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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之外，似乎还有银钱的铸造。李秀成于同治元年送给一个英国人银钱二十元、青钱十元〔17〕，这种银钱没有遗留下来，大概系花钱一类的东西，不是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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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钱币，不称圣宝，而称通宝。如天国通宝，宋体字，一面天国直读，一面通宝横读，发现于南京。还有杭州出现的永圣文武一套，即天朝通宝背永、皇帝通宝背圣、太平通宝背文、开元通宝背武，四钱的文字近方体宋字，铜色不一。而且也稍有大小，普通见到的每枚重量自三公分八到四公分。皇帝通宝还有背面铸宝浙二字的，而且宝字是满文。显然不是太平天国所铸，因而使人怀疑上面那四种钱也不是真正的太平天国钱，至少不是正用品。太平军到太平天国七八年间才攻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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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有些不称圣宝的钱大概是天地会的政权所铸造的。在推翻清朝政权的运动中，天地会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它的根扎得比太平天国还深，只是没有太平天国那种统一的组织，所以成就不大。但有些地区的天地会也成立了政权，并发行货币。例如广西的大成国和上海的大明国，都有钱币的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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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国的钱币是指几种平靖钱，见诸著录的共有九种，一种小钱称平靖通宝，背面穿右有一“中”字。其余八种称平靖胜宝，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背面有营名，包括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五种，分列穿孔的两旁。第二类背面有军名，包括长胜军和御林军两种，分列穿孔的上面和两旁。这两类钱比通宝钱大。第三类是一枚当千大钱，背面穿上有“兴汉灭满”、穿右有“祷天福”、穿左有“武正军”、穿下有“当千”等文字。这些平靖钱虽大小不同，铜色、制作和文字却都一样。除当千大钱出于杭州外，其余都是湘桂一带发现的，特别是湖南的湘潭和广西的桂林。起初大家认为是太平天国的钱币，因为钱背军营的名称多同太平天国的制度相符。有人疑是太平天国四年收复靖江后为颁赏将士而铸造的纪念币〔18〕。但文字同太平天国钱币不一样，而且太平天国钱币称圣宝，不称胜宝。近年有人说是大成国李文茂所铸〔19〕。李文茂在1856年冬称平靖王，亲率大军攻入柳州〔20〕，大概就是这时候铸的。大成国是天地会的政权，天地会的山堂喜用胜字，如洪胜堂、太胜堂、恒胜堂、连胜堂、得胜堂、义胜堂、聚胜堂等，同胜宝的钱文配得上，发现地区也相符。至于军营分为前、后、左、右、中的办法，乃是当时湘桂一带天地会、三合会起义军通行的办法〔21〕，并不限于太平天国的军制。然而大成国铸钱为什么不用洪德年号〔22〕？至少应由陈开来铸，而不应由第二号人物李文茂来铸，除非后来李文茂单干。大概那时候李文茂已想单独干了〔23〕。当千大钱有人怀疑，它不出于广西，而出于杭州；而且是在杭州有人假造太平天国钱的时候。钱背的祷天福似乎是基督教的用语，不是天地会的用语。太平天国《诰谕四民檄》中有“以受天福”的句子，太平天国的《三字经》中也有“遵天诫、受天福”的句子。此外，不论太平天国钱币或其他天地会政权的钱币都不纪值，而这钱忽作当千，太突然了。就是清朝政权在南方发行的咸丰钱中也没有当千的，宝苏局的咸丰钱有当千的，大概系试铸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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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嗣统通宝、明道通宝背天和光背以及皇建元宝，铜色和制作都像太平天国钱，至少时代应当差不多。嗣统通宝有人认为是石达开入川后所铸，因为出自四川，但有人说是张保山所铸〔24〕。明道通宝和皇建元宝出于江西，无从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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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刀会在太平天国四年建立大明国政权，铸造两种太平通宝，一种背面穿上下有日月文〔25〕，隐明字，称为日月钱；另一种背面穿上有月文，穿下一明字。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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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的钱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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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在钱币的铸造技术上，发生了一次革命。中国造币的方法，自春秋战国时期到光绪年间，两千多年，全是用范铸〔26〕，进步很少，北宋以后反有退步。外国古代，也曾用范铸的办法，例如罗马最早的铜币阿斯，就是范铸的，但比它更早的希腊的银币已经是打造的。那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后来罗马所铸的银币德纳留斯也是打造的。打造时，需要更多的设备和更高的技术，不容易假造、盗铸。中国历代的货币问题，有一大部分是私铸问题，许多次的物价波动，是私铸所引起的。引起私铸的原因自然很多，其中铸钱方法的简单，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方法简单，几乎人人可以铸钱。不过中国也有不能用打造办法的原因。外国货币，自古以来就用金银，数目少，价值大，便于打造。而且它们的货币实际上没有深入民间；即到近代，还有许多人终生没有见过一次金币，可见需要的数目比较少。中国情形则不同：中国的货币，自古即以铜钱为主，而且自秦汉以来，就在民间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大国，需要极大的数量，一枚一枚打造起来，实在不方便。早期的银币如寿星、如意、笔宝等似乎是打造的，而咸丰银饼和咸丰七年宝苏局的丁巳银钱和铜钱则介乎打造和机器铸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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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打造也好，范铸也好，都是一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的办法。其结果就是钱币品质的参差不齐和铸造费的高昂。在钱币的质量方面，我们且不说吕底亚的淡金币中金银比例的不一致，也不说罗马帝国时代银币的贬值〔27〕，以及欧洲中世纪的低银币〔28〕，就是近代的英国，在使用机器铸造之前，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17世纪英国的克朗（crown）银币，最轻的每枚值四先令九便士，最重的每枚值五先令三便士〔29〕。中国历代的铜钱，在形式上常有错范和流铜等现象，使钱币不整齐美观；在重量和成色上都是千差万别。在重量上，本来应当十二铢的秦半两，重的在库平六钱以上，轻的还不到两钱。就是同一炉所铸的钱，重量也不一定相同。在成色上更是难以辨别。古代流行所谓即山铸钱，钱的成分，随各地铜矿的成分而定。后代则故意和以铅锡铁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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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铸造费，欧洲在以前用打造方法的时候，金币是千分之六，大银币是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三，小额币是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二十五〔30〕。中国用范铸，手续比较简单，然而中国是用铜钱，铜钱本身价值小，所以铸造费的比重显得大。历代常因成本高而停铸，例如南齐永明八年就因成本高而止铸〔31〕。南宋四川铸钱也常常因成本过高而罢铸〔32〕。金大定时也有同样情形〔33〕。万历四年工部提议铸钱事宜，估计一万文要用银十四两八钱九分〔34〕，当时银价每两八百文〔35〕，铸造费等于百分之十五。清乾隆初年的铸造费占金属价值自百分之九点七七到百分之二十二及以上，全国平均为百分之十五以上〔36〕。乾隆年间在西藏所铸的银币，铸造费也占百分之十一。手工业铸造的两种困难，因使用近代机器铸造而解决了。近代各国铸造货币的成色和重量，同法定标准相差不会到千分之三，铸造费则金币也减成千分之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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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就有人提议用机器铸钱。同治六年，福建船政后学堂监督、刑部主事钟大焜曾奏请添置输机仿照西法鼓铸，但他又怕力有未逮，而提议仿照私铸的办法〔37〕。大概他指的是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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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吉林曾用机器铸造银币的铜样。九年慈禧叫当局买洋铜交机器局铸钱，户部称不便，乃叫李鸿章在天津开铸。大概没有照办。闽浙总督杨昌浚在光绪十一年就请利用船厂输机铸钱，每枚重八分五厘。据说行得很成功。但这种钱没有遗留下来。所见宝福局的机器钱都是三分重的小钱。恐怕是后来铸的。十三年政府叫直隶、江苏等省从事铸造机器钱〔38〕，直隶宝直局有几种机器钱，其中有大样的可能是当时所铸。江苏宝宁局有机器钱。广东的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计划铸库平一钱的机器钱〔39〕，到十五年才正式开铸。这种机制钱同白银有固定的比价，民间愿以银易钱的，可以到各银店兑换，愿以钱易银的，也可以到官钱局去兑换，都是每千文换银一两，所以是一种银钱两本位制。这种钱背面原为“库平一钱”四字，但光绪帝的朱批，叫改用宝广两个满字，不用库平一钱字样〔40〕。实际上两种都有铸造，而且铸得很多，曾广泛流通。可见在获得北京政府核准之前，已有铸造。另有当五和当十两种，大概系样钱或试铸，没有正式流通。当十的重约八公分六，合库平二钱三分。宝广局似乎还曾代宝源局铸造过机器钱，因为制作同宝广局的一样。宝津局在光绪十三四年还是以土法铸钱，到二十二年四月才由机器局试铸。宝浙局在同年五月开铸。其他省局铸机器钱的还有宝泉、宝直、宝沽、宝吉、宝奉、宝武、宝川、宝东、宝漳、山东等，但重量并不一律。光绪十三年曾令京局和例应鼓铸制钱的各省以每文一钱为准，其他各省则照福建办法，每文八分五厘。可是实际上宝津局的重八分，宝浙局的重七分，奉天的重四分。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准每文重七分，次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每文六分。光绪三十二年广东改铸重三分二厘的机器钱。其他各省也未必遵照北京规定的标准。宣统年间广东福建等省的机器钱都是小型的。奉天曾用红铜铸造一种当十的机器钱，正面也是光绪通宝，背面环以“奉天机器局造紫铜当十钱重二钱四分”字样，这可以说是向当十铜元过渡的一种形态。安徽曾试铸一种当十的机器钱，大小完全同后来的当十铜元一样，只是中央有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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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不但在钱币的铸造技术上有大的改革，而且在钱币的形制上也发生一次革命。中国自秦汉以来，差不多完全使用方孔钱，例外很少，例外都是不重要的或暂时的。清末的钱币没有方孔了。“孔方兄”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感情，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这一革命，不限于中国，它是整个方孔钱体系内的革命。日本在明治维新（公元1870年）以前就开始了这次革命，铸造一些椭圆形的铜币，但方孔钱继续流通，直到明治维新制定新的币制，才完全采用了欧洲式的钱币。朝鲜也曾改革它的币制，于光绪十七年发行没有方孔的新式钱币。越南对旧的货币文化保持得久一些，虽然它铸造新式银币远在日本和朝鲜之前，可是它的方孔钱一直铸造到最近，在20世纪的中叶，它还铸造了保大通宝的机制方孔钱。它的银币上也保留了旧的货币文化的痕迹，最早的银元仍叫通宝，如明命通宝和绍治通宝。有些绍治通宝中间仍加方孔。稍后的嗣德通宝也有方孔。从整个历史看来，越南铸造的方孔钱的种类和数量较多，一般人民使用方孔钱的习惯，也更加根深蒂固。中国虽然在清朝政权被推翻以后，基本上不再铸造方孔钱了，但方孔钱的流通，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偏僻地区，还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纸币贬值的时候，它们又重新进入流通领域。就是在朝鲜，各种方孔钱，也继续流通到20世纪〔41〕。印尼一些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使用方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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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广东开始铸造铜元。每枚重二钱，铜百分之九十五，铅百分之四，锡百分之一。正面为光绪元宝四字，中间没有方孔，而有宝广两个满字。下面靠近外郭有“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字样。背面是蟠龙花纹，下面近外郭有英文“KWANGTUNG ONE CENT”（广东一分）字样。可见最初的铜元是对银币作价，大概是想用作辅币。后来把背面的ONE CENT改为TEN CASH（十文），而正面不变，于是正面的中文是对银作价，而背面的英文是对制钱作价。到光绪三十年才把正面的“每百枚换一圆”的文字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后来这种铜元成了一种实币，对银币没有一定的比价，可是对制钱却始终是十与一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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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铸铜元制作整齐精巧，大受人民欢迎，而政府也获大利，因此各省先后仿行。到光绪三十一年有十二省铸造铜元，计有广东、直隶（北洋）、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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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新式铜币，面额分为五等，即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根据光绪三十一年七月颁布的《整顿圜法章程》，铜币的金属成分是铜百分之九十五，铅百分之五；或铜百分之九十五，铅百分之四，锡百分之一。重量则当二十的铜元重库平四钱，当十铜元二钱，当五一钱，当二四分。当时当二铜元没有铸造，当一则用制钱。但后来北洋和湖北等省局曾铸造一文的小铜币，福建有二文的小铜币。而在流通方面，最通行的是当十铜元，即所谓单铜元或单铜板。当二十的铜元或双铜元只行于北方和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当五很少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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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在中国不过通行二十几年，但种类繁多，千变万化，在中国钱币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不过重心在于当十铜元。因为当十铜元在各种铜元的总额中，要占百分之九十七八。当二十的不到百分之二，其余如当五和一文、二文，都不到千分之一〔42〕。清朝的这种铜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光绪元宝，一类是大清铜币。光绪元宝花样板别最多，正面中央的文字是光绪元宝四字上下右左分列。上缘为铸造的省名或地名，或写某某省造，或单写局名，计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北洋、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浙江、山东、吉林、奉天、江南、清江、新省等。下缘是作价，或对银圆作价，如广东初铸的铜元是“每百枚换一圆”，或对银两作价，如新疆所铸是“市银二分五厘”。大部分是对制钱作价，但措辞各种各样，单是湖南省造的铜元就有许多种写法，有“每元当钱十文”“当十黄铜元”“当十铜元”“当钱十文”“当十”。此外大都还有满文标明铸局，或置于中央，或分列两旁，但北洋和清江等局所铸，只有光绪元宝四个满字在上缘，没有满文局名；江南省造的则有满文在背面的。至于新疆省的有些有回文，有的则全是汉文，既无满文，也没有回文，也没有英文，这是一个奇特的例外。其余的当十铜元，背面周围总用英文标明省份和作价，作价时一般都用“TEN CASH”（十文），可是吉林作“TEN CASHES”，而安徽有作“ONE CEN”和“ONE SEN”的。背面的图形是蟠龙纹，这是最千差万别的，蟠龙的形状，龙旁的云朵和边缘的星点，都变化很多，钱币收藏家根据这些小分别而整理出许多板别来。每省总有几十种。至于大清铜币倒比较简单统一，最中央是一个小字或两个小字，代表省名，计有湘、赣、鄂、汴、直、苏、皖、闽、粤、川滇、川、滇、云、浙、奉、宁、吉、东、淮等，也有无地名的。上端是大清铜币四个满文，满文的两旁是年份如丙午、丁未；左右边缘分列户部二字，后来有用度支部三字的。也有把丁未二字放在户部二字的地位上的。下面一律是“当制钱十文”。背面中央也是蟠龙，变化比较少，上缘是“光绪年造”或“宣统年造”，下缘是英文“TAICHING TI-KUO COPPER COIN”（大清帝国铜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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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钱币形制的变革，差不多比得上秦始皇的一次变革。秦始皇把各种大小的刀布改为方孔圆钱，肯定是前进了一步；清末把方孔钱改为没有方孔的铜元，就不一定是进步了。作为一种具体措施，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当时流通的钱币，轻重参差，大小不等，一律改用机器制造的铜元，确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对当时的货币流通，也发生一些好的作用。但在长期看来，这种变革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方孔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这种传统完全没有打破的必要。从艺术的角度看来，欧洲式的钱币，是雕刻家的园地，特别是人像的雕刻。实际上欧洲的钱币艺术，是以人像雕刻为中心。中国美术家长久不重视人像雕刻，因而中国新式的银铜币上也不以人像为图形。清末只有四川卢比也用人像，那个人像就雕得非常坏。其他新式银铜币的图形也没有什么可取。当时如果用机器铸银铜两种或金银铜三种方孔钱，也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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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银和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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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币制，虽然是一种银钱平行本位，但从政府看来，重点是放在白银上〔43〕，而且有提倡用银的明白表示〔44〕。官俸也是以银计算和支付，不过官吏的收入，并不全是货币，还有禄米，可见实物经济的成分仍然存在，只是比前代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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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用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的一百年，国内大部分的地方，专用银块，虽然铸成锭形，但仍以两计算。第二个阶段是嘉庆以后的八九十年间，即19世纪的大部分，外国银元渐深入中国内地，在中国变成一种选用货币。第三个阶段是清末的几十年间，中国自己铸造银元，并赋以法偿资格。当然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里，银两还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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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的名称和形式，种类繁多，在乾隆年间，江南浙江有元丝，湖广江西有盐撤，山西有西鏪水丝，四川有土鏪柳鏪和茴香，陕甘有元鏪，广西有北流，云南贵州有石鏪和茶花；此外还有青丝、白丝、单倾、双倾、方鏪、长鏪等〔45〕，名目极多。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元宝，通常叫作宝银，也叫作马蹄银，因为像一只马蹄，大元宝每只重五十两。这种元宝也有各种形式，所谓方鏪长鏪就是根据它的形式而起的名称。第二是中锭，重约十两，也有各种形式，多马锤形，也有作马蹄形的，叫作小元宝。第三是小锞或锞子，像一只馒头，但也可以随意铸成各种形式，重一二两到三五两，也叫小锭。第四是散碎的银子，有滴珠、福珠等名称，重量在一两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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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白银的形式并没有法令上的规定，完全随各地的习惯和方便而定；银楼几乎可以任意铸造。所以轻到一钱或一钱以下的白银也有铸元宝形的。我见过库平一钱的小元宝，上面打了康熙年号，制作很规矩。另有雍正年号的小元宝，只有三公分重，制作比较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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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秤砝不统一，同是所谓两，种类也很多，各地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库平两〔46〕、海关两〔47〕、广平两〔48〕和漕平两〔49〕四种。库平是国库收支所用，为全国纳税的标准秤。海关两适用于关税，这是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成立海关以后采用的。广平是广东的衡法，因为广东同外国接触得早，所以比较重要。漕平是漕米改征折色以后所用的标准。这四种衡法本身也没有一定的标准，随时随地不同。大体上以海关两为最重，广平两次之，其次是库平两，漕平两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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