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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复兴金融公司经《紧急银行业法案》及其修正案的授权可以购买银行的优先股和资本债券。它投资的银行大部分是那些最初获准在有限取款基础上重新开业的银行（Jesse H.Jones[with Edward Angly]，Fifty Billion Dollars, New York, Macmillian，1951，p.21）。为了避免因为RFC投资而使人们认为该银行实力不足，一些实际不需要新资本的实力较强的银行仅仅卖给了RFC适量的优先股或资本券。Jones认为，在RFC实际投资的超过6000家银行中，只有不到20家实际上不需要新资本（p.34）。上述投资通过银行扣除支付RFC的股利或利息之后的净收入的一半来收回。RFC投资允许银行冲销其损失。截至1939年2月近51%的投资被收回（RFC, Seven-Year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of the U.S.，February 2，1932，to February 1，1939，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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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贷款总额，参见RFC, Seven-Year Report, pp.4，6。从1932年2月2日到1933年3月3日的RFC贷款，参见RFC, Summaries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RFC and Its Condition as of December 31，1935，GPO, Jan.1936，p.14。相对来说，为关闭银行提供的用来支付存款的贷款在银行歇业期之前更少一点，因为最初的RFC法案将其贷款总额限制在2亿美元内。在1933年6月14日的修正案中删除了此限制。相对来说，为开业银行提供的贷款在银行歇业期后更少一点，因为RFC以资本购买取代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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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章注释[3]中提到的在获许可证的银行中的限制性存款已被包括在表A-1中。未获许可证的银行中的非限制性存款的数据，只有在1933年6月到1934年12月的国民银行报告日（call date）的才能查到（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Annual Report，1933，p.649；1934，p.776；1935，p.806）。记录在案的非限制性存款的最大值是1933年6月的0.77亿美元，占冻结存款的8%。这一绝对量随着在未获许可证的银行中冻结存款的下降而下降，前者对后者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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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于银行歇业期之前提款限制程度的讨论，参见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Dec.1937，p.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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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款支付的限制，早在1931年就在东、北、中部的各州使用过，1932年开始更广泛地用来应对存款的不断流失。这些对存款提取的限制往往是通过“储户协议”延迟存款支付，在一段时期（最长5年）内每年可以提取不同的比例。第一年年末可提取一定的比例，其他部分分别在以后几年的年末提取。新开展的业务不受这种限制。不幸的是，没有详细的数据说明有多少银行获得了存款延期协议，我们也无法得知此类延期协议涉及多少存款量，但从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在1931-1932年间许多州都实施了这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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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银行存款延期偿付在这段时期变得普遍起来，特别是在东、北、中部的各州。这就是通过让储户放弃或让渡一定比例的存款而实现的银行重组。在一些情况下，某些存款人完全放弃了在银行的存款，但是通常情况下，为了存款者的利益，通过签订信托协议对延期储户的资产进行隔离，根据信托协议，储户一般在2-5年的时间中有权在银行中替换资产。目前，我们无法得到相关数据来估算由这些陷入困境银行的重组而造成的存款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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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许多地方的市政府宣布进入“银行歇业期”，许多银行被暂时关闭了。第一批州范围的银行歇业期是1932年11月初在内华达州宣布的。最初的歇业期只有12天，后来被延期。1933年年初，更多的城市权力机构宣布当地进入银行歇业期，一些已经实行歇业期的地方则延长了歇业期，以允许银行获得存款延期协议或弃权协议，使银行有机会筹集资金并进行必要调整，从而可以继续履行偿债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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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替代性估计中公众持有的通货数量也存在高估。表A-1把从1933年3月开始未获许可证的银行中的库存现金看做公众持有的现金，因为未获许可证的银行未被算作银行。我们估计在当月底未获许可证的银行中的库存现金量达到50000000美元，之后随着未获许可证的银行的存款下降而下降。严格地说，包括未获许可证的银行存款在内的货币存量的替代性估计应该把这些银行中的库存现金从公众持有的通货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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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阅第7章注释[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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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于未获许可证的银行中非限制性存款量的相关信息，参阅上文注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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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个缺陷，因为在2月中旬到4月中旬没有相关的公开数据，所以无法获得插值因子来估计报告日之间的非成员银行存款。2月底和3月底的插值因子是从2月到4月的数据中直接获得的。成员银行的月度数据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数据项之间的差额是可以根据获得的离月底最近的周三的周报制成员银行数据补平的。参见我们即将出版的合著“Trends and Cycles in the Stock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一项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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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DIC, Annual Report，1950，pp.63-67.Clark Warburton的信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这封信总结了联邦存款保险的详细由来。参阅第7章注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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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ones（Fifty Billion Dollar, pp.45-46）断言罗斯福总统反对存款保险并且要求国会反对Vandenberg修正案。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 Jr.，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59，p.433；B.N.Timmons, Jesse H.Jones, New York, Holt，1956，pp.18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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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r H.Golembe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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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新政著名的“一百天”中唯一重要的立法，既不是新当局要求通过的，也没有得到当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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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纯粹是国会的产物。近五十年来，国会成员一直努力通过立法实现这一目标，但没有成功；一些州有关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尝试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1933年全国范围内存款保险的实行得益于以下因素：时间、住宅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主席（Henry B.Steagall）的坚持、立法得到了之前有着不同目标和利益的两大集团的支持——一方决心结束由银行破产引起流通中介受损的局面，一方希望保存现有银行体系。（“The Deposit Insurance Legislation of 1933”，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June 1960，pp.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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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olembe，“Deposit Insurance Legislation”，p.198，注释[23]。在1933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议上，存款保险遭到了Harrison和Eugene Black的强烈反对，他们当时分别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委员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提出的主要替代方案是在自由贷款机构下的RFC贷款，可能与10（b）节下联储对成员银行的贷款相结合。由联邦政府保证联储不会在贷款上遭受损失。另一个替代方案是放松成员银行的申请资格。该方案说明，存款保险遭反对的理由更多的是因为存款保险公司绕过了联储，并且会成为联储的潜在竞争者，而不是因为政府将成为存款的最终负责人（George L.Harrison关于联邦储备体系的论文，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Harrison, Notes, Vol.Ⅲ，Apr.10，May 25，June 1，1933，pp.153-156，197200，205206；对此论文的详细描述参阅第5章注释[41]和相应的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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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尽管这些限制给人的印象是存款保险是为了保护小储户，但是就像早期实行存款保险的目的一样，对流通中介的保护才是存款保险立法的重中之重。为了支持这个看法，Golembe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原定在1934年6月30日实施的最初保险计划中，保险范围涵盖所有类型的存款账户，为每个储户都设立了最大限额，数目都非常大……只有在预计实行6个月的临时计划中，对每个储户有一个2500美元的限额。然而，最初的计划并没有实施。在对临时计划进行几次延期之后，对每个储户的保险额度扩大到5000美元……这可以使超过98%的储户得到全额保障。”此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帮助参保困难银行的过程中可以保护所有存款，并且立即支付受保存款，而不是等一段时间以银行接管者股利的形式发放，这说明保护流通中介免受银行破产的影响是存款保险最重要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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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对临时存款保险基金的成员，费率是合格受保存款的0.5%。结果只有一半保费用于赔付，另一半在临时性基金运作结束时尚未使用的保费返还给了银行。在永久体系下，费率变为存款总额的1/12个百分点，每半年支付一次。1950年9月21日的《联邦存款保险法案》又一次改变了存款保险计费的基础。现在每半年的保险费的计算是建立在两个日期的报告平均值，而不是6个月的日平均数据的基础上；在决定计费基础时，从存款中扣除了包括现金在内的其他项目。此外，法案规定，参保银行所交的保费，扣除存款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损失，以及为弥补当年预期损失而计提补充到保险基金的部分，其3/5按比例计入有关参保银行账户，作为下一年参保银行应付的保费的一部分支付。1960年7月14日的一项修正案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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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此外，大量清算所协会也会对其成员银行进行一定的监督。形式繁多的监管协议已经成为监管机构自身需要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监管机构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协调各机构之间的检查和不同的标准（参见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38，pp.11-18；and FDIC, Annual Report，1938，pp.61-79）。也可参见Clark Warburton，“Co-ordination of Monetary, Bank Supervisory, and Loan Agen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Journal of Finance, June 1950，pp.161-166。Warburton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应该放弃诸如对成员银行日常监管之类的职责，这些应当由关注各银行日常事务的机构来执行，如货币监理署、州立银行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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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争时期的增加是因为1943年7月1日125家纽约州互助储蓄银行成为联邦储备体系的成员。它们和其他互助储蓄银行在1934年6月退出了临时存款保险计划。它们认为保险费率应该考虑它们的低风险因素，而且它们相信储蓄银行自己的保险机构可以比任何一家联邦机构更好地保护储户。纽约的互助储蓄银行在1934年7月1日创建了它们自己的保险基金。互助储蓄银行在新英格兰的两个州也组织了州范围内的保险计划。1943年，纽约计划及支持它的观点被摒弃，人们转而支持加入FDIC。人们认为在真正的突发情况发生时，州范围的保护是不够的，往往需要联邦援助。（A.A.Berle, The Bank that Banks Built：The Story of Savings Banks Trust Company，1933-1958，New York, Harper，1959，pp.65，7173.）也可参见FDIC, Annual Report，1960，pp.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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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阅Milton Friedman，“Why the American Economy is Depression-Proof”，Nationalekonomiska Föreningens, sammantrade den 28 April 1954，pp.59-60。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说明存款保险只是避免银行体系发生危机的方法之一。我们并不是想说明其他方式没有存款保险好。避免危机的另外一种方法，参阅Friedman, 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60，pp.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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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每个国民银行把它的流通票据的负债通过存超额的基金的形式转嫁给财政部，即超过财政已经持有的5%的流通票据偿还基金。这些存款缩减了成员银行的准备金，但财政部用于赎回已通知赎回债券的资金又恢复了准备金。从1935年开始，当国民银行券从流通中退出时，联储银行将其交财政部收回。购买这些票据的资金通过财政部的账户支付给联储银行。财政部用其所有的已拔备的联储银行金元券存入自身账户，从而补充账户。这部分金元券来自政府从美元贬值中的获利的部分（参阅下文注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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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个总额包括已经丢失或者损毁的数额、作为货币收藏品的票据和作为通货仍在使用的票据。通过未付的总额已经下降的比例判断，也许未付的总额中有一半迟早会被偿付并退出流通。如果我们忽略因为货币收藏而持有的数额，这说明大约有0.3亿美元的国民银行券已经丢失或损毁了。尽管绝对数量很大，但暗含的年均损失率却很小。从1864年到1960年的97年间，流通的国民银行券的平均数额是3.69亿美元。丢失或损毁的推测数额大约是这个平均数的10%或者大约每年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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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估计说明，每年每1000美元纸币中会有1美元丢失或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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