用较小，因为投资者们往往会持有十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这些组合与整体市场紧密相关。投资者持有的证券与市场高度相关，这就减少了特定证券的影响力，投资组合的收益就可以反映市场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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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通常被认为是明智的投资者行为，下面将它与证券选择做一个比较。如果一名投资者仅持有一只股票，而不是持有一个包含多只股票的组合，那么这只股票的特性就决定了这个股票组合的业绩。在单一股票的投资方案中，证券选择对投资组合的成效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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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们只需要持有股票市场的一小部分就可以达到与市场类似的多元化水平。一批学者，包括投资专家伯顿·麦基尔（Burton Malkiel）指出，在过去“传统的测算方法是：一个包含了20只股票的投资组合就能够实现多元化投资全部收益的一大部分”。而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要想减少同样多的非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一个包含50多种不同证券的投资组合。一个投资组合总共需要多少种股票？如果不管它的多少种股票才能体现出与市场类似的风险，那么美国股市的几千只股票绝对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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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由数量众多、随机选择的证券组成的投资组合中，让我们看一下与市场有关的系统性风险和与市场无关的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指市场固有的风险，而非系统风险则由特定证券的可变性构成。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一种证券的投资组合含有很高的非市场性的特殊风险。相比之下，一个综合的、市值加权指数基金就只含有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单一证券组合和市场投资组合描述了两种极端情况，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投资组合随着证券数量的增加，与市场无关的（或非系统性的）风险降低，而与市场有关的（或系统性的）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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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结构严谨的研究（涉及1963到1997年间三个大致相同的时期），一个由两种证券组成的投资组合所含有的风险是市场风险的两倍或三倍。相比之下，一个由20种证券组成的投资组合所含有的风险水平比市场的总体风险水平高出大概1/3或2/3。最后，一个含有50种证券的投资组合所表现出的风险特点就与市场风险非常类似了，而且基本没有可分散风险。换个说法，对于一种由几十种甚至几百种证券组成具有代表性的多元化股票型投资组合，其收益基本上由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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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组合的总收益而言，证券选择的作用不是很重要，这和学术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以美国股市为例，由于市场包括全部投资者所持有的全部债券的价值，那么，美国股票全部投资者的总收益也就必然是市场的收益。如果每个投资者在持有市场投资组合时都遵循被动管理的策略，那么他们都将获得市场收益。这样，证券选择就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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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量的投资者都奉行主动管理的策略，试图战胜市场，获取超额收益。但是，一个主动的投资者只有在当市场上其他投资者减持一只股票时才能增持这只股票。从定义上看，增持的头寸必须等于减持的头寸，从而使股市上的总头寸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