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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的成色，自古即不划一。清初政府虽以纹银为标准，但民间所用的白银，自很低一直到所谓十足，随时折合纹银计算，而纹银也不是十足的纯银，只是一种标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称为虚银两，实际流通的是宝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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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银就是指元宝，如苏宝银和武昌宝银等。从成色上看来，有足宝、二四宝、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等。所谓足宝就是一种标准的纹银。二四宝就是说五十两重的宝银，在流通的时候，要申水二两四钱，换句话说，就是五十两重的二四宝银所含的纯银，等于五十二两四钱纹银所含的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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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纹银是一种全国性的假想的标准银，成色是千分之九三五点三七四〔50〕，实际上并不存在。不过其他各种银两都是根据它来计算。例如上海商界用作计账单位的银两规元，其成色就是等于纹银的百分之九十八。所以称为九八规元。市面上的元宝，在支付时，先要折合成纹银，然后再换算成规元。例如一只二七宝银，等于五十二两七钱的纹银，再除以百分之九十八，所得的五三点七七五五就是合规元的数目，换言之，一个五十两重的二七宝银，等于规元五十三两七钱七分五厘五毫。不过上海是以漕平为标准。但所谓九八规元的九八，到底是指成色还是指重量，也没有人能说得出，虽然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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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元是上海的记账银两单位，天津的单位叫作行化，成色是千分之九九二。汉口的单位是洋例。这种银两单位的采用，本来是因为市面没有一种标准的货币，使商业上的计算很不方便。譬如上海，本是以西班牙的本洋为标准，但自本洋停铸后，来源断绝，乃采用过去豆商的计算单位规元为单位，用意和中世纪威尼斯的银行货币相同。然而各地有各地的标准货币，在全国看来，就等于没有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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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银的铸造，虽然多是银楼银炉的事，但有些机关用自己的名义发行宝银，如海关、官银钱局以及银行等。贵州官局曾发行估平足银一两的锞子。华俄道胜银行曾铸造一两以下小元宝几种，分一两、五钱、三钱、二钱、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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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铸成后，即送公估局鉴定，并用墨笔批明重量和成色，这样就可以照批定的重量和成色流通，所以可以说是一种铸币。但散碎的银子还是要随时计较。而且公估局的批定只在当地有效，到了外地，只能按实际含银量计算，换言之，即须另行鉴定。由于各地衡法的不同，各地都设有银炉，将外地运来的宝银或银条改铸成当地通行的宝银。这种银炉多为当地的钱业所设。在上海，宝银多是装成箱，大约六十锭一箱，重约三千两。直到清末，实际上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以前，上海各银行间的清算，还是用宝银。每日结算之后，即用人力或车力运送。由此可知：宝银是金融界和商界最重要的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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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银色的纷繁，我们可以想象流通时人民所感到的不便。尤其是散碎的银子，一次交易，要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折合计算〔51〕，不知要费多少心思；至于秤称的麻烦〔52〕还在其次。难怪人民乐于用钱；更难怪外国银元流入内地时，经过短期的试验后，便大受欢迎，而且作价高于它的实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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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银元，自明代起已流入中国。那时中国同欧美人已有接触，一方面有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广州、泉州、宁波等地经商，同时菲律宾的华侨，往来于中国和菲律宾之间，这些都是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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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曾限制外人只许在澳门贸易，但实际上他们的活动范围，一天一天推广，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的，也一天一天多了。当时的中外贸易，几乎是单方面的，因为中国人不用外国货，外国商人要买中国的丝、茶、瓷器，就必须用白银。所以他们到中国来的船，载的全是银元，而回去的船载的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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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除双柱外，还有杜卡通（ducaton）、埃居（écu）和所谓国家银元或国家塔勒。杜卡通是指威尼斯、佛罗伦萨和荷兰等地17世纪前后所铸的大银币。据说当时流到中国来的是威尼斯银元。埃居是法国钱币的名称，凡是币面有盾形的钱币都叫埃居，包括金币和银币，有各种大小。流到中国来的自然是大银元，重约库平七钱八分。大概上面有路易十四的像，路易十四和康熙帝约略同时。当然可能还有路易十四以前的银元流进来。所谓国家银元或国家塔勒是北欧和荷兰等国的银元的名称〔53〕。这些银元中，论成色，当时以杜卡通为最好，其次是双柱和埃居，国家银元较差，所以在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发生贴水的现象，每百元贴水五元。当时外国银元的流通，还是凭重量，而不是凭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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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外国银币更加通行，除了购买中国土产外，还有一部分是为中国的高利率所吸引进来的。当时广州的利率自年息一分八到两分，以复利计算；有大批的银钱自印度流入中国。在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的时候，估计广州商人欠外商的债在三百八十万元以上，而他们实际借到的本金或赊到的货物不过一百万元〔54〕。中国人称外国银币为洋钱，广东人则称之为番银〔55〕。乾隆初年在中国最通行的外国银币有三种：最大的是马钱，其次是花边钱，再次为十字钱〔56〕。马钱或马剑是荷兰（尼德兰）在1659年同杜卡通银币同时铸造的，每枚重约三十二公分，合中国库平八钱六七分。一面为身着全副盔甲的骑士，手舞宝剑，骑在马上。另一面为狮像。这种银币17世纪不会大量流出，因那时银价下跌。18世纪前半，银价上涨，于是大量外流。各省所铸，图形稍有不同，如同中国清末的铜元一样。花边钱是指双柱，因为自1732年起墨西哥城用机器铸造新式的双柱银币，边上有麦穗纹。当时的马剑是光边的，所以双柱被称为花边，这名称后来变成银元的通称。新式双柱的图形略有改动：两柱之间有东西两半球的图案，而且两柱上各有卷轴裹着，成$$形，这是银元记号$的由来。当时双柱有大小几种，都在中国流通。大的重七钱二分，小的有半元和四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和三十二分之一的，大概没有流到中国来。十字钱有许多种，因为十字乃基督教的教徽，自中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大小银币都用十字为图案或图案中的一部分。17世纪日诺亚的银币和西班牙的一种银币（cob dollar）上也有大十字。但中国在18世纪所用的大概是葡萄牙的十字钱（crusado），大号的重约五钱六分。此外，还有各种人像的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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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查抄和珅的家产，有洋钱五万八千元〔57〕，可见洋钱已流到北京了。当时清朝政府发觉外国银币流入，同时中国的银块则有流出，有人主张加以禁止。因为外国银币成色不过九成多一点，中国的银块是纹银，以为是十足的。中国人因为喜欢外国银币铸造得精致，所以看同纹银。外国人用银币和中国的纹银等量交换，运往印度加尔各答，可以赚钱〔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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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洋钱已深入内地，自广东、福建一直到黄河以南，都有流通。当时对于各种洋钱有许多名称，如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等〔59〕。其中除双柱和马剑以外，其余就不容易确定是指什么银元。大髻、小髻的名称出现于嘉庆后期或嘉庆以后，当时西班牙费迪南七世的胸像银元（铸于美洲）已有几种板别，发髻有大小，而查理三世和四世都是大髻。蓬头大概是指美国的早期银元。美国在1794年发行的第一种银元，上面的自由神是蓬头〔60〕。法国革命时欧洲船不能来华，美国商船在中国活跃，带来不少这种银元。至于所谓蝙蝠，大概是指墨西哥的鹰洋。中国人把鹰看成蝙蝠，也许是取其吉利的意思，蝠和福同音。后来中国自己某些戏制或试铸的金银币上，就有以蝙蝠作为图形的。外国银币上，似乎没有用蝙蝠为图形的。还有所谓三工、四工、工半〔61〕的名称，这也是指西班牙的查理银元，三工是指查理三世的银元，因为拉丁文的三字（Ⅲ）俨然三个工字的连写，而四工和工半是指查理四世的银元，因为拉丁文数字的四字有时写作ⅡⅡ，有时写作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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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流通过的外国银元，总有几十种。但鸦片战争前后那几十年间，最通行的莫过于西班牙银元，通常叫作本洋，包括双柱、两种查理银元和费迪南七世的银元，多是在墨西哥铸造的。人像银元，广东人也称之为佛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买茶，绝大部分是用本洋，因为英国政府禁止输出它本国的银币。自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到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那一百五十三年中，输入中国的银元和银块纯额有七千多万两，合银元约一亿。大部分是东印度公司输入的；中国输入鸦片，也是用本洋偿付。自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到道光十三年那二十七年间，单是东印度公司便输出七千多万元到印度去〔62〕。墨西哥独立以后，停止铸造本洋。中国各地久以本洋为主要的货币，现在来源断绝，于是发生申水的现象。后来上海就采用规元的银两单位，实际流通则用宝银，而墨西哥的新币鹰洋以及南美洲的各种银元也有流通。结果鹰洋代替了本洋的地位。但本洋在长江流域一带的势力，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尤其是在安徽，直到1900年，每枚还值白银九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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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洋是从1823年开始铸造的。上面有一鹰，嘴里咬着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这是墨西哥的国徽。墨西哥银币的图形，虽然常常有一点更动，但这国徽总是保持着的。所以通称为鹰洋，也有误称为英洋的〔63〕。鹰洋的成色比较好，而且多年不变。所以后来它的势力要超过以前的本洋，在中国各都市成了标准货币，许多早期的兑换券都规定以鹰洋兑现。自1877年到1910年墨西哥输出银元共四亿六千八百多万元，其中一大部分是流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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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因为禁止本国钱币出口，所以中国境内没有英国钱。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香港设立造币厂，铸造银元。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背面图形中有“香港银圆”四个中国字。但因含银量低于鹰洋，而香港的中国人用惯了鹰洋，所以同治七年便停止铸造，并将机器卖给日本政府〔64〕。后来这香港银圆也通行了。此外英国还在1895年在远东发行一种银元，正面有不列颠尼亚女神手持叉杖的站像，并有英文一元字样，背面有中文和马来文一圆的文字。这种银元多是孟买铸造的，但加尔各答和伦敦也有铸造，在上海、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由英国的银行发行出来，中国人称之为站人洋或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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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宋代以来，通用中国钱，到丰臣秀吉的时候，恢复了铸钱。在德川幕府时代，实行一种金银平行本位。明治维新（同治七年即公元1868年）后采用银本位，用从香港买来的机器铸造银圆，后来虽改为金本位，银圆仍继续铸造，在通商口岸使用，想借此驱逐鹰洋，当时日本市场也是盛行鹰洋。日本银圆，也有称为日本龙洋的，因为背面也有蟠龙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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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银元（trade dollar）是专供对远东贸易使用的，和本洋鹰洋的性质不同，本洋鹰洋在它们本国也是通行的货币，而且在南北美洲也普遍通行。美国同中国贸易，最初也是使用本洋。19世纪后半，因白银生产增加，于是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铸造贸易银元，币面是女神坐像，手中有一枝花，反面是鹰像。美国想用这种银币来抢夺鹰洋的地位，但成色低于鹰洋，所以终归失败，只行了十四年便收回去。这和1866年的香港银圆的情况一样，恶币驱逐良币的法则不能发生作用。这里人民的习惯或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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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外国银币流到中国，起初只当银块流通。但自19世纪初起，就凭个数流通，而不再加以秤称。这样一来，成色特别好的威尼斯银元和分量特别重的荷兰马剑很快就隐匿了。另外，这使外国银元的流通，又向前推进一步。中国朝野对这种情形，不能再完全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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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西汉的白金以后，只有金人的承安宝货，正式以银为货币。历代铸有金银钱。这种金银钱清朝也有铸造使用〔65〕，但不能算是正式的货币。正式的银币西藏铸造得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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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五十六年以前，西藏除使用碎银之外，由廓尔喀人和巴勒布人铸造银币运到西藏从事贸易。每枚重约库平一钱五分，大概就是章噶。乾隆五十六年清朝军政当局曾在商上铸造这种银币。但廓尔喀人的银币成色比较好，而巴勒布和商上所铸的银币成色比较差，所以廓尔喀人想提高他们的银币的作价。清朝政府乃决定改革币制，在西藏设局铸钱〔66〕，分为三等。大的每枚仍重一钱五分，六枚当纹银一两；中样的每枚重一钱，以九枚当纹银一两；小样的每枚重五分，以十八枚当纹银一两。三种银币都有一成的铸息，作为铸造费。民间使用须补足差额十分之一，叫作“水火工钱”。廓尔喀人所铸银币作为纹银流通，而巴勒布旧钱和商上所铸的银币，则以八枚当纹银一两。新币正面用汉字铸乾隆宝藏四字，背面用唐古特字，也是乾隆宝藏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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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银币中，只有一钱和五分两种银币流通顺利，一钱五分一种受到阻碍，因为同是一钱五分重的银币，旧铸的每两银子可换八枚，新铸的只能换得六枚，所以商民不肯接受，当局不得不停铸一钱五分重的一种，原有的一钱五分重的银币也以九枚作银一两〔67〕。实际遗留下来的，以一钱重的一种为多。大概因为五分重的一种铸息比较低，所以少铸。不过这些银币的实际重量大都不合标准，等于是一种价值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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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币除乾隆宝藏以外，还有嘉庆宝藏和道光宝藏。这些银币，成色很好，但钱身很薄，俗称薄片。薄片的币面不但有汉文，而且中央还有一方形框纹，象征方孔，只是没有打穿。钱币上面不但有年号，而且还有年份。如最初所铸的，边缘上有“五十八年”四个汉字，分列在上下左右。后来还有五十九年、六十年两种。但乾隆以后，似乎并不是年年鼓铸，至少没有反映在钱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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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乾隆年间广东布政使即已允许银匠仿铸洋钱〔68〕。嘉庆年间（18世纪末）银业方面曾仿造新式银元，以本洋为模本，后来因成色花纹不划一，且有贬值的现象，终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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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各地曾仿铸本洋，有所谓广板、福板、杭板、苏板、锡板、土板（江西所铸）、吴庄、行庄等名称，成色很低〔69〕。这些都是仿造，在中国的币制上，没有什么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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