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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开始限制资本流入、鼓励资本流出以减少国际资本流入和日元升值压力。在资本流入管制措施方面，自由日元账户准备金要求逐渐增加，同时日元兑换的上限由月平均额度更改为基准日额度。对于贸易预付款的限制在1972年2月设置上限下降为10 000美元，6月进一步下降到5 000美元。非居民购买股票和债券的额度不得超过之前已经卖出的额度（即使得资本净流入为0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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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励资本流出方面，包括提高非居民购买日本国内证券占卖出证券的比例等措施。日本在1972年废除了外汇集中管理体制，同时开始实施居民持有外汇资产自由化，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完全开放。在对外间接投资方面，1970年4月首次允许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国外证券，随后国外证券的投资开始对一些特定的国内金融机构逐步放开，例如寿险公司、证券机构和通过证券机构交易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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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的基础上，日本央行也开始增加外汇市场的干预、保证汇率的稳定。尽管如此，“尼克松冲击”之后，日元仍在1971年持续升值。为避免通货紧缩，日本政府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日元升值预期。由于J曲线效应的存在，日本经常项目盈余持续增加。到1972年中期，日元升值压力增大，日本央行将贴现率降至战后最低。同时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由此导致M2的增长率达到20%，到1973年这一现象仍然持续，日元的稳定性难以保持，因此日本在1973年2月实施汇率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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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后，在日本经济下滑的同时，日元贬值趋势明显。此时日本资本管制政策转向，积极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采取的措施包括自由日元存款账户的准备金率降低（从50%降低到10%），暂时取消除主要公司总部或其分支机构以外的日元兑换限制，贸易预付款免税限额从5 000美元上升到10 000美元，随后又上升到100 000美元，居民借入国外无指定贷款的限制和非居民买入证券的限制逐步放宽。在限制资本外流方面，主要是限制非居民发行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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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联邦德国赫斯特银行无法兑现外汇兑换承诺而倒闭，致使欧洲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日本授权的外汇兑换银行很难在欧洲市场获得欧洲美元。因此日本政府继续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废除自由日元账户的准备金要求、允许发行国外证券、放宽贸易预付款限制、从沙特等国家借款，同时限制出境旅游携带外汇数额，这些措施的实施部分缓解了日本资本净流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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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鼓励引进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1974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经济复苏，经常项目盈余。同时国际环境比较稳定，日本当局实施的鼓励资本流入的措施包括对日元兑换限制和即期外汇头寸限制逐步减弱。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包括外汇兑换银行的国外贷款，居民购买外国证券以及非居民在日本发行证券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放松。日本在外国资本流入加快的同时鼓励资本的流出，逐渐实现了国际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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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经济发展复苏的影响，1977年日元升值预期出现，国际资本重新开始大量流入日本，因此日本重新开始加强了对外汇兑换和资本流动的管制。非居民的自由日元账户的准备金要求上升到50%，1978年上升到100%。同时停止公共部门向非居民发行短期政府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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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日元再一次承受贬值的压力。此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国外资本流入，具体措施包括：降低自由日元账户的准备金要求，从100%降到50%后又下降到0，放宽非居民购买债券的限制，降低无指定用途国外贷款的要求以及允许居民在国外发行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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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日本政府在这段时间对外汇兑换和资本项目交易的监管进行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策改变，以防止国际环境剧变时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影响。但是措施的多变性同样会造成相关企业和投资商计划与生产的不稳定，加剧国内的经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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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汇率制度改革（1980~2000年）：资本项目自由化后的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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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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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开始复苏，随后基本稳定发展。而此时美国正处于滞胀阶段，美国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组合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美元升值扩大了美国贸易赤字。1980~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激增，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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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已远远超过美国。1980~1985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4.8%，美国约为1.5%；劳动生产率方面，日本约为3%，而美国仅为0.4%。在这一背景下，美元相对日元已呈现衰落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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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1980年12月新的外汇法开始实施，相比原来的旧法，新法改变了外汇管制原则，由“除特殊情况外禁止外汇交易”到“除个别情况外自由交易”，标志着日本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基本完成。此外，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均良性发展，在这一稳健的前提下，日本的金融市场开放的主要措施是利率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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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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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在这期间，日元汇率主要呈现上升趋势，同时货币当局为降低日元升值预期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自由化节奏过快，造成日本境内通货膨胀严重，使得日本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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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受到美国经济低迷和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日元升值预期增强。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纽约签订“广场协议”，拉开日元升值序幕。在此后半年内，日元从237日元兑1美元迅速升值到120日元兑1美元，升值率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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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宣告日本进入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阶段。但是，美元的大幅贬值使得日本投资者损失惨重，1987年中期，日本投资者相继减少美国资产，这进一步造成日元相对美元的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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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削弱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央行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1986~1987年，日本央行连续5次降低利率，中央银行的贴现率从5%降低至2.5%，是当时主要国家利率水平最低值。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资金过剩，而投资机会的缺乏导致资金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日本证券市场资产价格和城市土地价格上涨，银行放贷量增加，形成经济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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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日本的存款利率则在不断自由化。1979年，日本引入具有自由化利率的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开始逐步推进利率自由化政策。此后又引入了货币市场存单，定期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在1985年开始实施，到1993年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完成，到1994年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完成。利率自由化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当日本货币当局提高利率给经济降温时，已经处于泡沫破灭的危险边缘。1990年股市泡沫破灭，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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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困难造成不良贷款增加，银行系统因此出现问题。日本政府陆续出台金融改革法令，对金融体制进行重大改革。1997年，金融机构兼营业务进一步发展，允许银行机构从事信托业务和证券业务。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开始涉足一直被银行业垄断的账户结算业务。1998年的金融系统改革法允许不同的金融机构通过建立分支机构从事其他行业的业务。1999年银行获准通过发行债券获得长期融资，这一业务在此之前只能由长期信用银行和信托银行开展，随着改革的推进，长短期融资的界限逐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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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改革经验与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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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改革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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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程博明等人对1949~1979年的日本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进行回顾，认为如何确定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过程。但我们经过对汇率制度改革、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发展进程进行梳理和制图后发现了一些规律，在此我们将对日本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发展的顺序进行分析，以期得到比较准确的排序结论，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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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4–1所示，日本经常项目开放在固定汇率制阶段就开始实行并完成。资本项目开放同样在固定汇率制阶段开始，但是开放经历的时间比较长，前后历经近40年的时间。对于资本项目来说，金融系统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开始得较晚，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总体看来，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体系三者之间的开放顺序是先开放经常项目，后开放资本项目，金融市场的开放在最后，但是三者并非鲜明地分割而是有所重叠，同时国内金融市场应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具备良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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