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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相关例子可参见Barth、Bartholomew and Labich(1989)；Wheelock(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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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参见Calomiris Hubbard and Stock(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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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参见Horvitz(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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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参见Barth、Bartholomew and Labich(1989)；Brewer and Mondschean(1991，1992)；Brewer(1995)；A.Gilbert(1991，1994，1995)；Barth and Brumbaugh(1992)；Schwartz(1992)。如Gilbert所述，各联储区的借贷行为各不相同，联储向资不抵债银行的借贷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额损失，这一点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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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存款市场约束在纠正银行体系脆弱性方面的有效性，可参见Calomiris and Wilson(2004)以及Calomiris and Powell(2001)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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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请注意美国1979年后高利率导致的银行资不抵债问题与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银行危机（见第五章）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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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参见Barth、Bartholomew and Labich(1989)；Barth(1991)；Brewer and Mondschean(1991)；Brewer(1995)；Gilbert(1991，1994，1995)；Schwartz(1992)；L.J.Whit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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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40亿美元的预测参见Curry and Shibut(2000)。还可参见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96)。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使用事后现金损失衡量纳税人保护的成本不恰当，因为这没有考虑到纳税人在救助期间承担的风险，即真正的事前成本可能还要高很多。正如第一章所述，危机还会带来救助成本之外的经济成本。国会预算办公室(1992，第35页)的研究表明，储贷危机导致的GDP损失之和可能超过了5000亿美元（以1990年美元价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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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参见Calomiris(2000)，第1章，也可参见Kroszner and Strah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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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参见Calomiris(2000)，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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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参见Kroszner and Strah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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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参见Calomiris(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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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参见Jayaratne and Strahan(1996)；Kroszner and Strahan(1999)；Black and Strahan(2001，2002)；Correa(2008)；Beck、Levine and Levkov(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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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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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Barth、Caprio and Levine（2012），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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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位内部人士的观点，可参见Swagel（2009）和Bair（2012）。外部人士的观点基于对内部人士的采访，可参见Sorki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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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应对危机的各类政策，可参见Calomiris、Eisenbeis and Lita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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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术界对“次级”（subprime）一词没有统一的定义。它的指代对象各不相同：FICO（Fair,Isaac and Co.）信用评分660分以下的借款者申请的住房抵押贷款；评级为“次级”的发起人或持有人的住房抵押贷款；“次优级”（Alt-A）的住房抵押贷款［另一类评级较差的住房抵押贷款，根据贷款合约的特征而非借款人特征予以划分，例如贷款价值比（LTV）很高的贷款］；或者违约风险比传统“优级”（Prime）住房抵押贷款大得多（通常在几倍以上）的住房抵押贷款。除非有其他说明，我们采取最后一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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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些通常被认为几乎不存在风险的短期市场同样出现了违约，这在市场上引起了连锁反应。雷曼兄弟对商业票据债务的违约导致一支货币市场共同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跌破市值”（是指单位价值低于1美元）。这使资金逃离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并导致政府出手对其价值给予临时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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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危机的蔓延以及市场流动性问题如何延长了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并加大了其影响，可参见Calomiris（2009），Gorton（2010），Gorton and Metrick（2011），Calomiris、Eisenbeis and Litan（2012），以及与此相关的大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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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Laeven and Valencia（2012），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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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cCarty、Poole and Rosenthal(2013)将次贷危机归因为政治性影响，并指出了与本书指向相似的因素，包括大型银行的影响、政府支持企业的要求和中间偏左的政治激进主义推动了“可承受的住房“项目（见第17页、第19页、第44页、第126—133页）。他们指出，美国政治进程中多种意识形态、利益和约束的共同作用恰好使多数人的利益被忽略（见第90—116页）。虽然本书部分同意他们的分析，但我们坚信，在次贷危机形成过程中不同利益的汇合不是出于巧合，而是由为了实现巨大经济收益而形成超越意识形态和党派纷争的合作伙伴关系所推动的。银行并购潮和之前的《社区再投资法》是这种伙伴关系形成的催化剂，它们帮助这些合作伙伴实现利益的协调一致、推动对《社区再投资法》和《政府支持企业法》的修订，并化解了可能由意识形态和不同利益所造成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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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政府支持企业制定的目标最初是投资组合中的比例要求。从逻辑上很容易理解，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以通过削减对其他群体的贷款而非增加对目标团体的贷款来达到这些要求。然而，这种选择意味着其获利能力和政府支持力度的明显下降，而后者对它们继续获得政府补贴（为其债务提供保护）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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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少著作都记录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在次贷危机前对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影响。因此本书在这方面的论述有必要更加简略。更多细节请参见Rajan（2010），Morgenson and Rosner（2011），Acharya、Pinto and Walliso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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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rewer and Jagtiani（2013）研究了1991—2004年间宣布银行合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他们发现，超过一定规模门槛的合并能为合并后的银行创造非同寻常的高收益。研究表明市场理解扩张的特殊优势。无论这些优势是更高的管理效率、更强的市场话语权或是更好的政府保护。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使银行成为超大型银行的并购为其股东带来了特别收益。Johnson and Kwak（2010）对其他一些研究进行了综述，这些研究通过比较银行业绩的方法，区分了基本的规模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大而不倒”的保护），发现基本规模经济优势仅在小规模银行中发挥作用，超级银行的规模优势更多是政治性的。此外，最近更多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Anderson and Joeveer（2012），Wheelock and Wilson（2012），Hughes and Mester（2013）。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研究领域，因为在比较超级银行和小银行的业绩时，并没有将所服务的客户差别、所提供的产品差别以及所使用的业务流程差别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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