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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遭受如此重大的危机，约翰·博格该如何应对？他没有接受失败，认输走人，而是把失败转化成他一生最大的成功，用创新改变了整个投资行业。由于公募基金的法律结构安排，博格还要继续负责惠灵顿公司的基金，但是与其管理公司分开经营运作，董事会成员也有所不同。约翰·博格留下来担任这些基金公司的董事长，但是他不被允许来管理这些基金的投资。“我怎么样才能做到不用成为基金经理，照样可以介入这些基金的投资管理？”他接受我的采访时说，“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创造出一种不用管理的基金。我们称之为指数基金。我给它起名叫先锋。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我搞的指数基金完全是个笑话。”真不可思议，如果博格没有犯下那个大错的话，他就绝对不会创立先锋公司，亿万投资者也许就根本没有机会避免过度的基金收费，让他们的整体投资收益增加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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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这位美国投资界的传奇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在费城莫尔文的先锋公司园区里面，当时正是冬季，一场暴风雪席卷了美国东海岸。约翰·博格还是每天都上班。2000年，他卸任资深董事长之后，就开始负责先锋研究中心。一见面，85岁的约翰·博格跟我握手，力气很大，好像是一个只有他年龄一半的中年人。也许这是1996年移植心脏之后所赋予他的新的生命活力，让他可以继续他的投资改革运动，目标是给投资者公平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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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交谈了4个小时，下面是经过编辑的访谈缩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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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约翰·博格先生，请告诉我，您的驱动力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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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从我年轻时最早的记忆来，我必须工作。我9岁就开始工作了，在我们住的街区送报纸，我一直很喜欢送报纸。我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长时间工作之后，就不会讲很多废话了。我这个人性格特别好胜，就是那种要跟人争斗一番的脾气，即使有时根本没有必要，这种好胜心弥补了我很多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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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您的职业生涯是从一家传统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开始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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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我那时还很年轻，还不够聪明睿智，我本来应该多从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教训，依此采取行动。我当时还相信确实存在永久性的优秀基金经理，他们其实根本不存在。好的基金经理出现过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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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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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其实投资业绩更多的是靠运气而不是靠能力。投资是95%的运气加上5%的能力，也许我说的还不太对，投资应该是98%的运气加上2%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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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每个主动管理型基金经理听了你这句话都会被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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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我给你举个例子。要是你找来1024个人，聚到一个房间里，一起来比赛抛硬币。你告诉他们一起抛，连续抛上10次，那么这1024个人里面会有1个人连续10次正面朝上。你会说：“这个家伙真是太幸运了。”对不对？但是换成是在基金行业，你会说：“你真是个天才。”（哈哈大笑）你甚至可以把人换成大猩猩来抛硬币，结果完全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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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您这样说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个聪明的人和一个优秀投资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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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首先，投资者追求平均水平。我们先从这一点开始。非常简单。大多数个人投资者为得到平均水平的业绩付出了过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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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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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整体而言，你买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平均要耗费你约2%的成本（包括平均1.2%的管理费，交易成本，现金拖累，销售手续费）。这意味着，如果市场平均业绩是7%，那么扣掉付给基金公司2%的费用之后，这些投资者只能得到5%。（如果你买的是指数基金，成本只有0.05%，这意味着你能得到6.95%的收益率。）按照6.95%的收益率，经过50年，你可以把1美元增值到30美元。但是，按照5%的收益率，经过同样的50年，你只能把1美元增值到10美元，而不是30美元。这么大的收益差别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投资的本金100%都是你付出的，投资的风险100%都是你承担的，但是所有的投资收益里面，你能拿到手的只有30%。看看股市的长期业绩，再看看主动管理型基金的长期业绩，你就会发现这个真实情况。很多人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他们不得不学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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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他们没有搞明白成本的复利效应和费用的复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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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这些人应该真正搞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买股票。买股票的真正目的是要得到股利即现金分红，是为了得到盈利增长。事实上，从长期来看，股票市场的收益一半来自股利即现金分红。所有基金的费用支出也都是从这里出的。所以你好好想一想，托尼，我告诉你，平均每只基金的股利收益率是2%，平均每只股票基金的费率是1.2%，羊毛出在羊身上，基金的管理费都是从基金分到的现金分红里扣掉的，所以你拿到手的股利收益率只剩下0.8%，基金公司从你的股利收益率里面拿走了一半来付给它们自己作为基金的管理费！整个基金行业向基金持有人收取的费用占属于投资者股利收入的60%，有的时候是100%，有的时候甚至超过100%。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我对基金行业如此痛心，它吃掉投资人的收益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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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但是还有1亿人投资主动管理型公募基金。这些人怎么可能这样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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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绝对不要低估市场营销的力量。回到2000年，我们来看看，那些在《金钱》杂志上打广告的公募基金，平均年度业绩为41%，这些基金有很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现在都不存在了。基金投资者预期，他们选择的聪明基金经理，会永远聪明下去，但是根本不会有这种事。基金投资者心里的预期是，这个聪明的基金经理上一年创造出来20%的年收益率，将来能够持续很多年创造出来20%的收益率。这种想法太荒谬可笑了。这不可能发生，这绝对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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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先锋公司的经营管理，只是为了让公司的基金持有人受益，实际上先锋公司是由基金持有人持股的公司。您支持统一受托人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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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我是这个要求的提出者。也许我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要求的人。投资公司研究所（公募基金行业的游说组织）说：“我们并不需要制定一个联邦式的受托责任的标准，我们就是受托人。”那么，既然如此，第一点，为什么他们还要反对这件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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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二点，他们不明白，我们有受托责任冲突，一个上市公司，比如贝莱德集团，有两个受托责任：一个是对贝莱德集团旗下公募基金的股东有受托责任，责任是让股东赚到最多的钱；另外一个受托责任是对贝莱德集团的股票持有人，也就是公众持有人有受托责任，要尽可能赚到最多的钱，责任是要让这些基金持有人的收益最大化。因此，贝莱德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就陷入了终极的两难处境。要让贝莱德集团的基金持有人的收益最大化，他就必须降低收费，但是要让贝莱德集团的股东收益最大化，他就必须提高收费。你不可能同时做到这两点，既提高收费，又降低收益，你只能选择一条路。贝莱德集团努力想要同时做到这两点。结果是现在这家公司给股东赚的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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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这太讽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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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格： 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不然怎么会有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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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 按照您的看法，下一个最急迫也最具挑战的事情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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