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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35年银行法》制定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章程，委员会中的银行代表不能服务于选举他们的那些银行，也不能听从这些银行的指挥。Eccles说：“公开市场委员会应该完全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储备银行只能通过一个咨询委员会才能参与决策，银行不知道委员会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有机会通过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Harrison, Notes, Vol.Ⅶ，July 16，1936；Vol.Ⅶ，Mar.5，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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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禁止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银行主席向其董事泄露会议内容。Eccles说：“由于储备银行拥有政府债券，因此来自这些银行的董事不应该掌握任何可以使其所在银行受益的信息”（ibid.，Vol.Ⅶ，July 16，1936）。他说他并不认为所有董事都会利用职权，但“在国会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Harrison为“联邦储备体系委员会对储备银行官员和董事的钳制”而感到痛心（ibid.，Nov.12，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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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948年8月国会授予委员会提高《1935年银行法》中规定的最高准备金率的临时权力（活期存款可提高4个百分点，定期存款可提高1.5个百分点）。该权力于1949年6月30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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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委员会被授权将库存现金作为成员银行的储备。1959年12月，中央储备银行和城市储备银行库存现金高出活期存款2%、乡村银行库存现金高出活期存款4%的部分，可以计入储备。事实上，1960年8月25日，乡村银行的这一比例变为2.5%；1960年9月1日，中央储备银行和城市储备银行的这一比例变为1%。从1960年11月开始，所有的库存现金都被算做成员银行储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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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通过的法案要求联储委员会在3年之内消除中央储备城市的等级制。截至1960年12月1日，中央储备城市和储备城市的准备金要求没有任何区别，存在了近一百年的中央储备城市等级制度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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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委员会允许私人银行在中央储备城市和储备城市中持有更低准备金的权力也被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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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最初只有“买空”证券交易才适用保证金制度。1937年11月1日，委员会将卖空也划入保证金规定的范围内，卖空的保证金为50%，买空的保证金从55%降低到40%。内战之后，买空和卖空的保证金要求得到了统一。到1936年4月1日，变化的保证金比例得以固定，保证金要求随着证券价格的上升在限定范围内上升。从那时起，保证金要求变成了价格的一个固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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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Warburton提到了相同的差别，称其介于“货币控制”和“贷款控制”之间，参阅“Monetary Control under the Federal Reserve Ac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Dec.1946，pp.51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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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ll-Bank Statistics,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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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此处故意没有说明收益之间应该如何比较，即是以收益率还是以收益之差（利差）作比较。关于用哪个指标来判断资产相对吸引力的变化更为合适，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一刀切的：有时候这个指标更合适，有时候那个指标更合适，尽管基于我们现有的目的，利差看起来更合适一些。幸运的是，对我们讨论的时期而言，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差别。除了现金资产（参阅注释[32]），利差和相对收益率的主要走势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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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单独根据利率得出的观点可以解释其他资产但是不能解释现金资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于在银行资产组合中重要性上升的其他资产而言，对现金资产的偏好没有变化。相反，我们认为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相应改变了供给条件，从而大大提高了现金资产在银行资产组合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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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中现金资产的收益从一个较小的正值跌落到零。这个正值来自银行间账户余额支付的利息。其他资产收益与现金资产收益的比例从一个有限数上升到无穷。然而，其他资产收益和现金资产收益之间的利差作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减小了。因为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重复计算的总现金资产（即高能货币持有量）的收益始终为零，所以现金资产与其他资产之间的收益比保持不变，而利差却下降了。因此，供给变化使得以现金形式持有的资产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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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应该注意到，客户贷款利率与表35的其他利率不一样，它不是市场利率，也许是这个原因使得误差更大。此外，贷款的其他因素（如抵押条件、借款人补偿账户的规模等）可能比市场利率贷款的变化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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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毫无疑问，短期证券相对于长期证券的需求增长部分是由利率上升的预期导致的。在相同的利率下，或是在早些时候没有这种预期时两者的利率差下，这样的预期可能会使长期证券不如短期证券更具吸引力，或者在早期这样的预期不存在时使得利率产生差异。David Meiselman颇具说服力地证明了1年期和更长期的公司债利率的价差变化可以通过上述预期效应产生的相对需求的变化解释（参阅David Meiselman,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1962）。Meiselman并没有详细考察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公司债的利率，而这在我们的分析中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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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预期效应不能解释相同期限、风险大小不同投资之间逐渐扩大的利差；这一变化肯定反映了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对低风险偏好的转移。像文章中指出的，相对于其他机构，银行预期利率在短期内上升速度会更快，在这种情况下，预期效应就可以解释政府证券在银行和其他机构分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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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Meiselman的结论对于1年期或者1年期以上的利率是正确的，并且其对更短时期利率的正确解释不会严重影响本文的结论——因为它们并不取决于偏好变化的原因——但我们并不认为他的结论可以扩展到我们最为关注的很短期的利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银行在某些资产的市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同期的利率走势主要取决于银行偏好的变化。我们用来解释银行现金资产显著增加的证据也有力支持了下面的观点：是1929-1933年的经历，而不是预期利率会上升，使银行更重视能够根据需要在短期内转换为确定数额现金的资产。比其他资产持有者更痛苦的经历使它们更希望避免不确定性；而它们的负债结构意味着为避免不确定性，它们必须转向短期证券，实际上它们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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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是银行偏好的变化，而非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可以简单而直观地解释下列现象：（1）不仅超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间的利差大幅增长，而且超短期和1年期利率之间的利差也大幅增长；（2）银行资产组合构成的显著变化；（3）政府债券在持有者之间份额的变化；（4）“超额准备金”行为。预期假设可以作为上述解释的补充，并且成为更长时期利率和其他持有者行为的主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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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利率期限结构周期走势的最新研究中，Reuben Kessel发现把预期假设和流动性考虑相结合，与单独使用其中任一个因素相比，可以更好地解释1年期以内以及1年期以上证券的经验数据。尽管这个发现并没有证明流动性偏好的变化起到了我们所说的主要作用，但这也许使得我们的解释比以前更具有说服力（参阅他即将发表的The Cyclical Behavior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一项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项目，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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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Repor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Bank Credit in the Seventh Federal Reserve District,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GPO，1935，pp，3 and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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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参阅“Liquidity Preferences of Commercial Banks”，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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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也可参阅Phillip Cagan即将出版的自1875年以来美国货币存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影响的专著，一项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项目，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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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参阅第2章第4节、第3章第3节、第4章第6节。另外，参阅注释[37]中提到的Cagan即将出版的专著，以及注释[36]中提到的Morrison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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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Woodlief Thomas，“Monetary Controls”，Banking Studie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41，reprinted 1947，pp.341-342；Allan Sproul，“Changing Concepts of Central Banking”，Money,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Honor of J.H.Williams, New York, Macmillan，1951，pp.297-298；R.A.Gordon, Business Fluctuations, New York, Harper，1952，pp.398-399.一个与我们的解释本质上相同的解释，参见Paul A.Samuelson，“Fiscal Policy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42，p.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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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参阅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36，p.15；1937，p.2；E.A.Goldenweiser, Monetary Management, New York, McGraw-Hill，1949，pp.57-59；and idem, American Monetary Policy, New York, McGraw-Hill，1951，pp.17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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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联储内部的观点可能不如政府对于采取措施的辩解那么教条和绝对，但是它们的主旨是相同的。自1934年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制订了一系列关于超额准备金的备忘录，显然为准备金要求加倍（参阅第9章第4节）提供了最初的基础。这些备忘录，以及银行官员在其处理超额准备金的大量积聚和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一具体问题时向纽约董事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和委员会所作的陈述，基本上阐述了上述基本观点。例如，1935年11月7日的一项备忘录“信贷控制计划”阐述了“假如没有黄金流入，储备体系所创造的超额准备金现在恐怕已经被法定准备金的增长完全吸收了（作为存款膨胀的结果）”——这句话暗示了即使储备以较慢的速度增长，存款的膨胀还是一样的（Harrison, Notes, Vol.Ⅵ；Harrison, Special, no.9，p.2）。与此同时，同样的超额准备金水平可能对其成员银行扩大其盈利资产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认识也恰巧证明了上述观点的合理性，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用不同的分析框架作进一步的陈述。例如，Harrison主席在1936年就准备金要求第一次提升发表评论时提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成员银行利用多余资金投资的压力”，也就是说，它具有紧缩效应（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Ⅳ，unrevised minutes of meeting, Nov.19，1936）。联储观点中两个因素的协调取决于其差别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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