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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银行的数量来自All-Bank Statistics，（p.37）；关于停业数量，见未发表的FDIC, Annual Report（1934，p.93）的修订本，以及Federal Reserve Bulletin（Sept.1937，pp.868，873）（见表16第一部分的资料来源注释）。因为来源不同，严格地讲，1921年之前的停业数量与其后年份不具可比性：1921年之后年份的停止数量包括暂时停止和永久性停业，而之前的至少不包括一些暂时停业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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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例如，最终采取了以金元券代替联邦储备银行券支付的权宜之计来实现这一目标。见Benjamin Strong, Interpretations of Federal Reserve Policy, W.Randolph Burgess, ed.，New York, Harper，1930，pp.300-302；Lester V.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Central Banker, Washington, Brookings，1958，pp.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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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21，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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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nnual Report for 1921，p.30.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摘自一个子段——“联邦储备银行券问题”。“有些人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印象，联邦储备委员会拥有任意收缩和扩张货币的权力……流通中联邦储备银行券规模的增长或下降不是预先决定的政策或预先考虑的计划，而是完全依赖于商业活动或是其他需要货币而不是账簿上的信贷的活动……1917年到1920年年末流通中联邦储备银行券规模的增长不是直接交换黄金和金元券的结果，而是工资和物价上升带来的效应，如同过去的几年中联邦储备银行券的下降是低物价和商业规模缩小的结果，而非它们的起因。”（同上，第9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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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来看，上述结论是正确的，但仅仅因为它仅限于联邦储备银行券，而对联邦储备信贷总量及存款和货币的关系只字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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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没有涉及贴现率，隐含地表明联邦储备体系尚没有讨论基本原则中决定贴现率的标准或者贴现率水平对联邦信贷的影响。然而，在报告的前一章节关于1921年贴现率的变化中，联储指出1920年的高贴现率是有必要的，因为“显然，继续执行战争时期过低的贴现率将给公众、成员银行以及联邦储备银行等带来灾难”（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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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评论，“因为联邦储备银行是所有成员银行唯一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保管人……联邦储备银行有必要保持自身的流动性；这就意味着，其贴现的票据必须是短期的，应当能够很容易地变现”（第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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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希望因好的结果得到好评而避免因坏的结果遭受谴责，这是人性所致。逐一通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一个有趣的收获是可以发现联储体系权力的周期模式。在繁荣的年份，货币政策被视为有效的工具，对其的娴熟运用是值得称道的；在萧条的年份，货币政策则被说成是没有操作空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而正是由于娴熟地运用了极其有限的货币政策工具，才没有使情况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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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该年度报告第一次覆盖了全年（1923年），Walter W.Stewart是当时的研究主管，他对该报告的编写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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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5月，联邦储备银行购买了大约4亿美元政府债券以获取收益而明显未考虑其购买行为对货币市场的影响。它们各自为政的操作扰乱了政府债券市场，1922年5月，这些银行成立了由东部储备银行的总裁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共同买进和卖出，以避免与财政部账户指令的冲突。1923年春季，该委员会被联邦储备体系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所取代，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任命了5名成员——这5名成员就是之前委员会的成员，之后的操作都置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总体监督之下。从1923年11月12月起，联邦储备体系账户建立了起来，交易按比例分配给各个地区性银行。各联邦储备银行仍保留了由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代为执行的单独操作，但总体上数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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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总裁和其他银行的总裁认为，通过新的委员来协调公开市场操作是一项自愿性的协议，个体银行保留了主动参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合法权利。委员会的部分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成员都认同该观点。但是，至少一个成员Adolph Miller认为，委员会有权控制每一家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各项细节。这个想法没有能说服其他总裁，因此也没有被写入委员会章程（见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221-228；Charles S.Hamlin, Hamlin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Diary, Vol.8，May 29，1924，pp.169-170；Vol.10，Mar.29，1925，pp.134-137；Vol.11，Mar.20，1926，pp.124-125；Vol.13，Apr.24，1927，pp.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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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3月之前，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的组成一直没有变动。1930年3月，通过由每个联邦储备银行各派出一位代表，美国内陆的联邦储备银行成功地将它们的代表纳入委员会中，委员会得以壮大，并由此更名为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见第7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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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年底，尽管各储备银行总裁仍认为收益是很重要的，但他们达成了公开市场操作的营利性需求应服从总体信贷考虑的正式共识。早在1922年中期，联邦顾问委员会就赞同这一观点。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特别是Hamlin，多年以来一直坚持收益需求至关重要，使其处于从属地位与《联邦储备法》的初衷不符。不仅如此，不时会有银行将收益需求掺杂到政策建议中。（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213-222；Hamlin Diary, Vol.7，Oct.13，1922，pp.3-8；Vol.8，May 7 and 23，1924，pp.131-133，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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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联邦储备年度报告是最后一个将联邦储备银行的信贷认为是联邦储备体系“营利性资产”的报告。在1924年5月的总裁会议上，议题之一是“在不以联邦储备银行的盈利为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执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性”。1925年4月，由于堪萨斯城市银行入不敷出，储备银行能否不经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授权就购买政府证券的问题再次被提出。“Strong总裁接着指出，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建议重新分配目前的债券持有量，以渡过这一难关。”（Harrison, Governors, Vol.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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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有趣的是，上述关于“单一的标准”的讨论忽略了货币存量的平稳变化率。显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Carl Snyder极力主张的单一标准（New Measures in the Equation of Ex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1924，pp.709，712-713，文章暗示了单一标准的可取性而并未明确地主张这一政策）；另外，Reed也极力主张这一政策（Federal Reserve Policy，1921-1930，pp.63，198-201）。值得注意的是，在Reed早期的书中（The Development of Federal Reserve Polic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1922），他赞成单一标准并进行了类似《第十个年度报告》那一部分的分析。两者主要的不同之处是Reed没有特别强调存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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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enth Annual Report（for 1923），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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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Tenth Annual Report,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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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ardy, Credit Policies, pp.78-80.也可参见Clark Warburton，“Monetary Control Under the Federal Reserve Ac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Dec.1946，pp.505-534，尤其是pp.52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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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Reed, Federal Reserve Policy, p.60；Hardy, Credit Policies, pp.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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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and Federal Reserve Banking Systems,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Pursuant to S.Res.71（Jan.19-30，1931），71st Cong.，3d sess.，part 1，p.71，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George L.Harrison的证词；Hardy, Credit Policies,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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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amlin Diary, Vol.11，Oct.16 and 27，1925，pp.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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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Hamlin Diary, Vol.14，May 1 and July 28，1928，pp.159-16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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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在体系运作的最初几年中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冲突见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68-76。1919年10月，Hamlin记录财政部部长Garter Glass（同时当然也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委员）曾说过，“Strong总裁试图主导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Hamlin Diary, Vol.5，Oct.28，1919，p.44）。关于这一段，也可见Chandler, 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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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George James报告说，Herbert Hoover告诉他Coolidge主席非常不安，因为他担心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公开市场政策被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所主导。当1925年5月Coolidge重新任命Daniel Crissinger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时，Harding总裁（前一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任波士顿储备银行总裁）认为是Strong总裁让Crissinger再次当选，因为Strong可以支配他（Hamlin Diary, Vol.5，Jan.27 and June 15，1925，pp.65，141）。同时参见第7章第5节以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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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以及Strong去世后的联储总裁会议上（1928年11月中旬——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先开会，之后其他总裁也参会），联储委员会提交了讨论修改公开市场操作安排的提议，这项提议是依据联邦咨询委员会1928年9月的建议做出的（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28，p.229）（“咨询委员会并不是要批评现行的安排，而是为了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都能参与到促成公开市场委员会行动的讨论中来，建议联储委员会考虑由所有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组成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并由五人组成全权执行委员会”）。对于1928年11月会议上的建议，联储委员会延迟了两个星期才做出答复。联储委员会一反形式上的致谢和对委员会早期建议的认可，没有同意这一建议。事实上，这一行为有效地确立了联储委员会对于任一买进和卖出行为以及总体计划和政策都有通过和否决的权威。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在之后的1929年1月7日会议上对于这一答复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认为这是联储委员会政策上的重大变化。（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Ⅰ，documents for Nov.13，15，and 27，1928，and Jan.7，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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