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703460
只能从货币经济的相对衰退,加上当局的货币政策,才能解释为什么在两晋那个动乱的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货币贬值的现象。司马氏从曹家手里夺取政权是用阴谋的方式,没有引起大的内战。但司马氏的政权建立之后,就有不断的战争。如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的对吴战争,动员了二十几万的军队。惠帝的时候,有八王之乱。惠后北征荡阴,返驾时囊钱只有三千,以为车驾之资〔133〕。惠帝被成都王颖带走,逃难的时候,只向部下借到三千个钱来买饭吃〔134〕。惠帝还没有死,北方的所谓五胡已开始活跃起来,一个一个称王道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刘渊在山西称汉王;同年李雄在四川称成都王。后来怀帝被掳(永嘉三年,即公元309年),愍帝投降(建兴四年,即公元316年)。西晋政权垮台,没有像西汉武帝和新莽一样,发行大额货币。
1703703461
1703703462
在建康建立起来的东晋政权更是衰弱。且不说内部的许多困难,外患也是无穷的。前有后赵的石勒,后有前秦的苻坚。东晋政权也曾几次作收复中原的尝试。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苻坚发骑兵五十二万,戍卒六十几万,前后千里,东西万里。东晋方面不慌不忙,以几万人来应付,而且取得了胜利。没有听说发行过什么大额货币。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淝水之战同赤壁之战一样,是一次速决战。
1703703463
1703703464
东晋虽然没有铸造大额货币,但可能实行过小规模的贬值。沈郎五铢便是一种减重行为。如果女钱、稚钱、对文钱是东晋时铸的,那也是一种减重。不过这些都是私铸或私人的剪凿,不能归咎当局。
1703703465
1703703466
两晋的物价自然比不上西汉文景时那样低廉。在两晋那种动乱的时代,较高的物价是难以避免的。就是连货币经济最衰退的北方也是难免的。在石勒的治下,物价就是很高的,例如绢价,中绢一匹,官价一千二百,市价要四千,等于东汉的十倍。司马氏的治下,在饥荒的时候,或在战争的时候,米价常常要一万钱一石,如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关中米斛万钱〔135〕。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也相同〔136〕。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因战争,公私穷踧,米石万钱〔137〕。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百姓饥俭,米斛万钱〔138〕。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襄国大饥,谷二升值银一斤,肉一斤值银一两〔139〕。四年京师大饥,米斗金二两〔140〕。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台城被围攻,米斗万钱〔141〕。咸康元年(公元335年)会稽余姚大旱,米斗五百〔142〕。当然,这些都是特殊物价,不足为凭。
1703703467
1703703468
两晋的正常物价,没有什么资料。西晋初,户调有以钱代米的办法。“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143〕从这里也很难推算出当时的米价来。如果所谓远者和极远者负担相等,而每户以五人计,则五斗米的价格是一百四十文,每石是二百八十文。但也许户调随着路程的遥远而递减,所以这种推算是不可靠的。《夏侯阳算经》提到三种米价,即每斗一百二十文、一百三十文和一百三十五文。这三种米价差不多,应当可以看作是正常的价格。一般认为夏侯阳是晋人〔144〕,那么,晋代的正常米价每石要一千三百文上下。晋石若以合二公斗零二三计,则每公石米应合得六千四百二十六文。比两汉的正常米价要高得多。但如果考虑到钱币的重量,也许不算十分贵,当时可能是以所谓沈郎钱或其他类似的轻钱为计价和支付的标准,甚至可能以大钱当几来计算。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一石米值布一匹〔145〕。当时布价多少钱一匹,不得而知。如果把《夏侯阳算经》中的物价看作晋代的物价,那么,一匹布的价钱为一千二百文到一千七百文〔146〕。正好和上面的米价相符。另外还有几种绢价,但高低相差很大:最低为每匹一千一百文,其次为一千七百文,高的有三千五百文和三千八百七十文,最高的到四千三百六十文以上。大概由于质量的不同。石勒治下的绢价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且官价和市价相差两三倍。
1703703469
1703703470
由于当局没有实行货币贬值的政策,而货币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上面那种高物价是由于物资缺乏。甚至连私铸的沈郎钱,购买力也相当高〔147〕。
1703703471
1703703472
至于西北一带,币值相当稳定。例如河西一带,大概要算当时中国最安定的地方,使用汉魏五铢,物价不会很高。还有巴蜀地区,使用汉兴钱,可能还有蜀汉的钱币。汉兴钱轻小,巴蜀物价应当比河西要高。
1703703473
1703703475
二、宋齐币值的变动
1703703476
1703703477
南朝的时间,虽然比两晋长不了多少,但是在币值上,有更多更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反映了当时政局的不安定。
1703703478
1703703479
刘裕获得政权,和曹丕、司马炎一样,是一种和平的夺取,没有经过流血的战争,没有利用货币贬值。不过刘裕死后,就要应付北魏的进攻。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还兴师北伐,起初收回了一些失地,后来北魏反攻,宋军失利,府库空虚。四铢钱就是这时候铸造的。四铢钱的铸造至少在名目上是减重的开始。因为当时流通的是五铢钱。也许还有孙吴的大泉和蜀汉的直百五铢以及太平百钱等。不过在实质上,还不能看作减重,因为当时流通的五铢,多是东晋的五铢,如沈郎钱、稚钱、对文、女钱等,重量还不到四铢。刘宋的铸造四铢钱,应当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国用不足,铸钱来应付,同时是为统一当时混乱的币制。初铸的四铢钱是比较厚重的,是名副其实的四铢,所以史书说:“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148〕但这只限于最初的一个时期。后来仍然发生私铸,因为最厚重的四铢有三公分半,轻的则在两公分以下。并且剪凿古钱以取铜〔149〕。四铢也有剪边的,重量不到一公分。所以元嘉二十四年把大钱当两文使用〔150〕。这肯定是货币贬值,至少是承认货币已贬值。所谓大钱,是指旧有的大钱,如汉五铢和吴蜀的旧钱。无论如何,不是新铸大钱,史书都说是“制大钱,一当两”。所谓“制”,就是用法律来制定的意思,这主意正是名目论者所提出来的。赞成这一措施的沈演之说,“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又说“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151〕。当时何尚之就反对,说“不劳采铸,其利自倍”〔152〕。后代钱币学家硬说当时曾铸造八铢重的五铢钱,一枚当两枚四铢钱。这是穿凿附会〔153〕。当局说,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剪凿厚重的钱。也许有这意思。大概效果不好。因为钱的种类很多,大钱小钱没有明确的界线,所以不到一年便废止这种办法。当时由于货币数量不是很多,物价大概没有大的波动,但废止大钱当两的办法以后,许多大钱一定会被销镕。
1703703480
1703703481
在元嘉二十七年以前的二三十年间,社会是比较安定的。史家说是“区宇宴安,方内无事”,“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于岁赋”,“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154〕。这就是所谓“元嘉之治”。三十个钱一天,一家便可以食肉〔155〕。元嘉十七年一匹布只卖六百,比永初中的每匹一千低得多。王玄谟叫人出八百,史家说他因此失人心〔156〕。牲口的价格似乎也不算贵。四川马价每匹蜀钱二万〔157〕。所谓蜀钱,如果不是指蜀汉所遗留下来的,便是指汉兴钱;总之蜀钱大概比普通钱轻薄,所以二万钱一匹的马价在当时看来算高的。但比汉代的马价低。牛价在西汉是四万五千钱一头〔158〕,元嘉时是三万钱一头〔159〕。不过这两种价格,不是同时同地的价格,四川靠近西域,马价应当比较低。其他地方,马价总要高于牛价。在西汉,由于对马的需求太大,马价大概要等于牛价的一倍以上。大约是十五万与四万五之比。
1703703482
1703703483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的太武帝,以几十万人南侵,宋军屡吃败仗。六州的人民,不能安心耕种;支出骤增,只好减低官俸〔160〕,摊收捐款〔161〕。但“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162〕,如何能负担得起。所以这时一定有货币减重的事。
1703703484
1703703485
孝建元年的孝建四铢,就是一次正式的货币减重。孝建四铢钱,最厚重的也有到两公分以上的,但少见,一般都很薄,重约一公分。而且这钱一出,百姓就从事私铸,私铸的钱自然比官钱更加薄小,有轻到六公厘的。物价应当有所上涨。大明七八年间,东部大旱,一石米自千钱到几千钱〔163〕。这里是不是有货币的因素在内,就不得而知了。二铢的孝建钱不知是不是在这时铸造的。最整齐的也不过一公分三四,民间盗铸者云起,轻的在半公分以下。并且剪凿古钱,杂以铅锡,一方面使古钱变得更加轻小,一方面使新钱数目加多,于是百物踊贵〔164〕。
1703703486
1703703487
1703703488
1703703489
1703703490
永光、景和年间所发行的二铢钱和两铢钱,大概并不比当时的私钱更轻小,所以铸得很少。私钱一定不到二铢,没有轮郭、不经过磨炉或经过剪凿,民间称之为莱子。还有更轻薄的称为荇叶。永光元年准许民间私铸,于是币制更乱,一千钱不到三寸长,称之为鹅眼钱,顾烜说是大如鹅眼。还有更坏的,称为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再计数,而用手来抓,十万个钱还不满一掬,一斗米一尺帛卖到一万个钱,结果商货不行〔165〕。这就等于货币制度的崩溃。这里所称的环钱不应当理解为环凿汉五铢而成的。那种钱不但大,而且比二铸钱重得多。六朝钱中另有些极小而穿孔大因而像一个小环的,这大概就是刘宋时的所谓环钱,后来也叫线环钱。
1703703491
1703703492
东晋米价也到过斗米万钱,那是因为大饥或战争,物资缺乏,不是因为货币贬值。刘宋的米价也曾因天灾而上涨过,例如元嘉十二年因大水,钱塘等地方的米价到过三百钱一升〔166〕。前面说过,大明七八年间因大旱,米价也大涨。但都没有景和年间这样贵。至于刘宋治下的正常米价,却没有可靠的资料。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刘勋在浔阳称帝的时候,当局以国用不足,募民上钱米补官,依照钱米的比例来折算,每石米约合得二百八十文〔167〕。如果以这为刘宋的正常米价,则景和前后的米价,上涨了三四百倍。当时浙江会稽山一带有关于射的山的民谚,说“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168〕。可见正常米价一斛总在五百钱上下。
1703703493
1703703494
1703703495
这次物价狂涨,大概没有持续很久的时间。明帝即位(公元465年)以后就开始整理:首先是禁止鹅眼钱和环钱,禁止民间铸钱,并且废除钱署。泰始二年完全禁止新钱流通,专用古钱。同时准许富人用钱米买官,以收缩通货数量,这样才提高了货币的购买力。顺帝升明二年(公元478年)因谷价太低,当局令民用米折口钱,提高折价,一斛米只作一百钱〔169〕。当然这也是一种特殊价格,不能说是正常价格。
1703703496
1703703497
实际上,币制的整理,只停止了物价的涨风,币值大概没有恢复以前的水平。因为整理以后的泰始、泰豫间,在淮泗一带还有军事行动,府藏空竭,加以明帝奢费过度,全国骚然〔170〕。所以虞玩之在后废帝元徽四年(公元476年)说,委输不如往日,国用却为元嘉时的四倍〔171〕。不久刘宋政权就解体了。
1703703498
1703703499
自萧道成篡位之后,便有紧缩的现象,因为宋泰始二年以后便没有铸钱,而旧钱却被人镕毁作器,使通货数量一天天减少,同时政府又以租税的方式,不断把通货收回国库,因此通货数量不够应付。
1703703500
1703703501
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孔觊主张铸钱,他看见在水灾之后,米价竟不上涨,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他认为通货紧缩使生产减少,必须增加通货数量,各种生产才会增加。当时萧道成叫各州郡大买铜炭,准备鼓铸。恰好他死了,没有实现。
1703703502
1703703503
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王敬则主张塘役折钱送库,萧子良提出反对,因而讲出当时的情形来〔172〕。他把通货紧缩的现象,归咎于政府的租税政策,说租税太重,而且要用标准铜钱缴纳;可是民间的钱,多经剪凿,完整的很少,因此老百姓纳税的时候,须用两个坏钱来收买一个好钱。建元初年浙东五郡的丁税是每人一千钱,这使民间的钱更少,不得不减价出卖,以取得铜钱来纳税。物价自然下跌。例如米价,在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因为太低,政府准许用米纳税,每斛折钱一百,还算是作价作得高的〔173〕。又如布价,在宋武帝永初中(公元421年),官布一匹值钱一千,民间缴进去则算九百;元嘉(公元424—453年)时,布价开始跌,东部一匹值六百,官受则每匹五百;现在一匹只值三百,缴纳政府每匹只算百多文钱,比宋初跌成几分之一。所以生产的大众虽加倍勤苦,所得仍是不多。
1703703504
1703703505
永明四年萧子良又说到钱币剪凿的厉害,江东大钱,十个中不留一个;而公家所受,一定要轮郭完整的。民间用一千七百个还买不到一千个好钱。他提出四点办法:第一塘丁仍旧征工;第二减赋;第三如有必须用钱的地方,则不论大小钱,平价收受;第四各种租税准许人民以政府所用得着的土产按价缴纳,不必用钱〔174〕。
1703703506
1703703507
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扬、南徐二州的户租,若用钱折纳,则减低布值,每匹以四百文计算,而且折半缴纳〔175〕。因为全国米谷布帛价格低,次年抛出大批通货来收购。总计在京师和各郡抛出一亿零六十万钱来收买米谷、豆、麦、胡麻、丝、绵、绫、绢、布等物〔176〕。所谓物价低,自然不是由于生产增加,而是由于货币数量少。不管当局真是为了收买低价的物资以作储备,还是向市面抛出通货,效果是一样的。但这样一来,政府的货币储备量也枯竭了。所以八年派人到四川去铸钱,因成本高,只铸千多万便停止了。千多万钱自然无济于事,所以萧齐的二十几年间,一片的不景气声。所谓“农桑不殷于曩日,粟帛轻贱于当年”。
1703703508
1703703509
萧齐的通货紧缩,我们应当看作是当局的政策,并不真是因为铸钱成本高。因为如果有意实行货币贬值,随时可以铸造大钱。萧齐继承刘宋的政权,知道通货贬值给予自己政权的威胁远过于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对于生产者是一种打击,但对于消费者却是一种恩惠,士大夫阶级都是消费者。特别是萧道成对于低物价有一种不正常的偏爱。他常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177〕他只治世三年多,但他的儿子萧赜还是奉行他的政策,大量的钱帑积聚在国库不用。所以萧齐的紧缩虽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却还有讴歌赞美的。所谓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178〕。
[
上一页 ]
[ :1.7037034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