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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因苏常各府民间喜用洋钱，曾自铸七钱一二分重的银饼。起初也曾通行，不到一年，因伪造很多，终废不行〔70〕。市上拆之为零银。关于这种银饼的形制，不得而知。根据各家的记载，似乎不是仿造本洋。道光十三年林则徐在奏折中曾提到有人建议铸造五钱重的道光通宝银钱，两枚合纹银一两〔71〕。这一办法大概没有实行，因为重量和七钱一二分的银饼不符。有人说，他的银饼“其形如棋”，重七钱三分，市缠用而未行〔72〕。似乎是一种厚而小的银饼。又咸丰五年周腾虎说林则徐的银饼“其制渺小，全无法度”〔73〕，不知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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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早期新式银元中，最重要而且还有留传下来的是福建漳台一带所铸的几种。根据它们的图形和文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寿星、如意和笔宝等图形，另一类没有图形而有花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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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中，以寿星银饼为最早。正面铸一寿星像，手执拐杖。左边有篆书“道光年铸”四字，右边有“足纹银饼”四字。寿星的腹部有“库平柒弍”四字。背面中央有一鼎，上下右左有（台湾府铸）四个满字。边纹为，这种字有大小两种。重量都是库平七钱二分，有不合这标准的当系后来减重的结果。这种银饼的铸造年份和历史背景都不见于文献记录。但由于这一类的银币多是作为军饷发放出来，所以人们很容易把它同军事行动联系起来，特别是人民的起义。道光十二年有张丙、陈办等人在台湾嘉义县起事，凤山也有人起来响应。但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道光十七年台湾有禁止纹银出洋的令〔74〕，这一禁令可能作两种解释，一方面它可能说明那时还没有铸造银币，但另一方面它也许正说明禁止纹银出口是为了铸造银元。也有人说，它是道光十七八年张温在台南州新党郡起事时所铸的，甚至说在道光二十二年以后，逐渐减重，二十五年减轻百分之五〔75〕，这话不知有什么根据。银饼的减重是事实，但可能是恶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因为寿星银饼的成色很好，而当时流通的外国银元只有九成，每枚含银还不到七钱，所以后来寿星银饼的重量减到七钱以下。这种银饼遗留下来的都是凿痕满面，完整的很少。背面有两个小戳印，文字不可识，大概是银号的名称，是通过它发行出来的。其他凿痕则是在流通过程中打凿上去的，以验真假，这是当时的习惯。寿星银饼是现存中国最早的银元，在东亚也是铸造得比较早的。越南的明命通宝铸于道光十三年。暹罗的郑明通宝大概也是那时铸的，可能还要晚几年。缅甸的卢比铸于咸丰二年。柬埔寨的银元铸于咸丰十年。日本的龙洋铸于光绪十四年。寿星银饼不但有各种轻重，而且有各种板别。如寿星的线条、衣褶，文字的笔画，零星的花饰等都有差异。背面的鼎有虚线实线之分。然而由于凿痕太多，研究起来，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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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银饼正面为一对交叉的如意，右左分列“足纹通行”四字，背面有一聚宝盆，盆内有灵芝、万年青等物。盆腹有一“宝”字，右左分列“府库军饷”四字。两面周围都有回纹花饰，边纹仿本洋。重六钱八分。正面在如意的上端有“升平”二字的戳印，下面有“六”字的戳印。这些戳印不是铸造时打的，也不是在流通过程中商店所打的，而是在发行时由发行的银号所打的，所以有一定的意义。大概“升平”就是发行银号的名称。这种银币上没有年份，也没有年号。看它的重量，应当是在寿星银饼之后，因为同减重后的寿星银饼相同。有人说是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林恭在台湾凤山县起事时县衙门铸造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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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宝银饼正面有一对交叉的笔，中间横贯一枝如意；右左分列“府库”二字，下面有“六八足重”四字。另一面也是一聚宝盆，盆腹有“宝盆”二字，盆外左右分列“军饷”二字，下面有“足纹通行”四字。两面周围有锁壳纹花饰，边纹也仿本洋。重量也是六钱八分，但有较轻的。在笔宝图案上面有“通记”“粮”“库”等字的戳印，也是发行单位所加的。这种银币同如意银饼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不但同在台湾发现，而且时间也应相近。有人说是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三月戴潮春在彰化县起事时所铸，但上面明明有“府库”二字，而且聚宝盆中的万年青是清朝万年的意思，应当是官方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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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戴潮春起事有关的一种银币大概是另一种寿星银饼。正面也是寿星像，显系仿道光年间的寿星。右边有“嘉义县铸”四字，左边有“同治元年”四字；背面中央直书“军饷”两个大字，两旁分列“足纹通行”四字。重六钱八分。戴潮春曾围攻嘉义县有两三年之久。所以这种银饼也是官方所铸的。但只发现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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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图形的银币有三种。第一种正面上部横列“军饷”二字，下面是一个花押，很像是“谨慎”二字的合书。背面有“足纹通行”四字。这种银币虽然除文字外，没有别的图案，可是两面都有花星，花星数目有多有少，或面背各二花，或各四花，或各六花，有时另外有字。以二花的比较多，有两种边纹，也系仿本洋，或稍加变化。重量都是七钱二分。这种银币有两种制作。一种小而厚，一种大而薄；小的一种文字高挺，大的一种比较平夷。两种的文字、花押、花星和边纹都不相同。例如上面的“通”字，小的一种头部作“”，俗称头通；大的一种为“”，俗称头通或方头通。只有小的一种上面有字。又如花星，小的一种有蕊，大的一种没有；换言之，小的一种，花星由五笔构成，大的一种由四笔构成。两种正面都有“协”“昌”两个小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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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种同第一种差不多，更加简朴，没有花星。“军饷”二字改为“漳州军饷”四字，花押和边纹也不同。一种是斜纹边，一种是锁壳纹边。两种花押都难识，过去有人说斜纹边的一种是“曾”字，是同治三年曾国荃在漳州打败太平军后所铸；锁壳纹边的一种是“左”字，是同治四年左宗棠攻占漳州后所铸〔77〕。也有人把所谓“曾”字看作“为七十四”或“为七钱四”的连书。据说漳州民间把这些银币称为郑成功大元〔78〕。这些都是穿凿附会。这两种银币不仅花押不同，还有制作上的差别，斜纹边的一种小而厚，锁壳纹边的一种大而薄；小的一种通字也是“”头，大的一种也是“”头。所以从这一点看来，似乎两种漳州军饷和“谨慎”军饷是同一地方的两个炉局所铸造的，好像其中一炉先后铸造小而厚的“谨慎”军饷和斜纹边的漳州军饷，另一炉先后铸造大而薄的两种。但谨慎军饷只在台湾发现，漳州似乎没有〔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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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简朴的军饷银币的铸造年代很难确定。但上限不能早于乾隆。首先，从货币流通的角度来看，乾隆以前不大可能铸造这种库平七钱二分重的银币，这种重量是本洋的重量，一定要本洋在中国取得凭个数流通的资格以后，中国人才会仿铸。而一直到乾隆初年，外国银元还是凭重量流通，所以同时有各种轻重的银币在流通，马剑每枚在库平八钱以上，葡萄牙的十字钱只有五钱多。实际上，许多外国银币被改做成银锭。台湾曾被荷兰人占领过，情况可能有点特殊，但据文献记载，还是在西班牙的王面银元通行后，贸易才以此为准〔80〕。所谓王面银元是指查理三世的银元或以后的银元，那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始铸造的。这以前，美洲没有铸过有头像的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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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从钱币制作上来看，这些军饷都有边纹。“谨慎”军饷的边纹显然是仿查理三世的银元，只有微细的差别。两种漳州军饷的边纹不是仿本洋，斜纹边是仿荷兰的马剑，锁壳纹边可能是受本洋边纹的启发而设计出来的。总之，钱币上铸边纹不是中国自己的制度，而是外来的制度。英法两国的钱币，在17世纪就有加铸边纹的，但铸的是文字，同军饷上的边纹没有关系。福建漳台一带所流通的外国银币，自明末以来就是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所铸的银币经过菲律宾流进来的，这点有文献资料和出土资料来证明，文献资料有《东西洋考》和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对西班牙国王的报告等。而且台湾出土过早期的这种银币。美洲早期所铸的银币是老双柱和切币（cob dollar），两者都是光边。到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才使用螺旋滚压机铸造有边纹的新式双柱，这种边纹为麦穗纹。当时荷兰的马剑还是光边，所以新双柱流到中国来就取得了花边的称号，这是乾隆初年的事。当时双柱只是许多外国银元中的一种，还是各种大小的外国银元混合流通，凭重量合成银两。而军饷的边纹也不是仿这种双柱的边纹，而是仿乾隆三十七年开铸的查理三世银元的边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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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军饷银币的铸造时期，如果看得早一点，也许同乾隆五十年林爽文的起义有关，因为自郑成功抗清失败以后，以林爽文的起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那一次起义是福康安镇压住的，几年后他又在西藏铸造乾隆宝藏银币。然而这只是一种随便的假设，没有别的根据。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军饷的制作简朴，就以为它们必定是在寿星银饼之前。钱币的制作同铸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关，如物质设备、技术水平，以及时间的缓急等。实际上，同治元年的寿星银饼就比道光年间的寿星银饼更加简率。在林爽文之后，台湾有过许多次抗清事件，漳台一带一定经常驻有重兵，随时都可以铸造军饷银币。据说道光二十四年漳州试铸过银元，初铸重七钱四分，后减轻百分之五，而且很快就退出流通〔81〕，这就很像是指漳州军饷。该年台湾有洪协起义。两种漳州军饷应当是同时同地所铸，甚至“谨慎”签字的一种也可能是同一地方铸的，只是炉局不同，或时间稍有先后。上面的花押或签字只是监铸人员的标记，重要性不大。要对漳台地区的历史作一番彻底的调查研究之后，才可以作出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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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十月浙江巡抚黄宗汉说要查照福建省章程增造银洋钱三项，由票局推行。这里所指福建所造的银洋钱，不知是不是指上面那些军饷银币。也许它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副产品。虽然台湾地区历代都有人起义，但咸同年间特别多，而且都是一些民间的秘密组织如八卦会等所主持的。可能是受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鼓舞。不过由于这些银币上或者有满文，或者有清代年号，或者有万年青等物，应当是官方所铸，而不是起义者所铸。张温自称兴明大元帅，如何肯用满文和道光年号呢？万年青是清朝万年的意思，更和起义者的希望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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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底，上海有几家银号曾发行银饼，饼上只有文字，没有图形。文字面背都是四行，每行四字。正面是“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某某某足纹银饼”，背面是“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银匠某某造”。面额分一两和五钱两等。发行一两银饼的有王永盛、经正记、郁森盛三家，但郁森盛所发行的又有两种，一种银匠为丰年，一种银匠为平正。发行五钱的只有经正记和郁森盛两家。这种银饼的铸造经过也不知道。据说是用钢模铸造的，曾流通半年，主要是用来发军饷，后因仿铸很盛，成色低劣，很快就停铸了〔82〕。发军饷和仿造的说法得不到旁证。因为这些银饼不见有当时的仿造品遗留下来，所见的仿造品都是后人所为，容易辨认。在上海市场，一直到咸丰初年，还是以本洋为主要的货币；咸丰元年，本洋供应不继，上海才改用南市豆行的计算单位规元银两，而实银则用漕平，咸丰银饼的重量正和漕平两接近，即三六点六五公分〔83〕。也许这种银饼的铸造，是由于本洋的缺乏，而其他各种外国银元重量成色都不划一，数量也不够多，乃采用规元的银两单位，并由三家银号试铸银饼，以作实际支付流通，当然也可能用来支付军饷，当时上海的形势是：小刀会占领上海等地之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同苏松太道台吴健彰勾结，夺取了上海海关的行政权，成立了上海工部局，并联合镇压小刀会，使小刀会的军队不得不于咸丰五年二月退出上海。这是铸造银饼的前一年。但小刀会退出之后，太平军还在上海附近，随时准备进攻上海，清廷自然会准备应付。在这种情况下，铸造银饼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几种银饼全是咸丰六年发行，没有其他年份的，而六年的银饼，数量也不多，这就证明行得不是很顺利。也许租界中的外国人曾加以阻难，他们是支持外国银元的。后来墨西哥的鹰洋取代了本洋的地位，但规元的计算单位却保持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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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宝苏局曾用钢模铸造咸丰通宝银钱，背面有满文宝苏二字，上下有丁巳的纪年。重七公分。同治年间有同治通宝，更精整，同机器铸币没有区别。背面穿上有寅字，似乎是指同治五年。左右有福寿二字，大概是祝贺用的。但对于研究中国的铸币制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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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香港因自铸银元失败，为了开展它的造币厂的业务，曾企图替上海铸银币，并代为设计上海一两的银币的图形，上面竟有英国的国徽，没有被清廷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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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有些地方的银号曾铸造七二银饼，制作很原始，也许同古代银饼的形制差不多。上面只有戳记，标明地名、银号名以及库平七钱二分等文字。铸造时期不明，大概因当地一时缺乏通行的外国银元，以此来代用。发行这种银饼的有鄞县、萧山、钱塘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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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湖南长沙曾铸造许多种银饼。这种银饼在形制上同福建、台湾等地的银饼大不相同，也不同于浙江的银饼。其特点是饼小而厚，上面只有文字，周围环以点线。发行单位有四，即阜南官局、湖南官钱局、大清银行和长沙乾益字号。阜南官局设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银饼是光绪末年的东西。乾益字号是一家私人银号，它的银饼同阜南官局的银饼比较多。光绪二十九年成立湖南官钱局以后，主要靠发行钞票，银饼流通渐少，所以铸得不多。这种银饼的面额大概是自一钱到一两，只有一两的比较多些，其余都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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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贵州和山东等省也曾铸造银饼。贵州有贵州官局估平足银一两和贵州官钱局的一两，都是锞子形。黎平官局也有铸造。光绪十四年贵州官炉铸造黔宝，重七钱二分，仿新式银元，但图形为中国式。十六年又有新铸，图形又不同。山东于光绪十六年由山东制造局铸造足纹一两的银饼，较新式银元小而厚，但比湖南银饼大而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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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台湾有一种壹两银饼〔84〕，正面中央有“壹两”二字，直书，环以圆圈，圈外上下右左有“足纹省银”四字，四字之间有一回字花饰，边缘又有一圆圈。背面也是双圈，中央有一老虎坐立翘尾的图案，下面左右有宝台两个满文。这种图形同当时钱票上的图章一样。我只见过拓本。据说重量不到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