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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资本项目开放：时间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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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次序、金融发展方面的理论研究为时并不算长，最初的研究主要是讨论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开放的先后顺序。持有资本项目优先开放观点的代表文献包括：拉尔和班达里认为，资本项目首先开放可以使汇率信息透明化，降低汇率的波动性，同时降低金融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经常项目优先的观点持有者同样不少，爱德华兹认为资本项目首先开放使货币汇率波动过大或者本币升值，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社会财富的减少。通过文献整理，2007年，爱德华兹总结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在经常项目自由化之后进行，防止资本外流等不必要的资源转移造成国内融资成本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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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学者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该以宏观经济良好发展为依据。1997年，约翰斯顿等人在研究了智利、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的经验之后，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该融入经济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证券资本的流动要同国内金融部门的改革协调。1998年，恩苏利等人进一步指出，如果一国存在对内和对外的大规模失衡，应优先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年，爱德华兹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首先应处理财政上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初期要达到基本的宏观经济稳定。目前较普遍的共识是资本项目开放应在稳定的宏观经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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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文章中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上，金融系统的发展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的学者逐步开始研究金融系统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金融危机频率的加快可能同资本项目开放有关。结合金融体系的发展，资本项目开放的推行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否则会像IMF官员所说：“在不具备一系列先决条件时就推行资本项目开放会有极大的风险。”这些先决条件包括：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充足的国际储备、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一个市场导向的激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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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观点是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在稳定的金融系统基础上再进行资本项目开放。唐纳德和爱德华兹认为在金融发展较好的国家开放资本项目是有利的，但对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开放资本项目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资本项目开放应在国内金融发展之后进行。1998年，约翰斯顿把资本项目开放直接看作金融部门自由化的一个方面，他指出，一个正在实行资本项目开放的国家必须强化其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以保证资本项目开放平稳进行，并且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达到货币政策目标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因此，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适当的监管框架。总体来说，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应该在建立稳定的金融系统和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后。2002年，石井等人也主张资本项目的开放应基于对资本管制、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评估，并以此作为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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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项目开放次序的具体研究，意义最大但也是最困难的。据2001年艾肯格林介绍，IMF的基本立场是：各国的情况极不相同，因此不可能有普遍适用的排序方法。实行资本项目开放所需的时间也须依各国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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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2002年石井小组发表的“资本项目和金融部门”的报告，此报告列出了9个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经验：第一，资本项目开放顺序以及资本项目开放与其他政策实施的先后顺序并没有标准的衡量方法；第二，由于复杂性和内部相关性，不能单独分析资本项目开放和其他政策的效果；第三，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确定需要仔细考虑每个国家的情况和需要；第四，通常情况下，渐进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渐进的方法不代表有顺序的开放；第五，如果一国的宏观经济出现变化或者波动性增加，那么开放顺序需要修正；第六，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采用临时应急的措施以减缓开放，直到环境好转；第七，一种方法不一定可以从一个国家成功地移植到另一国家，谨慎的态度还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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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资本项目领域内政策行动排序的研究进展，多数学者同意先放开长期资本流动、后放开短期资本流动，先放开直接投资、后放开间接投资。2002年，恩苏利等进一步指出在资本流动方面应明确划分资本内流和资本外流，应该先取消资本内流、后取消资本外流。首先取消长期资本内流，这样可以借助外来资本和技术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对于间接投资，同样是先开放长期资本、后开放短期资本，对于不同的市场，由于债券市场先于股票市场发展，所以可以先开放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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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项目领域内政策行动具体项目开放排序的实证研究比较少。2007年，约翰斯顿等人对智利、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和国内金融系统发展、汇率制度的改革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伴随着宏观层面和汇率制度的整体发展而深入，但是对于具体的改革内容没有进行详细阐述。2006年，荒牧等人对日本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汇率制度改革和金融自由化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认为金融市场不稳定时应该采取缓慢谨慎的改革步骤，对开放的各项内容进行风险评估，然后首先开放风险较小或者容易控制的项目，风险较大或者控制措施比较复杂的则放在后面开放。同时，应该建立控制渠道防止意外的冲击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则单独介绍一些国家的金融发展、汇率制度改革或者资本项目开放的历程，或者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发展和资本项目开放之间的关系则研究较少，即使研究也只是略微提及，并没有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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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家进行金融改革期间，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必须仔细评估该国的具体情况。一国也应该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或者出现其他冲击时相应地改变排序或者施加控制以推迟改革。现有研究只是分析了资本项目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先后顺序，缺乏具体的改革进程、改革措施以及改革效果的总结与评价。本章将基于这一宗旨，对日本、智利、波兰和新加坡四个国家进行考察，以期得到具体的开放顺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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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日本汇率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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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采用固定汇率制，同时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和高度的金融市场保护制度，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对资本流入或者流出实施严格管制；第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第三，银行业务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分开进行，明确债务筹集资金的合法途径；第四，统一管制各个市场的利率水平；第五，银行仅贷款给企业，优先借贷者可以享受低利率借贷。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大企业的融资方式改变、用于弥补政府预算赤字的国债大量发行等直接融资的方式对战后日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传统金融体制提出挑战，促进了日本经济自由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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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汇率制度改革（1971~1980年）：从固定汇率制到有资本项目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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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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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环境比较动荡，1973年和1979年连续爆发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主要国家经济随之出现衰退。1974年6月，联邦德国赫斯特银行无法兑现外汇兑换承诺而倒闭，使得欧洲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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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由于越南战争呈现经济过热状态，并在1971年战后出现财政赤字和资本外流。1971年5月德国马克自由浮动后，大量资本流入日本，预期日元也会转向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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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发展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实施了快速的经济复苏计划。由于受惠于长期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日本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国内经济也实现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经济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1960年出口额达40多亿美元。同时，经过产业合理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日本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1961年重化工业的比重已达64.2%，并达到了先进工业国水平。到1970年，日本工业化阶段任务已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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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开始，日本经济下滑，日元贬值趋势明显。随后日本经济复苏并继续增长，财政盈余增加，日元再次出现升值预期。但是日本经济处于扩张状态，使得国内需求大于供给，日元的升值和净出口双重作用使得日本经常项目盈余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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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日本经常项目已经实现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居民间接投资开始实行部分开放，但资本项目大部分仍处于管制之下，随后开始逐步放宽。此时，日本的间接金融比率始终高达80%~90%，而同期美国和联邦德国的该比率只有30%和65%。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管制，日本金融业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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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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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日本在这一阶段的资本管制措施实施得较多，而且多是面对外部冲击做出迅速反应。但政策的多变性同样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在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日本一方面依赖开放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国内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以缓冲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通过日元兑换限制和鼓励资本流出等措施减少国际资本净流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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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国内经济迅速增长及国际环境动荡的背景下，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日本，预期日元也会转向浮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冲击”后的短短11天，就有40亿美元以出口预付款的形式进入日本境内，占日本总储备的1/3。这一现象表明尽管对资本项目实行监管，但是经常项目的开放也会导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同年8月28日，日本宣布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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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为防止流入资金过度集中、增加经济风险，加之此时日本的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强，因此日本开始加快开放投资范围，1971~1973年，日本政府实施了两次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一揽子计划。到1976年5月，除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和皮革业外，外商直接投资限制基本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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