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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私人和公共投资，联邦政府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以优惠条件提供约210亿马克的特别贷款。而且，将加速电信基础设施投资，采取进一步去市场管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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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银行在过去几周已经大幅降低了短期利率。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持续无通胀增长所需要的适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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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政府在经济持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采取了临时措施，以遏制因其国内需求比例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而导致的国际收支恶化。1988年财政计划的目标是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降低通货膨胀率，同时在纠正公共部门失衡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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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失业率，意大利政府计划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实现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稳定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并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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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指出，在国内需求增长的带动下，日本经济正处于强劲的扩张期。政府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5月决定的6万亿日元刺激措施，同时保证1988财年预算中的一般公共工程开支将不低于包括7月补充案的1987财年预算中的相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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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将执行恰当且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支持无通胀增长并维护汇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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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在英国经济产出和国内需求强劲增长及公共财政稳健的背景下，将继续通过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降低通胀率，同时通过包括减税及税务改革这些让市场运行自由化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更多措施，来增强无通胀增长的能力。公共开支的增长总体上仍将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及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范围内取消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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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已确保国会将通过总统与国会两党领袖间达成的协议，执行一个两年期的额外预算紧缩计划以便降低美国预算赤字。通过控制开支和增加收税相结合，该协议将在1988财年和1989财年合计降低预算赤字约7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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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预算协议是根据经修订的《葛兰姆法案》进行的赤字削减工作的一部分。这将加快已经在削减赤字（包括1987财年削减的730亿美金，或国民生产总值的1.9%，赤字率已经从占国民生产总值6.3%的峰值降低到了占3.4%）方面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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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系统还将继续坚定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同时致力于授权谈判方面的立法，为货物、服务和投资建立更开放、更公平的国际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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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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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表达对写作本书过程所获帮助的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的是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和日本国际交流中心主席兼牛场基金会执行主任山本雅（Tadashi Yama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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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二位从学术和经费的角度让这项工作成为可能。为进行这项研究，我在美国待了九个月，还分别去了欧洲和日本，是牛场基金会为我提供的资助。该基金会是为纪念已经去世的前日本驻美国大使牛场信彦先生而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而国际经济研究所则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为我提供了办公场所和得力的秘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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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从事研究期间，我非常幸运地先后与两位高素质和专业的研究助理维尔·温克尔斯坦（Will Winkelstein）和唐娜·格雷比（Donna Grebe）共事。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支持于我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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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学术训练而言，研究所的专家们是最好的资源。整个过程中，弗雷德·伯格斯滕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鼓励和激励。他敏锐的新闻意识经常挑战我，激励我不断收集“广场行动”的素材。我有时会想，在我离开新闻行业的那一年里，这样一位严厉的编辑给我的是奖励还是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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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特别感谢托马斯·贝阿德（Thomas O. Bayard）、威廉·克莱因（Willian R. Cline）、艾·麦克·戴斯特勒（I. Mac Destler）、大卫·芬奇（David Finch）、兰德尔·亨宁（C. Randall Henning）、斯蒂芬·玛瑞斯（Stephen Marris）、马库斯·米勒（Marcus H. Miller）和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他们通读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议。尤其要感谢兰德尔·亨宁，他从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学家的角度，帮助我澄清了重要的政治问题，并恰当地融入书中。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对七国集团经济峰会同我有共同兴趣，他支持并激励我的学术训练。我还要感谢读过手稿的五国集团国家五位高级政府官员。毫无疑问，所有的观点和错误，由作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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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含了对100多位政府和中央银行官员的采访。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引述均来自我对附录所列官员的采访。多数情况下，我要求“录音”，但不得不对采访者的背景妥协，有些官员允许我直接引述他们的话，要求严格的则只能转述其本意。非常感谢他们所提供的宝贵信息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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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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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是“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最成功的一次汇率联合调整行动，有些市场经济国家学者甚至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但凡谈及国际货币事务，尤其是美日两国的经济关系、美元/日元的汇率波动，广场协议都是绕不过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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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多数观点将广场协议视为美国对日本的一次强制行动，甚至著名投行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是“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这与美国特别是日本官方的态度相反。在伯格斯滕先生牵头的《国际货币合作：广场协议三十年后的教训》（2016）中，1985年参与广场会议的日本官员直接指出：中国的学者和官员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逼迫日元升值，但实际上是美日两国的合作行动。一个协议，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肯定有一方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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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世界大事不断。广场会议这类国际经济事务，当时的中国无暇顾及也没有机会参与。了解当时真实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明晰协议的具体细节，对分析中国当下的处境与选择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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