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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例如，在1928年的下半年，联储体系试图限制再贴现，同时允许联邦储备银行增持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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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要求成员银行在联储银行中存放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另一部分留在它们的金库中，剩下的存放在它们自己或储备银行的金库中。法案批准在1917年11月之前储备城市银行和国民成员银行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保存剩余的部分，也包括在中心储备城市和储备城市的国民银行，但是规定，1917年11月以后在其他银行的余额将不会被计为准备金。同时，该法案制定了对于要求保留在联储银行的部分准备金立即（即在1914年）转账的条款；一年后，其他银行的余额，应当每6个月支付一次，共支付三次。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16年年度报告的第22页提到的在1915年5月16日进行了准备金转账这一说法并不准确；第二次转账发生在1915年11月16日（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Nov.6，1915，p.1515）。1916年9月7日通过了法案的修正案，允许成员银行可以立即把存放在金库中的准备金转存到联储银行，但几乎没有银行响应。在1917年6月21日，该法案的另一修正案提出，库存现金不再被视作法定准备金；此后只有在联储银行的存款才可被视为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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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28日，该法案的一个修正案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允许成员银行将库存现金视为准备金。1959年12月，委员会准许把一定比例的库存现金作为准备金，1960年9月调高了这一比例，在1960年11月后允许把全部的库存现金视为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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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是在联储委员会（在1914年10月28日）下达到成员银行的第10号通知性条款（Annual Report for 1914，p.167）要求下，由成员银行完成的第一笔转移到联储银行的准备金的分期支付。根据《联邦储备法》的第19节，此后的各次分期支付中，可以有不超过1/2的部分以合规票据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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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17年6月21日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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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Laurence Laughlin在议院小组委员会（House subcommittee）前的陈述，见上面的注释[7]，提倡联邦储备券的发行条件应有别于存款：“基于联邦储备券从银行进入公众手中，因此与存款账户不同，联邦储备券有准公众性作用……银行和储户间的私人合同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第138页）Laughlin认为，保护存款的方法是“改善持有的票据种类”（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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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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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当然，从最终支付手段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不同的，因为非银行公众可以持有存款，而只有银行才可持有联邦储备券。从这一角度来看，公众手中的通货和商业银行存款是可以互换的。对这两种支付媒介要求相同的黄金储备意味着联邦储备券比联储存款享有更低比例的黄金储备要求，前者乘以1美元联储存款所对应的商业银行存款等于后者。例如，如果1美元联储存款对应7美元的商业银行存款，且联储存款有35%的黄金（或法币）储备要求，这等于1美元商业银行存款对应5%的黄金储备。为了在法定黄金头寸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公众的1美元商业银行存款向1美元通货的转化，该转化以联邦储备券的形式完成，联邦储备券的黄金储备率也应达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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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17-1919年的国民生产净值数字修正了Kuznets的估计值。对于战争期间，我们认为，Kuznets估计值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根据Kuznets的定义，政府服务对消费者的价值用直接税收度量。1917-1919年间政府支出比直接税收增长得更快，实际上，他的估算并没有完全包含这些年份的政府支出。（Simon Kuznets, Capital in the American Economy：Its Formation and Financing一书中的工作表，Princeton for NBER，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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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Kendrick对Kuznets的估计值从1889年开始进行逐年调整，通过加入国家保障费用以得到他所谓的国民生产净值的“国家保障形式”（见Kendrick,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for NBER，1961，pp.235ff.；Table A—I, col.7，pp.290-292，显示了以1929年美元计价的一系列数字；我们从Kendrick的未出版的工作表中获得以美元现值计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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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美元现值计价的“国家保障形式”作为Kuznets估计值的插入值。对于1917年、1918年和1919年，我们通过线性内插法来计算国家保障形式的对数与从1916年和1920年的国家保障形式对数获得的匹配值的差额。我们把差额加到1917年、1918年和1919年的值上，这些数值是在1916年的对数和1920年Kuznets估计值中通过线性内插法得到的，由此得到这些年份的调整后的国民生产净值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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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W.A.Brown, Jr.，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Reinterpreted，1914-1934，New York, NBER，1940，Vol.Ⅰ，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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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945，Bureau of the Census，1949，Series M-1，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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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J.P.Morgan and Company是英国财政部在美国的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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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43，p.670；Brown,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Vol.Ⅰ，pp.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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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们采用两种方法对资本和黄金流动相对于国民生产净值的数据，以及美国物价相对于英国物价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如表A-4所示；为了使之与1871-1913年的数据有可比性，没有剔除1914-1919年的资本流动数据中的误差和遗漏项；为了使之与1919-1960年的数据有可比性，表A-4和图17中的1914-1919年的资本流动数据剔除了误差和遗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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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首先确定资本和黄金数据的主要顶峰和谷底的日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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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计算记录的资本和黄金流动从一个转折点到下一个转折点之间的差额、调整后的相对价格比率对数间的差额（为了适用于财政年度，我们把两个相关的日历年度的比率平均），以及后者与前者的比率。基于表A-4序列数据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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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列记载的数字，得出的加权平均数是0.01317，其权重是变化的持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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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黄金流动从1914年到1916年的变动是-7.360。它与0.01317的乘积，即-0.0969，等于在先前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预计的调整后价格比率的对数的变化量。实际的变化量是-0.0864。因此，根据之前的经验，调整后价格比率的下降幅度将会比实际超出约1/8。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上表最后一栏中对1914年到1916年的记录将会是0.01174，恰好在前期经验数值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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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再计算从1871年到1913年购买力平价x、资本流入和黄金流出y及时间t之间的多元关系。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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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94.89+2.122y+0.3327t,R2=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