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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布上的数目字也是值得注意的。中国的商用数字或号码即使不是在这时候形成的，也是在这时候萌芽的〔126〕。空首布、平首布、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刀上都有铸数目字的，但要把每一类钱币上的数目字收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空首布以外，其余差不多都是出现在钱币的背面，作为号码。但方足布中只有垣、中都、大阴、平周、马雍等偶然铸有数字，尖足布有数字的比较多，圆足布则大抵都有数字，不过圆足布本身就是比较少见的。小刀上的数字也不齐全。各种刀布上的数字，写法大体上是差不多的，一至五同后代的商用数字一样，即一、二（或）、三（或）、（或）、（或或），六至九则同普通数字差不多，即、、、。尖足布上有、、、等字，有人认为就是六、七、八、九等字〔127〕。果然的话，则整套商用数字就形成了。不过我觉得这点值得怀疑。字可能不是六字，而是十一的连写，、、也不是七、八、九，而是十二、十三和十四的连写。因为六、七、八、九等字有另外的写法。而且不仅有、、、，还有、、、等。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圆足布的纪数法同其他刀布上的不一样，例如二十三，不作，而作，五十九不作，而作十九，中间的十字从不省略。这种差别自然也是地区习惯不同，也许反映圆足布使用地区计数方法比较落后，因而一般经济也比较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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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虽然没有主币辅币的观念，但显然已知道把货币单位分成等级。无论布币、刀币和环钱，都是有等级的。布币中无论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都有大小两种，尖足布中的大阴、晋阳、氏、等，方足布中的涅，圆足布中的、离石等，都有大小两等，尖足布中的小布往往加一半字，如晋阳半、氏半、半等，大概是两枚小布等于一枚大布。三孔布和釿布的等级更是明显。刀币中的即墨刀是分大小两种的，环钱中济阴有大小两种，而半环的半字分明也是表示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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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钱币，还有一点同古希腊相像的，就是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甚至可以说，货币是由各城邑分散铸造，而不是由各国政府集中铸造。不过希腊一个城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所以称为城邦，同中国稍有差别。中国当时的货币无论刀、布、环钱、蚁鼻钱或金爰，制度都是不统一的，大都加铸地名。布币区的分散性更加厉害，刀币区比较集中一些。但赵刀的情形几乎同布币一样。齐刀也是分别由几个城邑铸造。也许后来三字刀成了全国性的货币。但要说齐国的货币是由政府集中铸造也还没有证据。《盐铁论》中的文学派提到“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可能是指齐国的情形。虽然儒家不应以齐国的国君为王者，但也许汉代的人没有那样严格。只有燕的明刀具有明显的统一性，它背面左右内外和数目字，证明它们是在一种统一的制度下铸造出来的。这种大量铸造的事似乎只有国家的力量才承担得起。只有秦钱不铸地名，但这也只限于环钱。三孔布仍然是有地名的。不过由于形制的划一和制作的整齐，可能是在统一的布置下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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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通方面，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流通，至少先后曾流通过两三种货币。古代文献中，刀布并提的例子不少，如《管子》书中有“刀布为下币”之句，《荀子·富国篇》中也有“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荣辱篇》中有“余刀布，有囷窌”的句子。而且有些地名同时见于刀布上，甚至同时见于刀布和环钱上。例如齐字，不只见于三字刀、四字刀和六字刀上，而且见于明刀上。安阳的地名见于安阳刀和方足布。这些可能是同名异地。但如东周、安臧和共，同见于空首布和环钱上；离石同时见于尖足布、圆足布和环钱上，至于字则大小尖足布、小方足布、大中小圆足布、小刀和环钱上都有。应当是同一地所铸。大概因战国时有些地方常常易手，因而各时期所通行的货币不同。也可能是商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为了同各种货币体系的城邑进行贸易，因而铸造不同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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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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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金和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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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发现黄金，应当是很早的。《管子》引伯高对黄帝的话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128〕《尚书·禹贡》有“厥贡惟金三品”的话。司马迁说：“虞夏之币，金有三品，或黄或白或赤。”〔129〕班固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130〕这些话虽然没有根据，但黄金的发现一定是很早的，因为河畔砂砾中常常有天然的金块金粒。外国发现黄金有在铜之前的〔131〕，比白银早，因为银矿多不纯，常与铜、铅、硫、砒、锑等化合，天然银很少，而镕解技术又发展得慢。中国古代文献中虽然常常金银并提，而且殷代彝器上有错金银的事，如安阳和新郑出土的彝器就有错金银的，但究竟以黄金用得比较多。西亚一些古国如腓尼基、巴比伦、以色列等，白银用得比黄金多，那是由于特殊的原因，由于腓尼基人在国外发现并带回多量的白银〔132〕。中国在新郑的发掘品中，还有打了凸凹花印的金叶〔133〕。此外还有包金贝、贴金贝和纯金贝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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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受到原始人的重视，自然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或人民的议定。人类对黄金发生爱好，大概因为它有象征作用。黄金既不能制造武器，又不能作生产工具，全靠它那美丽的光泽，恐怕还不足以打动古代人的心。外国有人说，古代可能以黄金象征太阳，白银象征月亮〔134〕。而且外国古代有用黄金仿制贝壳的事。据说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红海和尼罗河之间的人民，曾用黄金仿制贝壳〔135〕。埃及文中金字的象形文字就是贝链。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出土的最早的金饰也是粗制的金贝，用作发饰〔136〕。上面说过，中国也有金贝出土。因此有人把人类对于黄金的迷信同对贝壳的迷信联系起来。中国古籍中没有提到黄金的可宝之处，但中国古人也是有迷信的。既然认为“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珠足以御火灾”〔137〕，那么黄金也可能有它神秘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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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被发现和掌握之后，最初应当是用作装饰品。到了战国时期，逐渐被用作宝藏手段和支付手段。中国在春秋以前，私有财产制度虽然早已确立，不过古时私有财产的范围很窄，土地还是以公有为原则，没有大地主。商业还不发达。个人的财富只限于自己分内的农产品，数量既不多，存储也不觉得不便。后来因为赏赐或开垦，于公田之外，又有私田。日子久了，私田数目增加，并且发生土地集中的倾向，这大概是春秋战国之间的事。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如采用铁的农具等，使生产力提高。地主的私有财富也随着增加。地主私财的增加，便会发觉农产品不是理想的保值工具，甚至铜铸币也不是理想的宝藏手段。当时也许不在乎堆存农产品所需要的空间，但农产品不能久存，因此黄金就取得了宝藏手段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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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文献中称金的地方很多，往往是指铜〔138〕，但有时是指黄金。向来的学者多以为金是指黄金一斤〔139〕，也有人说是指一万钱〔140〕。金字的意义是变化莫测的。古时金银铜都称金。彝铭上的金字大抵都是指铜。春秋战国时的金字有时是指铜，有时是指某种货币单位，但有时是指黄金。如《公羊传》中的“百金之鱼”和《吕氏春秋》中的“千金之剑”，似乎不应该是指黄金，否则黄金的价值未免太低了。这里大概是指铸币，一金就是铸币一枚。但也不能把所有的金字解作铸币。例如《管子》中叙述齐桓公卖盐“得成金万一千余斤”，又说“粟贾平四十，则金贾四千”。一两铜甚至一斤铜绝值不到四千个钱，何况这里的钱是厚重的刀布。所以我们不能否认黄金的使用，因为有些文献明明说是黄金若干镒或若干斤。《管子》书中就说过，“黄金者，用之量也”，又说：“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列子》和《吕氏春秋》都提到齐人到鬻金者之所偷金的故事〔141〕。这里的金显然是指黄金。进而证明战国时已有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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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使用黄金，是不容怀疑的。这并不是说黄金在当时已是十足的货币，更不能说当时文献中的黄金都是指货币。古人钱财不分，其实财富不一定是货币。正如《易经》中“亿丧贝”的贝和“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朋，都可以说是财富，但不一定是货币。同样，《战国策》记苏秦衣锦还乡时，问他嫂嫂为什么前倨后恭，他嫂嫂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这里的金，固然是财富，但也不一定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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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为宝藏手段之外，黄金主要是作为支付手段，例如赏赐〔142〕、馈赠〔143〕和贿赂〔144〕。后两者实际难以划分。黄金不具备货币的两种最重要的职能，即价值尺度和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所谓“百金之鱼”和“千金之剑”如果是指黄金，那就是作为价值尺度，然而这里的金字不像是指黄金。文献中有用黄金来作悬赏标准的，如秦始皇悬赏以黄金千斤来购买樊於期的头〔145〕，这看来似乎是购买手段，但实际上这不是普通的交易，只能算是支付手段。所以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的作用同荷马时期的希腊差不多。在《伊利亚特》中，黄金是一种贵重品，是人们追求的对象，有时用作支付手段，但不用来表示价值，也不用作购买手段，购买手段或价值尺度用牛，称某物值得几条牛〔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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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重量单位，以见于彝器上的寽和匀为最早，但一寽是多少以及寽和匀的关系都无法知道，这两个单位在战国时期显然还在使用，秦汉间的文献对于寽的重量也没有一致的说法〔147〕。大概各地的习惯不一样，正同古代亚述人所用的单位锡克尔和米纳一样。锡克尔有两种标准，一重十七公分，一重八公分半。后来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采用这单位，又有各种不同的标准，五十锡克尔等于一米纳，六十米纳等于一塔兰顿。这种衡制由巴比伦传到希腊，但希腊各地的塔兰顿又不同。中国的寽虽有轻重两种说法，大概通行的是重的一种，即三寽重二十两，这由毛公鼎铭中的“取三十寽”可以证明，那里的寽不可能只有十一铢多重。在战国时期只有两种重量单位，即斤和镒，一斤为十六两，一镒为二十两。从当时文献中的记载看来，这两个单位是乱用的〔148〕。这两个单位同匀和寽似乎没有正式的联系，这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虽然后来的人用铢两把这几个单位联系起来，四个单位都成为铢或两的倍数，可是在甲骨文和殷周间的金文中似乎并没有铢和两这两种单位。铢两作为重量单位恐怕最初出现于三孔布上，那是战国末年，而且是秦国的制度，其他国家不用。那以前两字作，从冖从羊，指羊祀；后来用作匹耦或一对的意思，如车辆，因车有两轮。金文中的两字，即作这种用法，不作重量名〔149〕。斤字在古时乃工具名，如斧斤，不是重量名称；益字由朋字转化而成，用作重量单位应在铢两出现以后。所以西周彝铭中的匀和寽如何变成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的斤和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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