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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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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银行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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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关于萧条时期接连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论述中，我们将一系列的银行倒闭事件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些倒闭事件，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什么这些倒闭事件至关重要？银行倒闭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联邦储备体系如何看待这些银行倒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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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银行倒闭事件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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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倒闭事件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正如其他商业集团的倒闭会给其所有者和债权人造成损失一样，银行的倒闭使得其所有者和储户的资本遭受了损失。第二，考虑到联邦储备体系随后采取的措施，银行倒闭事件是引起货币存量出现急剧下降的诱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上述两个影响当中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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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而言，上述两方面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将它们截然分开。但是，即使是仅就美国而言，一些数据也反映出，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仅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在从1930年至1933年的四年时间里，银行倒闭事件给超过9000家歇业银行的股东、储户和其他债权人造成了总额大约为25亿美元的损失。储户遭受的损失略超过损失总金额的一半，其余损失由其他债权人和股东承担。[61]毫无疑问，25亿美元的损失已经相当可观，但是如果单就这25亿美元损失本身，尚不足以引起我们和当时其他学者对银行倒闭事件如此高度的关注。相比较而言，同样在这四年时间里，据估计，美国所有企业的所有优先股和普通股的价值下跌了850亿美元。或者，作一个不同的比较，据估计，1929年10月，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所有股票的总市值下降了大约155亿美元。[62]就其占总财富的比例而言，银行倒闭事件造成的损失规模并不算大，与其他方面如房地产类似规模的损失相比较而言，并不值得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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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个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1929年至1933年，总货币存量下降了超过1/3，商业银行存款规模下降了超过42%；以绝对数值来衡量，商业银行存款减少了180亿美元。仅就歇业银行而言，其存款总量要远远高于其损失金额。在这四年间，歇业银行的存款总量接近70亿美元。如果说银行倒闭事件值得特别关注的话，那么显然是因为它们是引起货币存量出现急剧下降的机制，是因为货币存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银行倒闭事件很重要，主要不是因为倒闭事件本身的影响，而是因为其间接影响。如果银行业发生了同等程度的倒闭事件，但是没有引起货币存量的急剧下跌，那么倒闭事件很可能仍然会引人注目，但是不会如此至关重要。而如果没有发生银行倒闭事件，但是其他因素导致货币存量出现了相应的急剧下降，那么萧条至少会与事实发生的同样严重，甚至很可能会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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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经历为上述最后的观点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大萧条时期，加拿大未出现任何银行倒闭事件；加拿大的10家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超过3000家的分支机构，它们甚至没有发生过任何挤兑风波，尽管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第11家经过特许且拥有少数几家分支机构的银行于1931年5月与一家规模更大的银行实现了合并。但是，在英国脱离金本位制之前，加拿大一直保持着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英国脱离金本位制之后，加拿大将汇率定在了一个新的水平上。在这一新水平下，加拿大货币的贬值幅度比英镑的贬值幅度要小。因此，加拿大的国内收入和货币存量不得不进行调整来保持外部均衡。尽管这种调整所需要的价格和收入的下跌幅度都非常大，但是加拿大货币的贬值使得价格和收入的下降幅度要小于美国的下降幅度。同样，加拿大的货币存量虽然出现了急剧的下跌，但其下跌的幅度也远小于美国。然而，即使是这种较小幅度的下跌，也接近于美国自内战以来除1929-1933年以外任何一次萧条时期的下降幅度的1.5倍。因此，这种下跌规模不能算作是无关紧要的。相关数据如下所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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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的货币存量相对于收入的下降幅度远远大于加拿大？换言之，为什么加拿大的货币存量不需要更为急剧的下降，以与收入的急剧下降保持一致？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主要是受美国银行倒闭事件的影响。受银行倒闭事件的影响，在美国，存款作为一种资产持有形式，不再像以往那样或者像在加拿大那样令人满意。这正是银行倒闭事件会导致美国的存款通货比率出现变动的原因。尽管通货是一种可选的资产持有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并不尽如人意，否则存款不会在货币总存量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因此，随着存款吸引力的减弱，对存款和通货的需求总和出现了下降——银行倒闭事件所带来的这一影响是人们迄今未考虑的。当然，这种影响尚不足以完全抵消人们对相对于收入的货币需求的增长，这是与萧条相关的其他一些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不确定性的大大增强、权益和实体商品吸引力的下降，等等（参阅第12章）。如果银行倒闭事件的影响完全抵消了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增长，那么货币下降的幅度会大于收入下降的幅度；换言之，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是提高，而不是像实际情况中那样出现了下降。但是，银行倒闭事件的影响足以使美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加拿大，因为后者并没有受到同类事件的影响。在加拿大，存款一如既往地具有吸引力，因此该因素没有引起货币需求的下降。其他提高货币需求的因素则充分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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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银行倒闭事件通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反而部分抵消了由于自身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造成的危害。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说，如果同样的货币存量下降幅度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那么收入水平的下跌很可能会比现实中的灾难性下跌更为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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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银行倒闭事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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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可能集中在银行倒闭事件的原因上。银行倒闭主要是过去数年来金融实践的结果？还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展影响的结果？即使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倒闭事件导致的间接性货币影响和倒闭事件本身也是分离开来的，因此这种影响就不会也是发展造成的近乎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如上文所述，银行倒闭事件造成的最为重要的影响正是其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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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6章所述，有迹象表明，在20年代后期，个人、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投资的质量相对于20年代初期而言出现了下降，这是一种事前恶化，即如果20年代后期的贷款和投资处于和20年代初期相同的经济环境之下，那么由违约行为所导致的损失比例会更高。只有在外国贷款上，这种质量下降的证据才非常充分。在其他贷款和投资上，各种研究尚未将事前恶化与事后恶化截然分开，有些研究甚至尚未辨别出这种差别。我们刚才已经说明了事前恶化，而事后恶化的出现，是因为贷款和投资已经形成，必须在严重萧条的时期中得到清偿。假设贷款和投资在各个方面都相同，只是在时间上有差异，那么在20年代后期发放的贷款和开展的投资要比20年代初期的境况更加恶劣。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事后的经历，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扩大了事前质量存在的任何差别。事实上，许多研究结果与事前没有出现恶化这一说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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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总体上说，贷款和投资的质量呈现下降的证据不充分，那么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这种证据就更不充分。人们有理由相信，银行的经历很可能不同于其他贷款者。2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28年和1929年，银行一直处在持续的准备金压力之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1928年年初到1929年8月的经济周期顶峰结束之后的时期，银行的存款总量一直保持在大致平稳的水平上。如果银行能够获得充足的准备金，那么在这一时期普遍乐观和景气的经济环境下，可能会有所行动，但此时此刻，它们都别无选择，只能对自身的贷款和投资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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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银行贷款和投资的事前质量有任何恶化的话，那么这种恶化必然是程度很低的，因为其显现的速度相当缓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从1929年8月的经济周期顶峰至1930年10月的14个月时期内，尤其是在股市暴跌之后的12个月的时期内，经济萧条极为严重。原因之一可能在于，银行被迫通过降低高能货币数量来进行紧缩，因此在这14个月的时期内，银行的存款数量减少了2%。然而，在这14个月的时期内，歇业银行的存款量仅仅比从1923年5月的经济周期顶峰或从1926年10月开始的14个月时期内的存款量高出1/5-1/3：1923-1924年的存款量为2.63亿美元，1926-1927年为2.81亿美元，1929-1930年为3.47亿美元。在前两个萧条阶段，一般性经济活动的衰退以及由此导致的债务人承受的压力，要比1929-1930年更为温和；不仅如此，在这两个萧条阶段，商业银行的存款数量还上升了5%-6%，而不像1929-1930年那样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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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之后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是以银行倒闭浪潮为标志的。之所以会爆发这种倒闭浪潮，可能是因为20年代的贷款和投资质量欠佳。继美国银行于1930年12月倒闭之后，Harrison总裁告诉委员会：“储备银行已经为美国银行头寸的改善努力了一年或一年以上，尽管没有什么证据显示银行的头寸遭受了损失。”委员会主席J.H.Case指出，美国银行的情况在1929年7月时可能并不令人满意。[64]然而，接下来美国银行清算期间的对外支付记录表明，如果在倒闭时银行资产已遭受了任何永久性的损失，那么其对外支付量就不会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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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第一次银行业危机时最初的银行倒闭事件实际情况如何，20年代后期贷款和投资质量的任何事前下滑或者在那一时期收购的低质的贷款和投资，都仅仅对接下来的银行倒闭事件产生了非常微小的影响，即使20年代后期的贷款和投资质量与20年代早期相比没有任何差别，情况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试图仅仅通过存款的乘数紧缩效应，进而通过资产的乘数紧缩效应来满足储户的货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银行持有的资产质量如何，任何原因导致的银行挤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合理的。银行不得不在市场上抛售资产，这不可避免地会使这些资产的市场价值下跌，进而导致银行持有的其他资产出现贬值。正是银行所持资产市场价值的下跌，尤其是债券组合市值的下跌，而不是特定贷款或特定债券出现违约，成为导致资本受损最为重要的原因，而资本受损又进一步导致了银行歇业。[65]在W.R.Burgess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副总裁期间，他于1931年2月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提出，许多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债券账户出现了严重的贬值：“如果债券市场的境况能够更好一些，并且债券价格处于上升之中……那么在很多情况下，目前由于债券账户贬值而遭受损失的那些银行的状况就可以自动得到改善，不会立即陷入危机之中。”[66]根据银行监管部门的判断，当银行持有的债券质量好、到期时能够得到全额承兑时，由于这些债券有活跃的市场和连续报价机制，银行的资本反而要比其持有那些缺乏有效的市场和报价的债券时更有可能受到损害。因为对后一种债券而言，只要没到期，债券很可能就以面值来记账；只有发生了实际违约和推迟支付才会降低监管部门对其的评价。因此，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是，正是银行认为流动性特别好、可以作为次级储备的那些资产最终对银行的清偿力带来了最为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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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的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英国脱离金本位制之后的经历。英国的政府债券价格下降了10%，高等级企业债券价格下降了20%（参阅1932年1月11日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的原始会议记录，上文已引用），显然，这种下降反映的不是20年代的信贷质量出现了任何下滑，也不是银行业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不健全”。这种下降是银行强制抛售债券造成的必然结果，而银行抛售债券是由发放给储户的超额货币的巨大乘数效应使得银行必须减少自身持有的资产数量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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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信贷质量的下滑或不健全的银行业是危机的“触发器”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如此），那么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在不引起存款的乘数紧缩效应的情况下，银行体系无法获得更多的高能货币来满足由此产生的储户对货币的需求。银行体系的这种无能为力影响了银行倒闭事件的严重程度和重要性，同样也导致了银行倒闭事件对货币存量的间接影响。在未能获得更多高能货币的情况下，在法定准备金之外仅仅持有美国政府债券对于因为“不健全”银行的最初倒闭而遭受挤兑的那些银行来说根本无济于事。如果这些银行未能通过增强储户对其资产构成的信心来阻止挤兑行为，那么银行仍然不得不在市场上抛售其持有的政府债券，以此来获得所需的高能货币，并且很多银行会倒闭。[67]相反，如果银行从任何途径获得了更多的高能货币来满足储户的货币需求，而不需要利用贷款和资产的乘数紧缩效应，那么银行资产的组成就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了。这样，“触发器”只会触发一场虚惊。银行就没有必要抛售自身持有的资产。资产的市场价格就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银行的资本账户也就不会遭受损失。一些不健全银行的倒闭就不会引起如此多的其他银行出现清偿力不足的问题（比20年代大量银行倒闭时还要多）。而且即使大量的银行由于不健全而倒闭了，由储户、其他债权人和股东来承担损失，并且损失的规模可以和实际情况相提并论，如果没有伴随着货币存量的大幅度下降，那么这也只会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件，而不是一场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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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联邦储备体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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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的倒闭使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从1930年12月中旬到1931年4月，他们一次次地开会，讨论储备银行在成员银行歇业问题上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这种歇业的出现。他们非常清楚，银行倒闭事件不仅严重冲击了人们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也严重冲击了人们对联邦储备体系的信心。当时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副主席Owen D.Young向董事们转述了纽约州北部地区一位银行家的评论，即美国银行的倒闭“比近年来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为严重地冲击了人们对联邦储备体系的信心”[68]。银行业陷入困境之后，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联合会议上，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Adolph Miller指出“目前银行的处境要比信贷的状况更为重要，他还询问各位总裁，如果银行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们打算在各自地区采取什么行动”[69]。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和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的会议备忘录都反映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联储委员会的技术人员非常清楚银行业和信贷现状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清楚地知道通过清偿债券来满足储户需求会造成的影响。[70]在接下来的两年间，联邦储备体系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讨论银行倒闭和银行监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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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问题在1930年后引起了联邦储备体系的关注，但是联邦储备体系针对银行倒闭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仅仅是上文中我们提到过的一些建议，建议的一些措施可能可行，其中联邦储备体系尤为强调的是，应当采取措施使得在银行稽核过程中资产能够更为自由地定价。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联邦储备体系评论的基调都是防御性的，强调银行倒闭是由于银行管理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联邦储备体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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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联邦储备体系之所以如此晚才关注到银行倒闭问题，并且在回应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如此消极，主要是因为联邦储备体系对银行倒闭、银行挤兑、存款紧缩以及债券市场缺陷之间联系的了解很有限——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们试图详细地介绍这些联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技术人员明白这些联系，毫无疑问，联邦储备体系内的其他许多人也明白这些联系；但是大多数的联储银行总裁、委员会委员以及联邦储备体系的行政官员并不了解这些联系。他们往往认为银行倒闭是管理不善和银行业操作不当的遗憾结果，或者是对以往过度投机的必然反应，又或者是当时正愈演愈烈的金融和经济崩溃的结果，而不是这种崩溃的起因。正如上文引用的Miller评论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认为银行业状况和信贷状况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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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四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联邦储备体系未能较早地关注到银行倒闭问题，而当它关注到该问题之后，又为什么没有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1）联邦储备体系的官员对非成员银行缺乏责任感。在1921-1929年和1930年的前10个月时间里，大多数倒闭的银行都是非成员银行，非成员银行持有的存款在所涉及的存款总量中占有非常高的比例。（2）这一期间倒闭的银行大部分为规模较小的银行，由于联邦储备体系内最有影响力的是那些大城市的银行家，他们强烈反对小银行的存在，因此小银行的倒闭可能多少让他们感到自鸣得意。（3）即便在1930年11月和12月，当银行倒闭数量急剧增长时，80%以上的倒闭银行仍为非成员银行。（4）1930年年底，相对少数的一些大成员银行倒闭了，但许多联储官员将这些银行的倒闭看成管理不善的遗憾结果，因此中央银行没有采取任何补救行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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