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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国内影响而言，白银购买计划同黄金购买计划一样，更适合被视为对某种特定商品的价格支持计划，或是一种价格支持计划和贮藏计划的结合。与黄金相比，白银如同小麦一样，只能有效地维持其国内产出的价格；另一方面，与小麦相比，如同黄金一样，购买的白银可以是国内生产的，也可以是来自国外的产量及存量。事实上，从国外购买的白银数量是其国内产量的2.5倍。此外，如同黄金和小麦一样，白银计划强有力地证明了贮藏产品具有较大的供给弹性，因此政府购买计划难以大幅改变此类产品的相对价格，即使政府的购买量远远大于最初的产量。自1933年12月21日总统公告发布到1937年12月31日，在公告有效的这4年内，国内白银产量是原来的三倍还多——从每月不足200万盎司上涨到每月近600万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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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黄金购买计划一样，白银购买计划中一个重要的国内货币因素是白银购买和货币发行授权之间自动建立的联系。对新采白银征收的大量的铸币税以及国外白银市价和其货币价值之间的差异，意味着白银购买扩大了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政府因此发行的货币比其用于购买白银的货币多得多。在实践中，财政部显然只发行了与购买白银支付额相等的银元券，并将超过部分的货币价值视为杂项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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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白银购买计划的单纯的国内货币效应并非易事。这涉及总额超过20亿美元的额外银元券的印发，货币存量被大幅提升。但是，联储一直在采取政策抵消这一直接影响，并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白银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黄金的流入。因此，可以简单地将额外的银元券视为联邦储备券的替代物，其印制代替了额外联邦储备券的印制。考虑到联储在1937年年末（白银购买量最大）之前总体上的被动行为，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白银购买计划很有可能使货币存量的增长稍快于其本应发生的增长。无论如何，不管是相对于货币存量的增长总额还是相对于同期的黄金流入，这一增加量均是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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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货币影响外，白银购买计划对美国其他方面的影响有两点：第一，该计划涉及为贮藏产品而发生的公共支出，因此会增加联邦政府的支出（不是指预算账户上的支出，而是就经济效应而言）。相对于政府预算，这一开支并不算大。从1933年年末至1937年，用于白银购买的支出最高，达到年均2.2亿美元（国内外白银购买金额的总和）；与之相比，联邦政府支出为年均70亿美元。但是，与至少是部分受益于白银消费的行业的支出相比，白银购买支出还是非常高的。1934-1937年间美国国内的白银总产出，即使按照财政部所支付的价格进行估价，也仅仅处在年均4000万美元左右的水平。[67]当然，这一价值超出所用资源的机会成本的部分就更小了。因此，作为“援助”白银生产者（不仅包括生产白银的企业，还包括提供生产白银所需的劳动和其他资源的个人）的一项措施，即使就从白银购买计划中得到的即期收益来说，白银生产者获得每1美元的收益需要超过5美元的财政总支出，支出甚至会达到25美元或更高[68]，尽管据下一段分析的原因，这可能过分夸大了该计划的成本。由于白银购买计划减少了世界其余地方白银的货币性用量（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其长期影响一定会抵消掉即期收益的一大部分，甚至最终结果可能是造成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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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货币存量的直接影响外，白银购买计划对美国的第二个影响是对国际收支余额的影响。如同黄金购买一样，白银购买实际上是供给美元来获得外汇（以购买国外白银），因此有助于资本流入美国。如果没有白银购买，美国的潜在收支盈余将会更大，从而进一步增加黄金的流入。因此，给定我们的黄金政策，白银购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黄金购买的替代。这种替代既降低了白银购买计划的净成本，也降低了因实施白银购买计划而导致的货币存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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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购买计划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上述国内效应（尽管就白银产业而言，其影响很大，但就整个经济而言，其影响是相对微小的），而是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白银购买计划形象地说明了下列过程：一国出于本国考虑采取了一项措施，该措施对本国相对无效；但是，如果它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货币媒介，将会对那些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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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受的影响最大。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但在小额交易中也使用本地铜镍铸币。铜镍铸币以白银表示的价值不时发生变动。[69]由于白银对黄金的比价相应变化，中国可以免受世界范围大萧条的最初影响。虽然当时的世界物价水平在下降，但由于中国货币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出现了贬值，从而维持了国内价格的相对稳定。1931年年末英国货币贬值，1933年美国又脱离了金本位制，此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中国货币升值，国内出现通货紧缩的压力，经济面临多方面的困难。最初的国内压力主要由净出口的下降引起。国际收支的潜在赤字要通过白银的输出弥补，而白银的输出必然会减少国内的货币供给量。由于价格相对于银币可以变动的小额铜镍铸币的存在，中国国内通货紧缩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这种抵消作用有多大仍有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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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白银购买计划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1933年年初至当年年末，白银的市场价格上升了近75%；截至1935年年中，在白银购买计划的影响下，银价已是其最初价格的3倍。为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白银购买计划对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影响，我们用读者更为熟悉的数据加以解释。20世纪20年代，英国与美国均实行金本位制。在此期间，由于美国的金价变动，而英国出售黄金的英镑价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并且影响英国买卖产品供需的内外部环境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英国经历了一次历时两年的英镑升值过程——英镑对美元的汇率由4.68美元/英镑上升至15.00美元/英镑。当然，白银购买计划的结果是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失。中国政府为了抵消其货币升值导致的不良后果而对白银实行了相当于出口禁运的措施。但是，预料之中的是，对白银出口的法律限制并没有发挥作用。走私出口带来的白银外流速度并不逊于之前通过合法出口引起的白银外流速度。[70]最终，1935年11月，中国将流通中的白银收归国有，实行法币改革，正式放弃了银本位制并代之以有管理的信用本位制。这一新的本位制明确指出，发钞银行将持有部分白银储备，但是不允许公众以白银赎回票据或存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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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白银的所有者可以从高额的银汇兑价格中获益。如果白银仅仅是一般商品，那么美国的白银购买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完全被视为一种恩惠，它使白银持有者能够以出人意料的高价卖出其所持有的白银。但是，由于白银是中国的货币基础，那一时期的学者一致认为，上述恩惠远远小于白银购买计划导致的消极影响，即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和随之产生的经济混乱。当然，除经济影响外，通货紧缩的压力及经济混乱也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政府有限的能力首先用在了阻止白银出口的徒劳努力上，后来又用在了1935年全面的货币“改革”上。此外，中国从实物本位制过渡到纸币本位制，这一所谓的改革使通过通胀性的纸币发行来为后来的战争支出融资变得更加便捷，也更有吸引力。在战争给养及随后革命的压力之下，中国可能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放弃银本位制而采取纸币发行政策并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但是，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货币结构的影响无疑提高了上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加速了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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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经历是最引人注目的，但中国绝不是唯一受到白银购买计划影响的国家。作为重要的白银生产国及使用国，墨西哥由于白银购买计划的出台导致比索的白银价值高于其货币价值，被迫于1935年4月宣布进入银行歇业期。所有铸币必须兑换为纸币，并禁止银币出口。1年半以后，即世界银价下降以后，墨西哥才再次恢复银币铸造。[72]类似的事件在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国家均有发生。美国财政部于1935年5月发布的关于禁止外国银币进口的命令显然未发挥任何作用。这仅仅意味着银币将在其他国家熔为银块后运往美国，而之前的银币是直接运往美国，然后在纽约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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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将一种持久的涵盖金银的价值度量作为世界本位”（引自1934年5月22日罗斯福总统发表的白银公告[73]），美国政府制订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计划。作为该计划一部分的白银购买计划，大大降低了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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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货币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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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932-1960年美国货币构成的数据（见表21）部分记录了前几节所论及的变化的影响。流通中的黄金由最初占总通货量的1/6下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其中包括以下几种情况：金元券随着时间流逝不断毁损，人们将其作为钱币收藏，或者是非法持有。表中数据不包括流通中的硬币。虽然美国自1955年起取消了对金币持有的限制，所有种类的金币均被指定为稀有铸币（见本章注释[45]），但是仍有一些这样的金币存在。在白银购买计划的鼎盛时期，白银从占总通货量的1/8上升到1/4，此后在绝对数量方面仍保持上升态势，但上升的速度远低于总通货量的增长速度，因此其所占比例又回到了最初水平。1932年曾占总通货量1/8的国民银行券，自1935年之后开始逐渐退出流通，现在仅占总通货量的极小部分。“财政部其他通货”下的各类项目（包括低值硬币、美国流通券和联邦储备银行券），像白银一样，其绝对数量处于上升状态，但占总通货量的比重却从7%降至3%。联邦储备券在流通中逐步取而代之，其占流通中总通货量的比重由1932年的51%上升到1960年的84%，从而见证了持续的货币权力集中化以及美国从准实物本位制到信用本位制的过渡。[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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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1932-1960年在财政部及联储银行以外流通的美国货币构成（部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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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包括标准银元、银元券、1890年国库券以及白银辅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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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1935年8月之后，国民银行券成为财政部的负债，享有与“财政部发行的其他通货”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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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包括低值硬币、美国流通券以及联邦储备银行券。在1935年3月之前，联邦储备银行券是发行银行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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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irculation Statement of United States Money：1932-1938，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409；1945年数据来自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Aug.1946，p.889；1960年数据来自FRB, Aug.1960，p.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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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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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罗斯福总统宣布银行歇业期时，联邦政府具有对非成员银行的管辖权。后来通过1933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项声明，总统放弃了该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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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3年3月11日财政部部长对各州立银行主管的讲话，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Mar.1933，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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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获得许可证重新开业的银行中，支付日期被延长至原先预期的时间之后”的存款在1933年6月总计1.03亿美元，1934年6月总计5.5亿美元，1935年6月为零（国民银行及非国民银行的总额数据，来自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Annual Report，1933，pp.420，629；1934，pp.52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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