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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后，随着总资产的显著增加，银行抓住机会增加现金比例、扩大投资，其中，政府债券比贷款增长得要快。到1940年年底，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36%（参见表17）。贷款额仅是投资额的70%，而投资中有70%是美国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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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1928-1941年成员银行持有的美国政府直接债务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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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为四舍五人，各数之和可能和总数有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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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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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2-4列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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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an king and Mon eta ryS tatis tics,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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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联邦储备银行的债券持有量从四种未偿债券总额中扣除（ibid.，PP.332，343，375，509510）。所有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长期债券都被视为长期国债或自由公债。第1列被看做差额的一个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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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与第5列的推导过程相同，除了1929-1931年没有6月份联邦储备银行债券持有量的数据。假设1929年6月和1930年6月所持有的四种债务的百分比和上一年12月31日相同，1931年6月的数据与1931年12月31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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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在银行投资的期限结构方面我们无法得到充足的数据。从1928年年底开始，我们可以得到所有成员银行持有的以下三类政府债券的数据：国库券和1年期公债、中期国债、长期国债（参阅表18）。发行时，第一类债券的期限为1年以下，第二类债券的期限为1-5年，第三类债券的期限为5年以上。然而，就某种债券来说，当购买或持有时其剩余的到期期限可能和初始到期期限完全不同。举例来说，某种长期国债在购买或持有时其距离到期日可能不到一年，因此其到期期限和国库券类似。因此，上述各类债券持有量的分布最多只是衡量其期限结构分布的一个粗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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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在1928年和1929年以后，银行持有的证券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在1928年、1929年和1930年，成员银行持有的长期国债占其持有的美国证券总数的70%-80%，剩余的债券中，中期国债略多于国库券和1年期公债。在1931年和1932年，长期国债仍然占总额的75%，但余额中有2/3是国库券和1年期公债，1/3是中期国债，这说明在接连不断的流动性危机的压力之下，银行更偏好于短期证券。1932年以后，长期国债的比例逐步下降至1933年6月的54%、1934年6月的53%，以及1935年6月和1936年6月的45%。1932年以后，尽管与国库券、1年期公债相比，中期国债持有比例迅速上升，占三者总额的比例从1932年的1/3上升到1933年和1934年的2/3，又上升到1935年和1936年的4/5。然而，这种变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库券和1年期公债的供给有限。从1931年到1933年，成员银行持有的国库券和1年期公债占储备银行之外总量的近50%，从1934年到1936年占大约70%。从1932年到1936年，成员银行持有的中期国债大约占50%，长期国债占1/3。相比较而言，1928年银行持有的国库券和1年期公债、中期国债各占联邦储备银行以外总量的30%，长期国债大约占25%。银行在联邦储备体系以外吸收国库券和1年期公债、中期国债的比例远高于长期国债，以至于银行成为这些短期债务市场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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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贷款需求和投资供给的变化以及黄金流入引起的储备大幅增加——这些都改变了银行资产的供给——在银行资产构成的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最主要的因素不是这些，而是商业银行流动性偏好的变化，即银行对资产需求的变化，也就是说，对于任何给定的收益结构，它们试图借助投资结构获得流动性。黄金的流入——供给方面最强烈的驱动力——首先增加了银行体系的现金资产。但各个银行可以自由地将额外的资产转化为其他形式，从整体上看，这种转换本也可以反映在货币存量和银行总资产的增加上。如果银行进行了资产转换，应该可以完全抵消黄金流入对现金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的影响。实际上银行的反应只是部分抵消了这种影响。当然，银行的反应有些滞后。毫无疑问，这种滞后使得在黄金稳定流入时期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比其他时期要高。然而，这种滞后不能解释在黄金流入速度没有同步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仍然继续上升。此外，这种滞后也不能解释非现金资产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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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现金资产结构的变化不能由银行资产供给的变化解释，而只能由银行的流动性偏好解释，利息的变化趋势是最重要的证据。假设银行对不同类型资产的偏好没有发生变化，其资产组合的变化主要反映了供给的变化。在投资组合中重要性相对增加的资产，应该也是那些收益相对于其他资产的收益上升了的资产，因为该资产的发行者为了吸引银行增持这种资产，必须提高该资产的收益。[31]事实上，利率结构朝着不利于除现金资产外的其他资产的收益的方向变动。[32]按照早期的标准，1933年后的消费者贷款利率和长期国债收益率都很低，消费者贷款利率比长期国债利率下降得更多；然而，短期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和短期美国债券的利率——这几类资产在银行投资组合中的相对重要性上升得最多——按照早期标准更低（参阅图35）。[33]在公司债券中，1929-1936年低等级债券的收益下跌幅度比高等级债券的收益下跌幅度要小，再次印证了人们的偏好转向收益具有较大确定性的资产。1929-1933年大萧条前后收益率结构最显著的变化是，不同资产的收益率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对应的是持有者对其能否在需要时迅速转化为一定数量现金的信心程度。这说明，最初的关于银行投资组合的变化主要反映了资产供给的变化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变化必然反映了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对不同资产需求的转变。[34]而且，银行和其他持有者对不同到期时间的政府债券的持有份额有所变化，只能是因为银行流动性偏好的变化比其他持有者偏好的同期变化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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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Hardy和Jacob Viner对从银行歇业期到1934年9月1日芝加哥联邦储备区的银行信贷可得性的研究证实了利率所提供的证据。这项研究主要是基于对银行家和经纪人的采访，用来“尽可能地找出银行贷款量很小，是否以及从多大程度上，是因为银行希望保持或获得流动性、监管官员的态度、商人不愿承担借钱维持或扩张产业的风险，或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发生的损失对许多商人资本的破坏力使得他们害怕银行风险”。作者总结：“对于那些有偿付能力的商人确实存在着真正未被满足的贷款需求，许多这样的商人都可以很好地运作营运资本……这些未被满足的需求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以前的营运资本贷款（甚至是好的贷款）的流动性压力。这样的压力部分是因为银行家将近期银行倒闭浪潮的大部分责任归因于错误的放贷，这使他们决定避免类似的错误重新发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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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1928-1939年收益率之间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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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a和Aaa级公司债、商业贷款、银行承兑汇票，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p.448，464，468。商业贷款利率，年度平均数；1939年的数据仅基于1-2月的数据；从那以后，基于可比基础的月度数据无法获得。40-50年公司债的基本收益，Historical Statistics，1960，p.657，Series X-347。美国政府债券，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Dec.1938，p.1045；Feb.1940，p.139。商业票据，Historical Statistics，1949，p.346，年度平均值。短期美国政府债券，FRB, May 1945，p.483：3-6个月的1年期公债和中期国债，1928-1930年；3-9个月的国库券，1931-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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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短期投资比例的增加不同，银行现金资产比例的增加可以部分归因于供给因素。如前所述，对黄金流入的滞后反应可能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黄金流入的持续时间较长，利率基本上是下降的，这使得现金资产比其他资产更具有吸引力（换言之，收入损失得更少）。此外，偏好的变化压低了尤其是短期高流动性资产的收益，促使更多的资产向现金转换，例如1933年国库券的平均收益是0.515%，1934年是0.256%，1935年是0.137%，1936年是0.143%。由于准备金要求加倍（参阅第9章），它在1937年升至0.447%，1938年降至0.053%，1939年降至0.023%，1940年降至0.014%。从这些收益中可以看出，持有债券不如持有现金划算。因此，在1936年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峰值时，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仍继续上升，直到1940年才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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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供给可以部分解释银行持有的其他资产向现金资产的转移，但它们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转移，因为后者也是由向投资转换时对流动性的需求驱动的。获取现金资产和投资一样是为了满足流动性需求；1936年以后，获取现金资产成为满足流动性需求最便捷和成本最低的方式。这些观点可以由投资转换中的利率所反映的银行对流动性偏好的变化来间接证明。这种变化显然也会影响到现金资产，因为这些资产同样可以实现持有短期投资的最终目的——随时根据需要在很短的期限内转换为既定的数额。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小证据，合起来看还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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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惊人的证据也许就是由George R.Morrison作的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较。[36]加拿大在1929-1939年的周期性经历几乎与美国相同，但是没有发生任何银行破产或者普遍的银行挤兑现象。利率的变化方式与美国大致相同——这是从两个国家金融市场的紧密联系中得出的。加拿大银行提高了其现金资产相对其存款的比例，但远不如美国银行提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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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证据来自Morrison对1929年以前和1939年以后美国现金资产和利率之间关系的解释。基于早期以及后来的经历，20世纪30年代现金资产的增加量比预期的仅由收益的下降所引起的增加量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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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1936年和1937年成员银行对准备金要求加倍的反应所进行的分析是另一个证据：它们之所以积累现金资产，是因为它们对流动性的需求提高了。一旦准备金要求的提高冻结了已积累的现金，银行就不得不为了流动性目标而迅速地积累额外的现金（更为详细的讨论请参阅第9章）。[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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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禁止支付活期存款利息影响了增加现金资产所采用的形式。如果该禁令不存在，更多的现金资产增量可能采取其他商业银行余额的形式，而不是存入联邦储备银行。既然禁止支付活期存款利息，银行就没有动力出于流动性需要而在其他商业银行持有现金资产。没有人清楚这条禁令的影响有多大。短期资产的低收益可能意味着银行间拆借的低利息甚至是零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他商业银行持有现金资产和将资产存入联储银行的结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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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流动性偏好的转移注定是暂时性的。根据早期经验判断[38]，如果一段时期内没有出现广泛的银行破产事件，会使银行管理者警惕的神经有所放松，从而对流动性的重视程度下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成立使银行破产比例大大降低，并对防止可以带来银行流动性偏好转移的“挤兑”现象的发生提供了额外的保障。虽然这种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之初并不明显的保障最终变得越来越明显，但银行仍需时间来使它们的行为适应新的实际情况。因此，现金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一直持续升高到1940年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