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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从货币经济的相对衰退，加上当局的货币政策，才能解释为什么在两晋那个动乱的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货币贬值的现象。司马氏从曹家手里夺取政权是用阴谋的方式，没有引起大的内战。但司马氏的政权建立之后，就有不断的战争。如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的对吴战争，动员了二十几万的军队。惠帝的时候，有八王之乱。惠后北征荡阴，返驾时囊钱只有三千，以为车驾之资〔133〕。惠帝被成都王颖带走，逃难的时候，只向部下借到三千个钱来买饭吃〔134〕。惠帝还没有死，北方的所谓五胡已开始活跃起来，一个一个称王道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刘渊在山西称汉王；同年李雄在四川称成都王。后来怀帝被掳（永嘉三年，即公元309年），愍帝投降（建兴四年，即公元316年）。西晋政权垮台，没有像西汉武帝和新莽一样，发行大额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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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康建立起来的东晋政权更是衰弱。且不说内部的许多困难，外患也是无穷的。前有后赵的石勒，后有前秦的苻坚。东晋政权也曾几次作收复中原的尝试。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苻坚发骑兵五十二万，戍卒六十几万，前后千里，东西万里。东晋方面不慌不忙，以几万人来应付，而且取得了胜利。没有听说发行过什么大额货币。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淝水之战同赤壁之战一样，是一次速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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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虽然没有铸造大额货币，但可能实行过小规模的贬值。沈郎五铢便是一种减重行为。如果女钱、稚钱、对文钱是东晋时铸的，那也是一种减重。不过这些都是私铸或私人的剪凿，不能归咎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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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的物价自然比不上西汉文景时那样低廉。在两晋那种动乱的时代，较高的物价是难以避免的。就是连货币经济最衰退的北方也是难免的。在石勒的治下，物价就是很高的，例如绢价，中绢一匹，官价一千二百，市价要四千，等于东汉的十倍。司马氏的治下，在饥荒的时候，或在战争的时候，米价常常要一万钱一石，如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关中米斛万钱〔135〕。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也相同〔136〕。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因战争，公私穷踧，米石万钱〔137〕。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百姓饥俭，米斛万钱〔138〕。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襄国大饥，谷二升值银一斤，肉一斤值银一两〔139〕。四年京师大饥，米斗金二两〔140〕。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台城被围攻，米斗万钱〔141〕。咸康元年（公元335年）会稽余姚大旱，米斗五百〔142〕。当然，这些都是特殊物价，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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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的正常物价，没有什么资料。西晋初，户调有以钱代米的办法。“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143〕从这里也很难推算出当时的米价来。如果所谓远者和极远者负担相等，而每户以五人计，则五斗米的价格是一百四十文，每石是二百八十文。但也许户调随着路程的遥远而递减，所以这种推算是不可靠的。《夏侯阳算经》提到三种米价，即每斗一百二十文、一百三十文和一百三十五文。这三种米价差不多，应当可以看作是正常的价格。一般认为夏侯阳是晋人〔144〕，那么，晋代的正常米价每石要一千三百文上下。晋石若以合二公斗零二三计，则每公石米应合得六千四百二十六文。比两汉的正常米价要高得多。但如果考虑到钱币的重量，也许不算十分贵，当时可能是以所谓沈郎钱或其他类似的轻钱为计价和支付的标准，甚至可能以大钱当几来计算。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一石米值布一匹〔145〕。当时布价多少钱一匹，不得而知。如果把《夏侯阳算经》中的物价看作晋代的物价，那么，一匹布的价钱为一千二百文到一千七百文〔146〕。正好和上面的米价相符。另外还有几种绢价，但高低相差很大：最低为每匹一千一百文，其次为一千七百文，高的有三千五百文和三千八百七十文，最高的到四千三百六十文以上。大概由于质量的不同。石勒治下的绢价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且官价和市价相差两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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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局没有实行货币贬值的政策，而货币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上面那种高物价是由于物资缺乏。甚至连私铸的沈郎钱，购买力也相当高〔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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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北一带，币值相当稳定。例如河西一带，大概要算当时中国最安定的地方，使用汉魏五铢，物价不会很高。还有巴蜀地区，使用汉兴钱，可能还有蜀汉的钱币。汉兴钱轻小，巴蜀物价应当比河西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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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史 [:170369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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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齐币值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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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时间，虽然比两晋长不了多少，但是在币值上，有更多更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反映了当时政局的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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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获得政权，和曹丕、司马炎一样，是一种和平的夺取，没有经过流血的战争，没有利用货币贬值。不过刘裕死后，就要应付北魏的进攻。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还兴师北伐，起初收回了一些失地，后来北魏反攻，宋军失利，府库空虚。四铢钱就是这时候铸造的。四铢钱的铸造至少在名目上是减重的开始。因为当时流通的是五铢钱。也许还有孙吴的大泉和蜀汉的直百五铢以及太平百钱等。不过在实质上，还不能看作减重，因为当时流通的五铢，多是东晋的五铢，如沈郎钱、稚钱、对文、女钱等，重量还不到四铢。刘宋的铸造四铢钱，应当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国用不足，铸钱来应付，同时是为统一当时混乱的币制。初铸的四铢钱是比较厚重的，是名副其实的四铢，所以史书说：“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148〕但这只限于最初的一个时期。后来仍然发生私铸，因为最厚重的四铢有三公分半，轻的则在两公分以下。并且剪凿古钱以取铜〔149〕。四铢也有剪边的，重量不到一公分。所以元嘉二十四年把大钱当两文使用〔150〕。这肯定是货币贬值，至少是承认货币已贬值。所谓大钱，是指旧有的大钱，如汉五铢和吴蜀的旧钱。无论如何，不是新铸大钱，史书都说是“制大钱，一当两”。所谓“制”，就是用法律来制定的意思，这主意正是名目论者所提出来的。赞成这一措施的沈演之说，“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又说“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151〕。当时何尚之就反对，说“不劳采铸，其利自倍”〔152〕。后代钱币学家硬说当时曾铸造八铢重的五铢钱，一枚当两枚四铢钱。这是穿凿附会〔153〕。当局说，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剪凿厚重的钱。也许有这意思。大概效果不好。因为钱的种类很多，大钱小钱没有明确的界线，所以不到一年便废止这种办法。当时由于货币数量不是很多，物价大概没有大的波动，但废止大钱当两的办法以后，许多大钱一定会被销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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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嘉二十七年以前的二三十年间，社会是比较安定的。史家说是“区宇宴安，方内无事”，“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于岁赋”，“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154〕。这就是所谓“元嘉之治”。三十个钱一天，一家便可以食肉〔155〕。元嘉十七年一匹布只卖六百，比永初中的每匹一千低得多。王玄谟叫人出八百，史家说他因此失人心〔156〕。牲口的价格似乎也不算贵。四川马价每匹蜀钱二万〔157〕。所谓蜀钱，如果不是指蜀汉所遗留下来的，便是指汉兴钱；总之蜀钱大概比普通钱轻薄，所以二万钱一匹的马价在当时看来算高的。但比汉代的马价低。牛价在西汉是四万五千钱一头〔158〕，元嘉时是三万钱一头〔159〕。不过这两种价格，不是同时同地的价格，四川靠近西域，马价应当比较低。其他地方，马价总要高于牛价。在西汉，由于对马的需求太大，马价大概要等于牛价的一倍以上。大约是十五万与四万五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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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二十七年，北魏的太武帝，以几十万人南侵，宋军屡吃败仗。六州的人民，不能安心耕种；支出骤增，只好减低官俸〔160〕，摊收捐款〔161〕。但“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162〕，如何能负担得起。所以这时一定有货币减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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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建元年的孝建四铢，就是一次正式的货币减重。孝建四铢钱，最厚重的也有到两公分以上的，但少见，一般都很薄，重约一公分。而且这钱一出，百姓就从事私铸，私铸的钱自然比官钱更加薄小，有轻到六公厘的。物价应当有所上涨。大明七八年间，东部大旱，一石米自千钱到几千钱〔163〕。这里是不是有货币的因素在内，就不得而知了。二铢的孝建钱不知是不是在这时铸造的。最整齐的也不过一公分三四，民间盗铸者云起，轻的在半公分以下。并且剪凿古钱，杂以铅锡，一方面使古钱变得更加轻小，一方面使新钱数目加多，于是百物踊贵〔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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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景和年间所发行的二铢钱和两铢钱，大概并不比当时的私钱更轻小，所以铸得很少。私钱一定不到二铢，没有轮郭、不经过磨炉或经过剪凿，民间称之为莱子。还有更轻薄的称为荇叶。永光元年准许民间私铸，于是币制更乱，一千钱不到三寸长，称之为鹅眼钱，顾烜说是大如鹅眼。还有更坏的，称为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再计数，而用手来抓，十万个钱还不满一掬，一斗米一尺帛卖到一万个钱，结果商货不行〔165〕。这就等于货币制度的崩溃。这里所称的环钱不应当理解为环凿汉五铢而成的。那种钱不但大，而且比二铸钱重得多。六朝钱中另有些极小而穿孔大因而像一个小环的，这大概就是刘宋时的所谓环钱，后来也叫线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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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米价也到过斗米万钱，那是因为大饥或战争，物资缺乏，不是因为货币贬值。刘宋的米价也曾因天灾而上涨过，例如元嘉十二年因大水，钱塘等地方的米价到过三百钱一升〔166〕。前面说过，大明七八年间因大旱，米价也大涨。但都没有景和年间这样贵。至于刘宋治下的正常米价，却没有可靠的资料。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刘勋在浔阳称帝的时候，当局以国用不足，募民上钱米补官，依照钱米的比例来折算，每石米约合得二百八十文〔167〕。如果以这为刘宋的正常米价，则景和前后的米价，上涨了三四百倍。当时浙江会稽山一带有关于射的山的民谚，说“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168〕。可见正常米价一斛总在五百钱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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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物价狂涨，大概没有持续很久的时间。明帝即位（公元465年）以后就开始整理：首先是禁止鹅眼钱和环钱，禁止民间铸钱，并且废除钱署。泰始二年完全禁止新钱流通，专用古钱。同时准许富人用钱米买官，以收缩通货数量，这样才提高了货币的购买力。顺帝升明二年（公元478年）因谷价太低，当局令民用米折口钱，提高折价，一斛米只作一百钱〔169〕。当然这也是一种特殊价格，不能说是正常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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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币制的整理，只停止了物价的涨风，币值大概没有恢复以前的水平。因为整理以后的泰始、泰豫间，在淮泗一带还有军事行动，府藏空竭，加以明帝奢费过度，全国骚然〔170〕。所以虞玩之在后废帝元徽四年（公元476年）说，委输不如往日，国用却为元嘉时的四倍〔171〕。不久刘宋政权就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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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萧道成篡位之后，便有紧缩的现象，因为宋泰始二年以后便没有铸钱，而旧钱却被人镕毁作器，使通货数量一天天减少，同时政府又以租税的方式，不断把通货收回国库，因此通货数量不够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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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孔觊主张铸钱，他看见在水灾之后，米价竟不上涨，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他认为通货紧缩使生产减少，必须增加通货数量，各种生产才会增加。当时萧道成叫各州郡大买铜炭，准备鼓铸。恰好他死了，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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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王敬则主张塘役折钱送库，萧子良提出反对，因而讲出当时的情形来〔172〕。他把通货紧缩的现象，归咎于政府的租税政策，说租税太重，而且要用标准铜钱缴纳；可是民间的钱，多经剪凿，完整的很少，因此老百姓纳税的时候，须用两个坏钱来收买一个好钱。建元初年浙东五郡的丁税是每人一千钱，这使民间的钱更少，不得不减价出卖，以取得铜钱来纳税。物价自然下跌。例如米价，在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因为太低，政府准许用米纳税，每斛折钱一百，还算是作价作得高的〔173〕。又如布价，在宋武帝永初中（公元421年），官布一匹值钱一千，民间缴进去则算九百；元嘉（公元424—453年）时，布价开始跌，东部一匹值六百，官受则每匹五百；现在一匹只值三百，缴纳政府每匹只算百多文钱，比宋初跌成几分之一。所以生产的大众虽加倍勤苦，所得仍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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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四年萧子良又说到钱币剪凿的厉害，江东大钱，十个中不留一个；而公家所受，一定要轮郭完整的。民间用一千七百个还买不到一千个好钱。他提出四点办法：第一塘丁仍旧征工；第二减赋；第三如有必须用钱的地方，则不论大小钱，平价收受；第四各种租税准许人民以政府所用得着的土产按价缴纳，不必用钱〔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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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扬、南徐二州的户租，若用钱折纳，则减低布值，每匹以四百文计算，而且折半缴纳〔175〕。因为全国米谷布帛价格低，次年抛出大批通货来收购。总计在京师和各郡抛出一亿零六十万钱来收买米谷、豆、麦、胡麻、丝、绵、绫、绢、布等物〔176〕。所谓物价低，自然不是由于生产增加，而是由于货币数量少。不管当局真是为了收买低价的物资以作储备，还是向市面抛出通货，效果是一样的。但这样一来，政府的货币储备量也枯竭了。所以八年派人到四川去铸钱，因成本高，只铸千多万便停止了。千多万钱自然无济于事，所以萧齐的二十几年间，一片的不景气声。所谓“农桑不殷于曩日，粟帛轻贱于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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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齐的通货紧缩，我们应当看作是当局的政策，并不真是因为铸钱成本高。因为如果有意实行货币贬值，随时可以铸造大钱。萧齐继承刘宋的政权，知道通货贬值给予自己政权的威胁远过于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对于生产者是一种打击，但对于消费者却是一种恩惠，士大夫阶级都是消费者。特别是萧道成对于低物价有一种不正常的偏爱。他常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177〕他只治世三年多，但他的儿子萧赜还是奉行他的政策，大量的钱帑积聚在国库不用。所以萧齐的紧缩虽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却还有讴歌赞美的。所谓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