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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充足的统计数据来估计1933年3月以前限制性存款的数量。[7]因此，我们很难从货币存量中将它们剔除。为了消除货币存量变化趋势在1933年3月的不连续性，表15和图34通过在整个测量期的货币存量中加入限制性存款得出一个替代性的估计值，以使得货币存量在银行歇业期前后的组成结构相似。我们对这个替代性估计值和基本表内的估计值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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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货币存量的替代性估计值，1933年3月-193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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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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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按列（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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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斜体的日期中，获许可证和未获许可证的银行的数据都可以获得。非斜体日期（对应于表A-1中最接近月末的周三）的比率，是对斜体日期比率的对数使用直线插值法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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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许可证和未获许可证的银行的数据是所有成员银行和非成员银行的总数。成员银行的数据，参见Federal Reserve Bulletin，1933年4月，第216页；1934年9月-1935年6月各期。非成员银行的数据：1933年3月29日，如表13，第6行、第7行，第3列估计；1933年4月12日、1933年6月30日（获许可证的银行）和接下来的斜体日期，参见FRB，1934年9月-1935年6月各期；1933年6月30日（未获许可证的银行），参见All-Bank Statistics，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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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29日和4月12日的原始数据是1932年12月31日获许可证和未获许可证的银行持有的存款。基于第1列未受影响的假设，没有对1932年12月之后存款的下降进行调整。1933年6月30日获许可证以及未获许可证的成员银行的数据就是当天的数据；获许可证的非成员银行的原始数据是这些银行在1932年12月31日持有的存款数据；为了与其他银行的该日数据具有可比性，这些数据被减去了10%。1933年10月25日的成员银行的数据就是当天的数据；非成员银行的数据是这些银行在1932年12月31日持有的存款数据；同样出于可比性，获许可证的非成员银行的数据也减去了10%，未获许可证的非成员银行的数据减去了12.2%。此后的数据都被认为是当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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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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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1列乘以第2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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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2列加第3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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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4列加第5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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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货币存量的替代性估计值，1933年2月-193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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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15第6列和第7列，表A-1第8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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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个估计值在经济意义上都不理想。替代性的估计值可以被看做对货币存量“理想”估计值的上限，而我们在表A-1中的货币存量数据则被看做下限。我们已经注意到表A-1中的数据从1933年2月到3月是不连续的，因为2月的数据包括限制性存款，而3月的数据却不包括限制性存款。这就是我们在图34中用虚线连接2月和3月数据的原因。然而即使使用3月底的替代性估计数据，它与2月底的数据也不是严格连续的，所以这两个数据之间也是用虚线连接的。3月底，对于那些既没有监察官进驻又没有被接管的未获许可证的银行，储户有理由认为在这些银行中的存款与银行歇业期之前相比，更难以转化为现金。在3月份的货币存量中加入未获许可证的银行的所有存款，以保持与2月份数据的连续性。这个方法，即使以2月底估计值中暗含的定义来衡量，也高估了3月份的货币存量。[8]而且这个定义自身也高估了货币存量，因为它将1美元限制性存款与1美元非限制性存款视为等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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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据中还有一个缺陷要归因于银行歇业期，即在银行业危机之前、期间和刚刚结束的时候，一些没有银行的社区曾引入了10亿美元左右的货币替代物[9]，然而我们的数据中并没有包括这部分。由于储户无法提取限制性存款，因而使用货币替代物，这些货币替代物在银行业危机之前虽然没有被计入表A-1，但是表A-1却包含了限制性存款，从这一角度来说，两种误差相互抵消。货币替代物在银行业危机之后仍被使用，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些货币替代物应该加入表A-1中，因为该表中没有包括未获许可证的银行的存款，但是不应该加入表15和图34的替代性估计值中，因为它们包含了未获许可证的银行的存款。而货币替代物被用来替代倒闭银行的存款与开业银行减少的存款，即提高了公众的通货存款比率，从这一角度来说，表A-1和表15又都应该包括它们。然而，现在看来无法估计从1932年到1933年这些货币等价物变化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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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注意到表A-1中数据的两个小瑕疵：没有包括未获许可证的银行中的非限制性存款；商业银行存款的数据可能在1933年2月过低而在1933年3月过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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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考虑到了数据的各种缺陷，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仅有一个简单的结论，即“理想”的估计值应该在图34中的两条曲线之间。几乎任何这样一条可行的中间曲线（条件是它与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缺陷一致，并且在分割原有两条曲线之间的空间时，分割比例在月与月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都可以说明在危机后半年中的经济复苏不是由货币扩张造成的；货币存量的增长只是一个表面的统计假象。银行体系的紧急重建对经济复苏的促进作用是通过重树人们对货币和经济体系的信心，引导公众缩减与收入有关的货币余额（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货币存量的增长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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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影响银行结构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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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的联邦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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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的联邦保险是1933年危机引致的银行体系最重要的结构变革。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它是自内战后州立银行券发行由于被课以重税而几乎停止以来，对货币稳定最为重要的一项结构变革。各州开始尝试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许多年来不计其数的关于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议案被递交到美国国会。1932年，一个关于存款保险的议案由众议员Henry B.Steagall（住宅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提出并在众议院通过，但是因为参议员Carter Glass（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中的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成员）的强烈反对而在参议院被否决。Glass主张仅仅建立一个清算公司来向那些破产银行的储户支付其最终损失估计数。1933年，Steagall和Glass同意把两个议案合并在一起，并写入《1933年银行法》中。最终法案的这个部分规定了一个建立永久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计划，该计划覆盖了很多方面，于1934年7月1日生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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