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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中注入的资产通常都是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或者其他公益性资产，因此不少融资平台公司尽管资产规模较为庞大，但是基本没有可持续的赢利能力。为了维持融资平台公司的后续融资能力，有时地方政府也需要采取向融资平台公司临时注入资金剥离债务的办法以降低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从而使其重新达到国家规定的项目资本金要求或者商业银行规定的融资准入门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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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次性注入资金剥离债务以降低平台公司负债率的做法之外，不少地方政府还会通过对融资平台进行持续的财政补贴以保证其实现账面盈余。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采取此类财政补贴措施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融资平台公司能够达到发行公司债券的准入门槛，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拟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主体具有明确的赢利要求〔6〕。例如：《证券法》规定发行主体“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公司债发行试点办法》规定发行主体“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平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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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土地储备扩充资产规模已成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常见操作手法，但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过程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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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所以向融资平台公司注入大量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或者其他公益性资产，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规模，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从而切实增强公司融资能力。除了注入各种基础设施或者其他公益性资产之外，最常见的美化融资平台公司财务报表的操作手法是以储备土地的使用权评估价值入账，迅速提高平台公司资产规模〔7〕。例如，根据重庆水投集团募集“09渝水投债”时发布的公开信息，对比该公司2005～2007年的财务报表可以发现，该公司的无形资产在2005年年末和2006年年末均不过1亿多元的规模，到2007年年末则迅速提增至40.65亿元；公司资产净规模也随之快速提升，从2006年年末的32.33亿元激增至2007年年末的78.5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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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200家目前发行城投债券的城投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负债表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发现，将大量的土地储备计入无形资产或者存货科目是这些融资平台公司普遍采用的会计操作手法。如表4-3所示，在这200家城投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当中，存货和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超过70％的有9家，超过60％的有17家，超过50％的有34家，超过30％的有96家。相比之下，前面提及的重庆水投的存货和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才不过22％。另外，根据我们对目前城投债发行较为集中的安徽、重庆、湖南、江苏、江西、辽宁、山东、天津、浙江等9个省区共144家城投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初步统计的结果，这些平台公司的存货和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简单平均值已高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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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发行城投债募集资金的平台公司资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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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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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及其使用权价值评估的高低与否以及评估结果的可靠性都跟所采用的评估方法紧密相关。但是绝大多数城投债发行公司在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恰恰对这一点最是语焉不详。由于信息披露不完全，我们从公开信息中无从判断土地价值的评估是否公允，甚至无从判断土地储备的具体状况究竟如何〔8〕。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方法来评估土地价值对最后的评估结果影响极大。例如，如果按照成本法进行评估一般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或虚高问题，但是如果采用市场比较法或者假设开发法就比较容易产生价值高估的现象。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几家融资平台公司会按照成本法进行土地估值；而储备土地被假定以25％甚至更高的年化复合增长率增值是假设开发法评估中较为普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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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权保全措施比较薄弱，信用贷款、财政违规担保及平台公司交叉互保的现象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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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除了资产质量良莠不齐、评估资产价值可能高估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贷款的债权保全措施极为薄弱。前面表4-1中列出的有关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担保方式的分类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末，在7.2万亿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当中，约有1/3为纯信用放款，其中将近60％为政府信用贷款；约有21％为保证贷款，其中以财政收入担保的贷款约占17％，融资平台公司交叉互保的约占40％（参见图4-12和图4-13）。而根据银监会最新一期通报信息的情况看，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7.66万亿元，其中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者本期偿还有严重风险（贷款挪用或贷款充当资本金）的贷款约占23％。从目前已经掌握的相关统计数据来看，此类融资平台公司的贷款偿付风险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参见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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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而言，获取银行信贷相比较于发行公司债券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平台公司不需要为获取银行信贷履行更为苛刻的信息披露义务，因而可以把问题隐藏得比较深。但是掩盖问题并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实际上不少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除了存在虚增公司资产、高估资产价值、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等违规操作之外，还存在公司设立不规范、用信贷资金充当资本金等其他一些问题。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存在把融资平台关联公司获取的银行贷款或者信托资金挪用来充当项目资本金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财力不足，拿不出足够的资金作为融资平台公司的注册资金或项目资本金，甚至采用把一笔资金来回转的办法，用同一笔资金充当几家平台公司的注册资金或者几个项目的资本金。不难理解，之所以会造成以上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融资平台公司本身就是地方政府在现实的资金需求压力下为绕开现行的体制与政策障碍而采取的变通手法。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等各种资产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政府担保方式组建融资平台公司，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从形式上满足金融市场的融资准入门槛，以便获取外部融资，进而能够将资金用于由当地政府主导的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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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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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金公司研究数据和公开披露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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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地方融资平台保证贷款的具体结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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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金公司研究数据和公开披露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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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分地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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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金公司研究数据和公开披露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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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监管部门正在按照“国发［2010］19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进行逐笔核实查对，要求从借款主体、担保主体、贷款管理等方面查找贷款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进行清理整顿，并采取整改保全措施；同时要求对融资平台公司实施分类管理，规定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将不得再从事融资业务；规定不得将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地方融资平台；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规定地方政府在出资范围内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从总体上看，这些规范性要求的出台既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现有债务，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继续过度举债的行为，从而起到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如果不采取此类果断措施，区域性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或将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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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09年6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合计设立了8221家融资平台公司，其中县级融资平台高达4907家，数量占比高达60％。截至2009年年末，在2.34万亿元新增地方融资平台项目贷款中，省级、地市级和县级平台的新增项目贷款占比分别为25.8％、49.1％和25.1％，同比增速分别为67.6％、76.3％和104.7％。考虑到地方政府行政层级越低通常其可支配财力越弱、内部操作越不规范从而其债务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也可能越低的问题，县级融资平台占据绝对多数并且新增项目贷款同比增速较高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从地区间的横向比较来看，地方政府行政层级的高低似乎还难以决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强弱。2010年以来，在浙江、山东等地相继开展的有关“镇级市”或“县辖市”的试点工作，尝试以一个城市的标准来建设和管理一个中心镇，正是在充分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基础上在县域经济发达地区推行的行政体制以及财权和事权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举措也提醒我们，不管是在评估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信用风险还是操作风险的过程中，单纯从融资平台公司所属的地方行政层级角度看问题，可能并不完全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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