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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文引用的这些信中以及Black与Seay之间的两封信件外，还有一封圣路易斯储备银行副主席O.M.Attebery代表正在休假的银行主席Martin写给Harrison的一封简短的信件。信件中表示了一定的疑虑，并指出第八区域的状况并不能证明还需要进一步的公开市场购买（Miscellaneous, Vol.Ⅰ，letter, dated July 9，1930）。波士顿储备银行主席Frederic H.Curtiss寄来了一封日期为7月9日的长信（当时波士顿储备银行并没有总裁，Harding已于4月过世，而Young还未被委任）。Curtiss在信中强烈反对进行进一步的购买，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注入的资金更可能流入股票市场，而不是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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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克利夫兰储备银行没有回信，但是该银行总裁电话确认已经收到信件。在给Young主席的信件中，Harrison总结了克利夫兰银行总裁Fancher和其大部分董事的观点，即“继续购买政府债券不会对经济复苏有实质性的贡献，因此他们不支持进一步的购买政策”（Miscellaneous, Vol.Ⅰ，letter, dated July 23，1930，Harrison t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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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引自recommendation, dated Nov.18，1930（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30，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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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Harrison, Notes, Vol.Ⅰ，July 10，24，1930；Office, Vol.Ⅱ，June 5，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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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Notes, Vol.Ⅰ，sept.11，17，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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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3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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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但是应该注意到，宽松的货币条件会加剧股市中投机的可能性，是该时期内被一再议论的主题。比如，Harrison, Miscellaneous, Vol.Ⅰ，dated Mar.17，1930，J.H.Case to Governor Young；Notes, Vol.Ⅰ，Apr.24，1930；Miscellaneous, Vol.Ⅰ，letter, dated Apr.29，Harrison to Platt；ibid.，letter, dated July 10，1930，J.B.McDougal to Ha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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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据Hamlin称，当局是因为对Young的领导力感到失望才解除其联邦储备委员会内的职务。若果真如此，那么这样做的结果会南辕北辙。作为波士顿银行总裁和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可对公开市场操作，施加比他作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更大的影响（参见Hamlin, Diary, Vol.18，Sept.4，6，24；Oct.3，10；Nov.24，1930，pp.67，70，84，89，9193，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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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参见Harrison, Open Market, Vol.1，minutes of meeting, Jan.21，1931，其中Harrison回顾了自1930年9月25日的会议以来，货币市场所发生的变化。同时参见1930年12月19日W.R.Burgess为Harrison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指出，自1930年9月25日到备忘录完成当天，联邦储备体系账户并未发生任何变化。直到当时，纽约方面仅仅从一家大银行处购买了4000万美元债券。而12月20日之后用联邦储备体系账户购买的债券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其自身判断而进行的。当天在华盛顿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Meyer主席和其他几位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同意“将在被授权的1亿美元限额内，进一步购买政府债券的决定权留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相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会和其他委员会成员保持紧密的联系”（ibid.，minut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Dec.2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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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原先通过的解决方案中，在“紧缩”一词前有“过度”二字（后来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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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meeting, Jan.21，1931，以及McClelland（代表联邦储备体系）于1931年1月29日致Harrison的信件，信中批准了该项建议；Notes, Vol.Ⅰ，Jan.15，19，22，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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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联邦储备体系研究主任E.A.Goldenweiser所写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1930年1月21日）备忘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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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r强烈反对证券出售量高于12月因季节性调整和其他原因而购买的债券量……其他总裁没有改变主意，但是却对Meyer的真诚和魄力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似乎是他和联邦储备体系内顽固的紧缩派所进行的第一次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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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备忘录是议会图书馆的手稿区中Goldenweiser文件的一部分（Container 1，folder of Confidential Memoranda，1922-1933）。在7个卡纸板的书信文件箱（即该区记录中所谓“Container”）中，只有6个对读者开放；第7个只在1965年对持有Goldenweiser女士书面批准的人开放。公开的文件收藏中只有一小部分包含对1919-1945年间（即Goldenweiser在联邦储备体系任职期间）联邦储备体系政策的分析。Goldenweiser文件涵盖的范围比Harrison文件相对要窄，也不像Hamlin的日记那样详尽地记录了联邦储备体系内部观点。因此，我们只略微参考了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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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参见本章第4节中对其报告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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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Open Market, Vol.Ⅱ，Apr.2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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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费城的Norris、波士顿的Young，以及芝加哥的McDougal。第4个是旧金山的Calkins（ibid.，minutes of meeting, Apr.29，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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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executive meeting, June 22，1931；Miscellaneous, Vol.Ⅰ，letter, dated July 9，1931，Harrison to Seay；Notes,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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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July 16，23，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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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Notes, Vol.Ⅱ，Aug.1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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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Aug.4，1931；minutes of meeting, Aug.11，1931.1.2亿美元包括通常的1亿美元和4月获得授权但未使用的2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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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meeting, Aug.11，Nov.30，1931；and letter, dated Aug.18，1931，Meyer to Ha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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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Harrison和Meyer在该政策问题的实质上达成了共识，但是他却十分恼火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公共市场政策委员会建议的反应，他对Meyer抱怨说这是和委员会建立时确立的原则相违背的。他是这样对其董事会成员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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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形势增加了现有的公开市场操作进程的固有困难。如果制定政策的委员会的12个人还必须同时兼顾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反应，则有可能根本无法制定出任何政策。一些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在参加会议时本身带有成见，所以无法接受别人的意见；另外一些总裁则不顾别人的意见，或考虑到其银行无法进一步参与政府债券的购买，所以从个人角度狭隘地看待整个问题。（Notes, Vol.Ⅱ，Aug.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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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Hamlin的记录，在评论该次委员会会议的结果时，Meyer主席说：“Harrison主席可以温文尔雅地阐述一个问题，但是却无法将其推销出去；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参与这次协商会议，他相信在座的总裁会唯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马首是瞻。”（Hamlin, Diary, Vol.19，Aug.11，1931，p.129.）就这次会议而言他可能说得没错，但是之后的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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