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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公元483—493年）死后，北魏又寇边，征役连岁，军国靡耗。兼之皇室穷极奢侈，买鸡作斗，价至数千〔179〕；琥珀钏一只费百七十万〔180〕。武帝所积聚的几万万钱，不到几年，转瞬就花光〔181〕。末年米价普遍上涨，要几千钱一石〔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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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梁陈币值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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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二朝的币值是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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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的通货紧缩，到末年大概已有回涨的趋势，因为府库里的蓄钱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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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的二十几年，因为没有战争，所以物价没有发生很大的波动。但萧梁的五十几年，却有不断的战争，先后有北魏的南侵，中间有侯景之乱，所以币值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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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公元502—549年）当国之初，北魏不断地进攻，史书说他曾毁铜佛以铸钱〔183〕，大概就是指那种有内郭的五铢和公式女钱。史书〔184〕说两种钱同时行用，但实际上公式女钱应当要晚一点，因为无论在分量上和制作上，公式女钱都远比不上内郭五铢。不应当同时铸造和行用两种不同的钱，除非在作价上也不同。公式女钱大概是为应付北魏的进攻而铸造的。据说〔185〕当时曾允许民间私铸，以一万二千文交换库中古钱一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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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初的货币经济发展不平衡，只有京师和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区用钱，其他州郡杂用谷帛交易，交广一带则用金银。大概各地物价也不一样。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二月，大旱，一斗米要五千个钱〔186〕。四川因战争关系，三千个钱也买不到一升米〔187〕。然而天监四年大丰收，一斛米只要三十个钱〔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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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六月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武帝兴师北讨。四年底废用铜钱，改铸铁钱，这样就开始通货贬值。在这以前，中国曾用大额货币，也曾用小钱，但大规模使用铁钱，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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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铁钱，是因为铜的供给不够和梁初铜钱的混乱。当时除了武帝所铸的两种五铢以外，还有各种旧钱，如汉五铢〔189〕、缺边五铢（即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朱、稚钱、对文、丰货、布泉等。这些钱中，汉五铢最重，其余都是轻薄的。太平百钱当时大概只剩下小样的在流通。这些古钱，有些是旧钱经过剪凿后的名称。剪凿得越厉害的，价值越低。在南齐初年的时候，一个好钱，已值得两个坏钱。后来情势恶化，一个完整的五铢或剪凿得少的五铢，可以值得一百个坏钱。所以索性改用铁钱，以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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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虽说废了，可是还有对铁钱的比价。任昉有“铁钱两当一”〔190〕的诗句，可见是以两枚铁钱当一枚铜钱。也许政府禁用铜钱，民间却铜铁钱兼用。不过铁价便宜，私铸溢利很大，因此盗铸的人一定很多。而政府也铸得不少。武帝曾几次到同泰寺舍身为奴，每次都由群臣以钱一亿替他赎身。这些赎身钱自然是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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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同年间又有使用短陌的现象。这种办法在司马晋和刘宋治下就实行过。但刘宋时钱币的供应不算紧张，短陌的办法也许限于官吏掠夺人民的一种方式，例如用短陌去购买人民的财物〔191〕。到萧梁的时候就更加普遍了。短陌的折扣，随时随地不同，破岭以东，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以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建康则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192〕。如果用短陌计算，而物价不变，那就等于货币升值。但实际上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当局下令通用足陌，禁用短陌〔193〕，但效果不大，而钱陌反而越来越短。萧梁时的短陌也许是铜钱对铁钱而言。而且还要看物价定得高还是低。如果以八十为百，而价格定得比以前高百分之五十，那么，虽行短陌，物价还是上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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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末年，发生了侯景的叛乱。首都建康受到围攻，不久就失陷了，武帝饿死。各地勤王的军队向首都进发。这时铁钱的数量，一定续有增加。史书说：“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194〕在侯景围城的时候，建康城中物价狂涨：米一斗八十万，狗一条二十万〔195〕。侯景方面也因缺粮，米一斛卖到几十万。这些自然都是用铁钱计算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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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死后，萧绎在江陵即帝位，发行当十钱。这当十钱大概是铜钱，当十枚铁钱。果如此，则当局承认币值贬成五分之一。而且这当十钱的分量无论如何比不上天监五铢或公式女钱。所以贬值的倍数还要更大。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军大举南攻，萧绎被杀。陈霸先在建康立萧方智为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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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帝在太平元年（公元556年）下令杂用古今钱，所谓古今钱，大概包括铜铁钱。铜钱中大部分大概是所谓鹅眼钱。这些钱恐怕不会平价流通。次年铸四柱钱，一当二十，大概也是指二十枚鹅眼钱，这是进一步贬值。不过这种名价不容易维持，所以十三天以后，就改为当十，又过四天，改为同普通钱平价流通。此后，几个月就亡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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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末的物价，虽然没有记录，但除了发行大额货币以外，短陌的现象，更加严重了。竟以三十五钱为一百〔196〕，这大概是由于铁钱不用，铜钱感到缺乏的关系。物价数字一定很高。而以实钱计算的物价却未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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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初流通的钱币，除四柱钱以外，还有二柱钱和鹅眼钱。各种钱都等价流通，可是轻重不等；二柱钱就比鹅眼钱重，所以私家将比较重的钱销镕改铸，杂以锡铁。也有用粟帛来支付的，这就表示当时货币流通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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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想要稳定币值，于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改铸五铢钱。一枚抵旧钱十枚。这种五铢钱是四五十年来最厚重的，无论如何，比梁末的四柱五铢和两柱五铢要厚重。以之当十枚鹅眼钱，不能算是怎样过分。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铸太货六铢，和五铢同时流通，一枚当五铢十枚。但重量还不到天嘉五铢的一倍，这就是严重的贬值行为。人民很不满意，因为无力反抗，只好进行诅咒，说六铢钱对皇帝不利。因为六铢的六字，篆得好像一个人叉着腰，大家就说叉腰哭天子，不久宣帝果然死了。起初还想使它同五铢等价流通，后来废六铢，专用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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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领土已大为缩小，因为侯景乱后，益州江陵都为西魏所占。岭南各州，都不用钱，或用金银，或用盐米布匹。在后主的时候，币制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在隋军来攻的时候，也没有实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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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朝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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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司马晋正在衰弱下去的时候，北方的游牧部族中比较进步一点的鲜卑族的代人，不断地扩充地盘，抢夺别的民族的牛羊牲口。这一个部族，羡慕汉人的文化已久，到4世纪的末季，成立了国家。这就是北魏。他们那时不要说货币，就是农业社会所应当有的布帛也不生产，只靠从南方用抢劫的方式得来，所以许谦偷了两匹绢，太祖不忍见他的面，恐怕他自杀〔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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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即后魏太祖天兴元年）以前，他们还是过着纯粹的游牧生活。他们同其他部族的冲突，主要目的是掠夺奴隶和畜产。他们有经常狩猎的习惯。他们的地名都与野兽与家畜有关系，如羊羖、豺山、马城、青牛山、虎圈、白鹿坡、牛川、蟠羊山、犊渚、马髦岭、犊儿山等；他们有名叫羊儿的王子，有名为虎头的皇叔，有叫皮豹子的大将。对于官吏的赏赐是用牛羊。他们怕的是瘟疫，而不是水旱〔198〕，正如农业社会的人所怕的是水旱，而不是失业一样。直到拓跋宏（高祖）迁居洛阳的时候，他旧日的部下，还是不肯离开北方的广漠，来过城市生活，所以决定冬天住南方（即洛阳），夏天回到北漠去〔199〕。自晋隆安二年到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即南齐建武二年）那近一百年间，他们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工作，生活也安定了下来，这样就容易感染到汉人的较高的封建文化，使它转入一种农殖的生活，计口受田。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剩余的农产品，出现了商业行为，并且有借贷的事；但自然经济仍旧占着支配的地位，不论租赋、计赃、赈恤、俸给、物价等，都是以布帛计算。到太和十九年以后，才进入货币经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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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虽到太和十九年才正式铸钱，但并不是说那以前完全没有用过钱。不要说北朝的汉人早就生活在货币经济之下，就是他们自己的商人也难免同南朝人有往来交易，把铜钱带回去。而且北朝几次攻破南朝的城池，俘去南朝的将卒，绝无不掠夺钱财之理。慕容白曜于皇兴三年（公元469年）攻入东阳的时候，便抢到铜钱十五万〔200〕。不过北方人民经过长期的战祸，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货币流通衰退了，自然经济占了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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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九年铸的钱是太和五铢。令全国各州镇通用。从此百官俸禄将绢额折合铜钱支付，每匹合二百钱。同时在各处设置铸炉和钱工，准许人民自由铸造，只需铜色精炼〔201〕。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冬又铸五铢钱。但各地的流通情形不一律。有些地方只用古钱，有些地方甚至仍旧“裂匹为尺，以济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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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经济还不是很发达，所以在宣武帝的时候，大概还不存在币值波动的问题。但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南朝的战争以及人民负担的加重，必然会引起私铸。太和五铢有轻到两公分以下的。而且文字有简作太禾五铢的。至少在孝明帝末年，私铸已相当严重。当时铜价八十文一斤，私铸薄钱，一斤多可以铸两百文。名为五铢，实际上不到两铢。甚至有“风飘”“水浮”的名称，比榆荚还薄，一穿贯就破，放在水上，欲沉不沉的样子。米价每斗差不多要一千文〔202〕。于是高谦之建议铸三铢钱。他的理由是：战争没有停，国库空虚，铸小钱可以充实国库〔203〕。他的兄弟恭之主张铸大钱，铸明年号，一斤铜只铸七十六文，铜价至少要五十几文，加上人工、锡、炭等费，使私铸无利可图〔204〕。杨侃则主张铸五铢钱，并且让官民同时铸造。孝庄帝听从杨侃的话，乃铸永安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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