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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类汇率安排判别的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系数如表3–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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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5 4类汇率安排判别的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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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函数1 函数2 函数3 外债总额占GNI的百分比 –3. 885 2. 091 –2. 700 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占GDP的百分比） 1. 850 –2. 791 3. 158 GDP（美元现值） 0. 219 0. 916 1. 815 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变化百分比） 1. 964 –0. 146 –1. 806 如表3–25所示，与函数1最相关的指标是外债总额占GNI的百分比，与函数2最相关的指标分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占GDP的百分比、外债总额占GNI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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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结果如表3–26所示，判别函数对初始分组案例中的91.7% 进行了正确分类，对交叉验证分组案例中的87.5% 进行了正确分类，判别准确度虽不如前几次高，但总体上误判率仍然较低，效果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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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6 4类汇率安排判别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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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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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验证 浮动 其他管理安排 软钉住 硬钉住 浮动 91. 7 8. 3 其他管理安排 91. 7 8. 3 软钉住 100 硬钉住 16. 7 83. 3 交叉验证 浮动 其他管理安排 软钉住 硬钉住 浮动 83. 3 16. 7 其他管理安排 83. 3 16. 7 软钉住 100. 0 硬钉住 16. 7 83. 3 影响汇率安排的政治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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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安排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趋向性，是政府均衡国内外政治经济利益所做出的政策选择，因而政治因素对汇率安排的选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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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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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选举时间、政治类型（民主化程度）、政治稳定性、政治透明度以及央行的独立性等对汇率制度的选择都有重要的影响”。本节从政治稳定性、利益集团、民主化程度以及政党和选举制度角度分析这些主要的政治因素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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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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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朱丰根和朱延福指出动荡的政局打击投资者信心，造成汇率大幅波动。一方面，政治稳定性通过贸易伙伴国和金融投资国等途径直接影响一国的汇率安排；另一方面，政局稳定与否通过影响国内其他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间接影响政府的汇率安排。在政治稳定性不高的国家，行政当局为保护其执政地位，不愿实施以产出收缩和失业增加为代价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以免动摇其管制地位，而浮动汇率制以汇率变化调控内外价格失衡的功能，避免了货币当局实施国内产出收缩政策的难题，故在政治稳定性不高的国家，浮动汇率制受欢迎程度更高。马来西亚自1998年9月至2005年7月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这种长达7年之久汇率安排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的选择有利于确立政府公信度、建立市场信心，从而维护国内经济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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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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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6年卢卡斯对宏观研究方法展开整体批判以来，大量宏观经济研究开始关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联系，将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和主观能动性，以及微观经济变量和模型考虑到宏观问题的研究中，对汇率安排选择的研究也不例外。利益集团的相关理论认为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不会被动接受既定的政策安排，而会通过形成利益集团展开积极的政治游说来影响政府的汇率安排，使其最终对自身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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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弗里登建立了一套关于不同利益集团如何形成各自不同的汇率政策偏好的理论分析模型。2001年，弗里登认为对出口企业和海外投资企业而言，汇率波动给经营带来风险，所以它们偏好固定汇率制；而对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的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独立比汇率稳定对它们更加有利，所以它们偏好浮动汇率制。1996年，Hefeker将部门区分为生产可贸易品的部门和生产非贸易品的部门，认为前者偏好固定汇率制，后者则相反。1993年鲁兰和Vianme考虑到远期外汇市场的影响，建立关于利益集团偏好的经济模型，得到与Hefeker不同的分析结果。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远期外汇市场，相关的利益集团都偏好固定汇率制；如果有期货市场，则生产可贸易品的利益集团会根据一国的净外汇暴露而分化，其汇率安排偏好也会随着金融市场的风险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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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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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常是与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相比，代表着由人民统治，也就是人民拥有投票选择的权力，对政府的相关政策有一定的选择权。在民主化程度高的国家，政府出于获得声誉和赢得连任的目的，会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要求，因而政策有一定的偏向性；而民主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政府的权力与民众的政策偏好并不直接相关，因而政策的制定往往忽视民众的利益。2007年，邝梅和王杭认为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很大压力制定并实施具有再分配效应的政策，需要利用货币政策调节国内经济，相机抉择来满足政治经济需要，因而更偏好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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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和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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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希布斯对不同政党对货币政策偏好的分析，认为与右派政党相比“左派”政党更加厌恶通货膨胀。由于固定汇率制可以使得右派政党维持低通胀的承诺具有可信度，低通货膨胀又会给该政党的选民带来收益，因此，右派政党偏好固定汇率制，“左派”政党认为为了适应外部经济环境而调节国内经济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压力，他们更加偏好浮动汇率制。2007年，邝梅和王杭在模型中引入政党的虚拟变量（取值为“左派”或者右派）对东亚和拉美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安排选择的政治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这一变量显著。例如，在“左派”政党执政的情况下，智利的汇率安排一直偏向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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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伯恩哈德和莱布隆格检验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发展中国家选举制度是如何支配政治家们选择汇率安排的。他们认为浮动汇率制下，政治家们可以操作货币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选举，而在固定汇率制下则不能。在台上的政治家们希望用经济激励手段保证自己继续待在台上，因而偏爱浮动汇率制。但是在比例代表制的体系中，为了平息与反对党对经济政策的争论，政党们可能偏好固定汇率制。2001年，弗里登认为选举时间对汇率安排的选择有多大影响取决于选举时间对政治行为是外生还是内生变量。在选举是有规律的、阶段性发生的情况下，时间是外生变量，由于货币政策可以作为赢得选举的重要工具，在朝党就会选择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偏好浮动汇率制。反之，选举时间为内生变量，在朝党无须用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赢得大选，因此他们会偏好固定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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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影响汇率安排的政治因素分析基本涵盖一国政治要素的各个方面，为汇率安排的解释提供了很多重要思路。总的来说，一国不同的政治状况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该国政府汇率安排选择的偏好（见表3–27），是分析国家汇率安排应该考虑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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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7 国内政治因素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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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 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文献 政治稳定性 动荡的政局打击投资者信心，造成汇率大幅度波动。政治稳定性通过国内政策选择和国际贸易两种途径影响汇率安排 朱丰根和朱延福（2012） 政治稳定性不高的国家偏好浮动汇率制 郭毅青（2009） 利益集团 出口企业和海外投资企业偏好固定汇率制，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的企业则偏好浮动汇率制 弗里登（2001） 将部门区分为生产可贸易品的部门和生产非贸易品的部门，认为前者偏好固定汇率制，而后者则相反 Hefeker（1996） 如果没有远期外汇市场，相关的利益集团都偏好固定汇率制；如果有远期外汇市场，则其汇率制度偏好随着金融市场的风险而变化 鲁兰和Vianme（1993） 民主化程度 民主化程度高的国家偏好浮动汇率制 邝梅和王杭（2007） 政党和选举制度 右派政党偏好固定汇率制，“左派”政党偏好浮动汇率制 西蒙斯（1994），Oatley（1997） 在台上的政治家们偏爱浮动汇率制。在比例代表制的体系中，政党们也可能偏好固定汇率制 伯恩哈德和莱布隆格（1999） 在朝党在选举时间是外生变量的情况下偏好浮动汇率制，在选举时间是外生变量的情况下偏好固定汇率制 弗里登（2001） 国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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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安排的选择既要立足于本国实际，有国家内部的政策目标，又要考虑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一方面，汇率政策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受到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这一点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尤为显著；另一方面，汇率安排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受国际间支配、竞争与合作的影响，受制于国际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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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汇率安排必须考虑国际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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