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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银行业危机导致的货币存量下降——下降幅度略高于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的3%，或者说高于接下来14个月的下降幅度——是两个存款比率下跌的结果，因为高能货币上升了5%。如图32B和图33所示，在经季节性调整之后，高能货币之所以会出现3.4亿美元的增长，部分是因为有8400万英镑的黄金输入国内[52]——在前联邦储备体系时代，黄金输入一直是解决危机的主要途径——也是联邦储备信贷余额增长了1.17亿美元的结果。联邦储备信贷量的增长，部分是因为政府债券增长了4100万美元，这是在浮动增长中的平衡。贴现量的增长恰好可以抵消买入票据量的下降。在美国银行破产之后的两周时间里，贴现票据迅速上涨了大约2亿美元，但是这一增长在图33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的月末数据中并没有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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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联邦储备信贷量的增长有助于抵消银行业危机造成的一部分直接影响，但是，联邦储备信贷量的增长是小规模的。许多早期的年末数据反映出了类似的变动规模；即使在1930年12月的高点，经季节性调整后的联邦储备信贷量也仅仅是1929年夏天时该水平的84%（当时联邦储备体系正试图抑制投机活动）。联邦储备体系应对银行业危机的另外一项措施是在1930年12月底，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下调至2%——以此来增强公众信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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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信贷量的增长是暂时性的。1930年12月之后，贴现率出现了下降，买入票据被允许外流，而不需要加以补充，而政府债券持有量的上升仅占贴现金额和买入票据下降总金额的一小部分。1931年1月，高能货币出现了增长，但这仅仅是因为持续不断的黄金输入抵消了联邦储备信贷量的下降。2月份，尽管黄金仍然继续输入，但是高能货币出现了下降。3月份，伴随着联邦储备信贷量和黄金存量的上升，高能货币出现了小幅度的上升。1930年12月至1931年3月期间联邦储备信贷量的下降规模要大于黄金输入量。事实上，联邦储备体系不仅仅对冲了黄金输入，而且对黄金输入的紧缩性影响要大于其扩张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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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尽管高能货币出现了下降，但货币存量仍然出现了小幅度的上升，因为两个存款比率都出现了增长。而两个存款比率会出现增长，是因为银行业的倒闭浪潮逐渐平息下来，公众对银行的信心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恢复。如上文所述，如果存款比率的提高能够被高能货币的有力扩张所加强，而不是被高能货币的下降所抵消的话，那么所取得的成绩就可能得到巩固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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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1931年3月，第二次银行业危机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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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银行业危机的开端在图31中表现得很清楚，即存款比率的再次下降以及货币存量开始以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不考虑英国9月份脱离金本位制所带来的影响，从3月至8月的5个月时间里，货币存量下降了5.25%，下降幅度几乎是大萧条的前19个月的下降幅度的总和。货币存量以每年13%的惊人速度下降，但这一速度很快就进一步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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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一次银行业危机之后的情况相同，货币存量的下降完全是存款比率下降的结果。从3月至8月，高能货币增长了4%，因此抵消了存款比率下降造成的近一半的反向影响。然而，第二次银行业危机和6个月之前发生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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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次银行业危机中，高能货币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黄金的持续输入引起的，而在第一次危机中，联邦储备信贷量至少出现了暂时性的增长，这有助于消除危机的某些最初影响。第二次危机中，联邦储备信贷量几乎完全保持稳定，仅仅在1931年7月和8月出现了略微的上升。尽管商业银行体系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清算行动，但是“最后贷款人”的记录显示：从2月底至4月底——在这一期间，通常季节性变动是上涨——票据贴现量出现了下降；从4月至8月底期间，票据贴现量的增长使得2月至8月的增长量低于通常的季节性增长；买入票据呈现出不寻常的增长和下跌，8月底的买入票据总量要比2月底高出7500万美元，但是8月底的买入票据总量仍然低于年初时的水平；政府债券的购买量增长了1.3亿美元，其整个增长是从6月份才开始的。在这一增长规模中，有5000万美元的增长完全是技术性变动，而不是应对国内金融困境的结果：它仅仅抵消了联邦储备信贷余额的其他下降因素。其余8000万美元的增长代表的是放松银根的谨慎的，或者说是有点怯懦的一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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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银行业危机持续的时间更长。1930年年末，在两三个月之后，经济出现了改善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图31所示，存款通货比率——反映公众对银行态度的最为敏感的指标——不仅开始下降，而且是在加速下降。当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从而使危机加重之时，没有迹象表明危机已经趋于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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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货币存量而言，除了7月份和8月份温和的公开市场购买以外，联邦储备体系在国内采取的与货币存量有关的唯一其他行动是在5月份——6月份银行倒闭数量出现急剧增长之前——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进一步下调到1.5%。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贴现率的下降并没有刺激借款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避免国外金融风暴的国际性努力的一部分，联邦储备体系加入向外国银行发放贷款的行列中来，而这对国内货币存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潜在意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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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1931年9月，英国脱离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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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1所示，在英国脱离金本位制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货币存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延续了前5个月的走势，只是这一次的走势更为明显。货币存量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在1931年8月至1932年1月的5个月时间里，货币存量下降了12%，相当于以年均31%的速度下降（相比之下，此前的5个月，货币存量下降了5%，相当于以平均13%的速度下降）。高能货币再次出现增长，这一次增长了4.5%。高能货币的增长再次抵消了存款比率下降，尤其是存款通货比率下降的部分影响，只是抵消的比例有所下降。银行在满足储户需求方面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以至于尽管它们竭尽全力，仍无法降低其存款准备金比率。必须等到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这正是为什么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最快下跌会发生在存款通货比率下跌逐渐平息之后，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最慢下跌会发生在存款通货比率下跌达到最快速度之前。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萧条结束、经济开始复苏之时，银行方面才进行了大的调整。在1931-1932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两个存款比率变化之间的时间关系符合我们在早期的每次银行业危机中观察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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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至1932年2月的5个月和此前5个月相比，除了规模上的差异以外，主要的差异在于高能货币增长的来源不同，这一点在图31中没有反映出来，而是反映在图32B和图33中。截至1931年8月，高能货币的增长主要是由黄金输入引起的。如本章第1节所述，在英国脱离金本位制之后，尤其是在1931年9月和10月，黄金大量输出，输出规模足以抵消萧条阶段早期的黄金输入量。高能货币出现增长，是因为联邦储备信贷余额出现了增长。而后者的增长主要是因为银行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可以依赖，不得不从联邦储备体系借款，从而引起了贴现量的迅速增长，尽管1931年10月空前大幅地提高了贴现率。买入票据在9月份和10月份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但是随即买入票据就被允许流向国外，这导致1932年1月的买入票据量下跌到了1931年8月的水平之下。总而言之，从1931年8月至1932年1月，高能货币之所以会出现3.3亿美元的增长，是因为贴现量增长了5.6亿美元，政府债券增长了8000万美元，货币当局的其他资产增长了2.7亿美元，而同时黄金存量下降了5.8亿美元，部分抵消了上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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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能货币增长3.3亿美元的5个月时间里，公众持有的货币量增长了7.2亿美元。另外的3.9亿美元增长只可能来自银行准备金。这3.9亿美元相当于银行业在1931年8月准备金总额的12%。银行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降低相对于其存款量而言的准备金规模[56]，因此这3.9亿美元货币资金的增长只能是通过存款的乘数紧缩效应实现的。经计算，乘数大致为14，因此存款下降了57.27亿美元，或者说存款在1931年8月水平的基础上下降了15%。为了使公众手中持有的货币量增加1美元，存款必须下降14美元，正是这一点使公众对银行丧失信心的情况愈演愈烈，最终造成了沉重的损失。这是著名的银行体系乘数扩张效应的反面例证，这种效应也解释了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措施怎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用4亿美元额外的高能货币来应付通货漏出，在不减少银行准备金的情况下，本可以防止大约60亿美元的存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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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1907年危机时，我们说明了存款比率的增长是如何使银行体系在面对将存款转化为货币的举动时更加脆弱的。1931年的情况甚至更为极端。在1907年的任一时刻，公众每持有1美元货币，其持有的存款量都不高于6美元；1931年3月，当第二次银行业危机开始时，公众每持有1美元货币，其持有的存款量超过10美元，到1932年1月，每单位货币的存款持有量下降到了7美元之下。1907年，银行每持有1美元高能货币来作为准备金，其对应的存款量都低于9美元；1931年3月，银行每持有1美元高能货币，其对应的存款量要超过12美元。存款使用范围的拓宽——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美国金融结构得到很大程度改善的表现——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提高——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联邦储备体系有效提高准备金使用的“经济性”的表现——使货币体系在面临广泛的银行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变得更加脆弱。实践证明，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局面而专门采取的防御性措施远远没有早期顺其自然发展出来的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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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至3月间，当银行业倒闭风潮逐渐平息下来时，存款通货比率暂时停止了下降。然而，在这两个月期间，尽管黄金输出减缓下来，高能货币仍然减少了1.68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储备银行的信贷量发生了变化：贴现量下降了2.8亿美元，买入票据进一步减少了5000万美元，而政府债券的持有量上升了大约1.8亿美元。贴现量下降，是因为银行承受的债务清偿压力暂时得到缓解。银行顺应了这一潮流，尽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2月份时将贴现率下调到3%。同时，银行利用偿债压力暂时得到缓解的时机，或多或少地加强了自身的准备金头寸，因此从1932年1月至2月，存款准备金比率出现了略微的下降。结果，货币存量进一步下降，尽管下降的速度有所减缓。在这两个月间，货币存量进一步下降了2%，即以年均13%的速度下降。和之前的31%的降速相比较而言，这一下降可以说是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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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1932年4月，大规模公开市场购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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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联邦储备体系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债券购买行动，在当月买入了3.5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参见图32中经季节性调整的月末数据），这一大规模购买行动对货币存量的走势并没有造成直接的影响。在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里，货币存量又进一步下降了4.5%，即以年均14%的速度下降。接着，货币存量的下降速度急剧降低。从1932年7月至9月的两个月时间里，货币存量下降了0.5%，即以年均3%的速度下降。从1932年9月至1933年1月，货币存量呈现出温和上升的趋势。1933年1月，货币存量要比1932年9月高出0.5%，这意味着年均增长速度为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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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购买之所以未对货币存量产生更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其影响部分被再次出现的黄金输出所抵消，部分被存款比率的进一步下跌所抵消。从1932年4月至7月，联邦储备体系的政府债券持有量上升了约10亿美元，而黄金存量下降了约5亿美元，大量的黄金流向法国。与此同时，银行倒闭风潮在6月份再次袭来，这引起了存款通货比率的进一步下降，银行为加强自身头寸而采取的种种努力也导致了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进一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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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中旬，黄金输出停止了，黄金输入取而代之。在同年的其余时间里，黄金存量增长了6亿美元，这使得1933年1月的黄金存量水平要高于上一年的同期水平。1932年8月，联邦储备体系的债券购买行动偃旗息鼓。从7月份开始，贴现量和票据买入量都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因此联邦储备信贷余额在当月达到了顶峰，从那时起到1933年1月，下降了5亿美元。然而，从1932年4月至1933年1月，高能货币继续以大致恒定的速度增长，这是因为黄金流动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同时国民银行券增长了1.4亿美元。后者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是因为通过了一项对1932年7月《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法案》（Federal Home Loan Bank Act）的修正案，使得长期国债成为国民银行券的合格抵押资产。[57]一旦存款通货比率在1932年7月跌到了谷底，高能货币的增长再加上存款通货比率的增长就足以抵消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持续下跌，使货币存量呈现出如上文所述的变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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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头寸的改善体现在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变化上。究竟采用的是何种形式来改善银行头寸，这一点值得一提，因为这预示着在未来几年间将出现的至关重要的变化。银行开始积累大量超过法定要求的准备金。由于联邦储备体系将所谓的“超额准备金”视为货币松动的一个信号，因此超额准备金的积累导致联邦储备体系采取措施，将政府债券总量维持在8月初的水平。很多人将超额准备金解释为银行资金需求不足的表现，认为超额准备金意味着货币当局有能力发放“信贷”，但是不能保证信贷得到利用。有一句名言可以最为贴切地描述这种情况，即“货币政策犹如一条绳子，你可以拉动它，但是不可以推动它”。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错误的。这些准备金仅仅从严格的法律角度而言是超额的。在最为萧条的两年时间里，银行发现，无论是法定准备金还是假定的“最后贷款人”在困境时期都很难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很快就重演了。这就难怪银行出于谨慎而持有的准备金量会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持有量。[58]如上文所述，银行的反应与以往危机时的反应相同，只是由于此次危机比以往更为严重，所以它们采取的行动规模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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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1933年的银行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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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银行业危机结束于1933年3月初的银行歇业期间。从本质方面而言，此次银行业危机是前两次危机的重复，但是程度上要更为严重。从1933年1月至3月的两个月时间里，货币存量下降了12%，即以年均78%的速度下降。由于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详细讨论的种种原因，我们高估了货币存量的下降幅度，尽管如此，也几乎没有任何合理的误差理由可以将其降低到1931年8月至1932年1月的31%以下。和以往的几次危机相同，高能货币出现了增长，这主要是因为贴现出现了增长，同时买入票据出现了较小幅度的增长。图33反映出，政府债券出现了可观的增长。这种增长源自季节性调整，最初的数据并没有出现增长。在1933年之前的年份里，年初数月的一般性特征是政府债券在储备组合中的比重下降，这是由于这一季节中常见的货币回流。1933年，货币毫无疑问地处于外流而不是回流中：尽管政府债券在1月份降低了9000万美元，但是2月份又增长了7000万美元，此时的政府债券量和3月末的水平是相同的。经过季节性调整，1月份的下降和2月份的温和上升转化为大规模的增长，季节性调整将3月初的数据提高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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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的银行歇业期使所有的货币数据都和以往不具可比性，因此我们单独讨论1月份至2月份的变化量，以此作为到银行歇业期为止下降总量的近似值。在这一个月间，货币存量下降了4.5%，即年均下降速度为56%。公众持有的货币量增长了6亿美元以上，高能货币增长了5.35亿美元——增长规模几乎相同。差额6500万美元只能通过银行准备金来加以补充。但是，即使是这剩下的6500万美元，再加上银行业为争夺准备金而展开的竞争，也使得存款在当月下降了超过20亿美元，或者说占已缩水存款总量的7.5%。此时的乘数不是14，而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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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银行业危机和以往的几次危机相比，其货币方面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在最后一次银行业危机中，国内的黄金外流一部分采取的是金币和金元券的形式，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如图32A所示，金币和金元券存量在1930年出现了温和的增长，但是随后便保持稳定或者下降，直到最后一次银行业危机开始。1933年1月，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体系外的金币和金元券存量比1930年12月的峰值要低4.2亿美元，比1931年1月的峰值低3.4亿美元。显而易见，这种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联邦储备体系有意采取措施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可行的情况下，联邦储备体系通过支付联邦储备券而不是金元券来增加自身的黄金储备量，联邦储备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降低准备金比例曾经采取过相反的政策（参见第6章第4节）。[59]尽管金币和金元券的总量出现了下降，但是金币本身的数量从1931年4月的6500万美元增长到了1932年12月的1.81亿美元，增长了近1.2亿美元。这一增长可能反映出了早期对金币的偏好，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反映了各种形式的货币相对于存款的增长。但是，即使这一增长的确反映出对金币的偏好，那么这一偏好在范围上不够广泛，在程度上也不够显著，无法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933年2月和3月，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一点从图32A所示的金币和金元券在1933年年初的暴涨中可见一斑。出于对货币贬值的担心，公众对黄金的偏好非常明显。1933年2月23日，Harrison告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们：“外国人几乎无法破坏我们的黄金头寸……真正的危险来自国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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