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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怀特和凯恩斯都认为，重振多边贸易，消除贸易歧视以及根除抑制贸易的实物交易等，都属于货币问题而非贸易问题。然而多年以来，他们的继任者们却一直把全球的货币和贸易事项放在不同的全球机构之下分而治之，IMF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没有政策联系，只能各自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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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如今仍疲于应对贸易盈余国与债权国如何共担调整之责任这一“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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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怀特的胜利，即美元的王者地位，在他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崩塌之后仍长期存在。这种结果相当讽刺，因为在怀特眼里，没有了黄金牢固支撑的美元根本不能够持续扮演其全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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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各种益处频繁被人提及，这些益处的艳羡者尤其乐此不疲。美国政府可以自由发行债务，印刷钞票。人们在收支往来中使用美元，美国政府则从这种特权中获利。正如全世界所见到的，尤其是近年来，对美元结算系统的控制使得美国能够限制他人的金融管道。许多全球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都以美元计价。这些益处也使得美国在政治和软实力上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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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nternational role for the US dollar comes with two big costs：firstly, other countries can determine their exchange rate with the dollar-and avoid appreciation-by buying dollars；and secondly, a moral hazar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be pressed to adjust its domestic policies as its imbalances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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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曾指出的，美元在获得这样的国际角色的同时，也付出了两大代价：一是其他国家可以通过购买美元来决定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并避免升值。二是美国存在当失衡出现时却无调整国内政策压力的道德风险。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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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斯坦和约瑟夫·加侬（Joseph E.Gagnon）曾指出，美元的角色让美国付出了规模巨大的贸易成本，其就业也受到相当影响。147加侬发现，为了增强经济力量和创造内部就业，超过20个国家都曾经在外汇市场直接干预本国货币价值。这样的结果是全球的美元储备总量逐步增加，如今已超过10万亿美元。伯格斯坦估计美国是各国货币干预政策的最大绝对输家，因为美国每年的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会因为这些货币干预政策而扩大2000亿～5000亿美元。这些数字至少相当于美国全部外部失衡损失的一半，同时伯格斯坦还指出，这些新增的失衡使得美国损失了100万～500万就业岗位，让本来已经高企的失业率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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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斯坦解释说，“货币操纵”问题不只是美国的困扰。欧元区是此方面的全球第二大输家，部分深陷危机的南欧国家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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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凯恩斯辩论留给我们的第四项遗产，是决策者应当保持智识审慎。斯泰尔讲述了凯恩斯是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走向智识成熟的。当时，原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基础都轰然倒塌，“特别是对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制度的顽守，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顺理成章，但在后人看来却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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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尔说，在当时，讨论以他物替代金本位，如同今日全球讨论以他物替代美元一样困难重重。在20世纪30年代，考虑过纯粹浮动汇率这种“极端”方法的经济学家几乎不存在——利奥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是其中一个知名的例外——更不用说，没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成为有助于恢复均衡的一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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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浮动利率体系，对央行及其货币政策的严重依赖也未必会一成不变。1937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eidrich von Hayek）就认为浮动利率最终会导致严重破坏稳定的资本流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浮动汇率稍为乐观，但是仍将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归咎于央行错误的货币供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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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德国和法国从未放弃对固定汇率的坚持。他们在1999年创造了欧元，当然，和全球体系一样，欧元区也面临着盈余国和赤字国之间的调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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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频繁出现，其强度也日趋提高，这说明，这种（浮动）体系的代价或许已经超出了其有益之处。”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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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的确还在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竟之业”。全球经济的变化或许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旧的智识对我们造成的束缚。实际上，笔者感觉到，全球经济的结构调整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并行，会加快我们对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讨论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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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中，约2/3的全球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例还不到1/4。在过去十年，发达经济体对发展经济体的出口占发达国家总出口的比例从25%增加到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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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持有近70%的全球货币储备，今天，占有70%的是发展中国家。当然，在如何保持持续增长和促进生产力方面，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自身挑战。今日超常规货币政策的最终退出也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值，量化宽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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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结构改革的关键在于，在新的世界经济条件下，当年G7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建立的用于管理浮动汇率世界的那些规范，必然不会为其他主要国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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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变正在与全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摆脱大衰退的复苏过程同步进行。前所未有的危机引发了全球央行的非常规反应：他们利用货币政策来争取时间，控制尾部风险。这样做的结果是，货币政策已经进入一片未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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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precedented crisis evoked an extraordinary response from central banks：monetary policy has been used to buy time and limit tail risks.As a result, monetary policies are in uncharted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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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规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出现，国内政策是主要原因。此类货币政策全部作用于本国货币，有别于试图影响外汇汇率的干预政策。但是这两者间的界限很模糊。例如，对竞争性货币贬值的焦虑已经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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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埋下更多冲击的祸患，那么全球货币体系的管理者们将面对更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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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和IMF的条款对导致不公平贸易问题的汇率操纵提出了多方面的判断标准，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实际上也对此都认同。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各经济体不得以汇率方面的行动来“破坏”开放贸易的协定，当然，世贸组织需要遵从IMF对此作出的评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第四条要求各经济体：“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来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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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条款一直没起到什么作用，但是，IMF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至少需要讨论，依照这些他们都认可的条款，他们应当怎么行事。两大组织的负责人，尤其是IMF的负责人不应当放弃强调这些问题的责任，因为这些问题是解决失衡这一“未竟之业”的基础所在。对此的漠视可能会使贸易体系陷入危险之境，也可能阻碍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这些问题是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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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的转型，应对大萧条的措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不确定影响，以及竞争性贬值争论的崛起等都可能引发问题，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们需要对此有所预见。如果多边主义失败，单边主义就可能会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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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新事业”也需要从我们继承的体系出发。我相信，在未来数年中，美元仍将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过去十年，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70%滑落，但一直稳定在60%左右。欧元的份额受欧元区的问题影响出现了滑落，目前，发展经济体的储备金中欧元占24%，相比于2009年的31%，这一数字出现了明显下降。瑞士、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货币的吸引力一度增加，但是它们的市场规模有限，且已受到了周期条件影响。日元和英镑会继续扮演温和角色。特别提款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仅有3%，无法在私人的交易、进销存以及借贷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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