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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尽管如此，三天前，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中，Harrison指出，“考虑到此时联邦储备体系的黄金头寸极为重要，因此他不倾向于购买政府债券”。（Harrison, Notes, Vol.Ⅱ，Oct.5，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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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Burgess于10月9日到达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mational Settlements, BIS）参加每月例会。这是联邦储备体系官员第一次在世界银行中正式参与欧洲中央银行家的讨论。在1930年BIS成立的时候，由于美国国务院禁止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认购其股份，因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未能成为其成员。但是两个机构之间却存在非正式的联系，而由于BIS行长Gates W.McGarrah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这种关系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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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至少Hamlin和Miller就强烈主张提高贴现率。他们认为，即使考虑到对债券市场的可能影响，也不能以此作为政策拖延的理由。（Harrison, Diary, Vol.19，Oct.1，1931，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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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Harrison, Notes, Vol.Ⅱ，Oct.5，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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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Ibid.，Nov.25，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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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我们认为本周真正有建设性的事件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高再贴现率的行动……该措施是早就该采取的，事实上采用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样低的贴现率实在是一个可悲的错误。”（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Oct.10，1931，p.2305.）“……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被迫再次提高再贴现率整整1个百分点……这无疑是个明智的抉择。”（ibid.，Oct.17，1931，p.3460.）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加息“受到几乎所有银行家的欢迎”（Oct.11，1931），“受到银行业的热烈欢呼”（Oct.16，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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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本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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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emorandun and minut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Oct.26，1931.会议中，Harrison提出“自由黄金头寸……此时还不在需考虑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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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McDougal总裁在会上要求保证不会立即进行任何购买。Norris总裁和Fancher总裁指出，“他们不会仅仅为了使纽约和芝加哥银行在年底摆脱负债状态，而同意购买政府债券”（ibid.，memorandun and minutes of meeting, Nov.3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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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meeting, Jan.11，1932.芝加哥的McDougal总裁、里士满的Seay总裁，以及代表旧金山Calkins总裁的副总裁Day，这三位投了反对票。波士顿的Young总裁没有出席会议，也没有派其他代表出席。堪萨斯城市银行派了一名董事作为代表参会，但上述决议被采纳时，他并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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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Ibid.，minutes of meeting, Feb.2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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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Notes, Vol.Ⅱ，Apr.4，7，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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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唯一的反对者是波士顿银行的Young总裁，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他）不确定拉高中心城市储备的证券购买，是否也会实现资金向全国其他地方的分散。他不确定能否得到一些关键银行的配合，没有这些银行配合的话，将很难取得成功。他深知这种计划会激起许多银行家的反感，也担心这种大范围的政府债券购买计划会削弱公众对联邦储备银行的信心。他举出1931年的例子来说明购买政府债券是毫无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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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的McDougal主席问道：“联邦储备体系在采取这种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胀性质的政策后能否继续保持公众的信心，尤其因为政策中包括了使用政府债券作为联邦储备券的抵押。”（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meeting, Apr.12，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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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众议院负责管理银行、通货和H.R.10517（一项由众议员T.Alan Goldsborough提出的稳定物价的法案）的附属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该听证会有可能发展为对联邦储备体系的全面调查。Harrison总裁作证说，联邦储备体系在他出席听证会的两天前才“开始真正利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Congressional Record, House, June 8，1932，p.12354，remarks of Mr.Goldsborough）。也可参见Stabilization of Commodity Prices,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72d Cong.，1st sess.，part 2，pp.477-478，5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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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meeting, May 17 and June 16，1932；Notes, Vol.Ⅱ，May 26，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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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Notes, Vol.Ⅱ，June 30，July 5，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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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Office, Vol.Ⅲ，July 5，1932；Notes, Vol.Ⅱ，June 30，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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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Notes, Vol.Ⅱ，June 30，July 5，1932.Harrison起初倾向于这样一个建议，即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向其他银行施压，迫使它们参与购买计划。当涉及几家银行的储备头寸时，联邦储备委员会要求某一银行为其他银行再贴现票据的权力，也可以适用于政府债券的购买（ibid.，June 30，1932）。经过再三考虑，他觉得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施加这种压力的权力，而且“在其他情形下，本银行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这类行动”（ibid.，July 5，1932；July 1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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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Notes, Vol.Ⅱ，July 7，14，1932；Office, Vol.Ⅲ，letter, dated July 8，1932，Harrison to Owen D.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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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eyer指的是Glass议员提出的一系列法案（见本章注释[29]），其中最近的是1932年3月17日的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的前身。在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批准后，Harrison向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Peter Norbeck参议员致信。信中附带了2月6日致Glass议员的信件，主要内容是关于之前的一个法案草案。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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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案中许多条款的目的是进一步限制储备银行的自治权，进而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到联邦储备委员会……你的法案中授权公开市场委员会进行票据和政府债券的操作的条款，十分烦琐，不利于联邦储备体系业务的开展……法案要求操作不仅必须得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批准，还必须得到一个由几家联邦储备银行的12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同意……在这个法案下，如果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批准，任何债券和银行票据的操作都将无效，即使是每日间的交易，即使是在紧急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你的法案进一步将权力和权威从联邦储备银行转移到联邦储备委员会，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该法案的目的在于通过一个位于华盛顿的政治机构实现集中的操作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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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Glass回复了Harrison致Norbeck的信件，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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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这将构成对法定权力的挑战和对任何限制的顽固对抗情绪……你和你的董事会因此用表述明确的词语，阐述了对联邦储备银行操作的错误理解，这种错误一直以来就反映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国内外业务中执行的特别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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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实票据学说坚信不疑的Glass所指的“特别政策”，包括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操作和没有对非真实票据贷款加以限制。在他看来，这种限制的缺乏既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也是经济危机的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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